從跳舞時代到眾聲喧嘩的台灣爵士樂軌跡

·8 分鐘 (閱讀時間)

Cover Story|爵士在台灣

從跳舞時代到眾聲喧嘩的台灣爵士樂軌跡
從跳舞時代到眾聲喧嘩的台灣爵士樂軌跡

文字 楊曉恩(爵士薩克斯風演奏家)

繪圖 GGDOG

近20年來,爵士樂在台灣似乎有著蓬勃的氣象,不但台北與台中都有大型且舉辦多年的國際爵士音樂節,兩廳院夏日爵士派對也即將邁入第19屆。爵士樂團與表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台灣爵士樂手們紛紛灌錄屬於自己的專輯,金音獎與金曲獎也有愈來愈多的爵士專輯入圍與得獎,大學音樂系開始有爵士主修課程,甚至到大賣場購物都聽得到爵士樂。

但台灣經過了什麼樣的變化,才有今天的爵士樣貌呢?

時間回到100年前的美國,牙買加裔的美國評論家J. A. Rogers在他1925年發表的文章〈Jazz at Home〉中,如此評論爵士樂:

「爵士樂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貧民窟裡的棄兒,是非裔美國人為了反抗汙穢與悲傷,而掀起的一場快樂起義(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精神,爵士樂才會成為全世界備受機器壓迫、成規束縛的現代社會,用以紓解痛苦、化解無聊的全球型安慰劑。」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幾個重點:首先,爵士樂是非裔美國人掀起的快樂起義;其次,爵士樂是全球性的;最後,爵士樂可以讓人逃脫現代社會的壓迫,並化解無聊與痛苦。如此看來,似乎很符合現代人對爵士樂的認知與想像。不過,爵士樂發展了100多年,形式與風格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而每一代的台灣人對爵士樂的看法也可能稍微有點不同;另一方面,殖民主義、地緣政治、與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是影響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要素。因此,本文將梳理在不同時空下,台灣接受爵士樂的軌跡。

日治時期:摩登的跳舞時代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將台灣建設為南進基地,將明治維新以來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文明輸入台灣,現代都會的雛形因此慢慢於各城市形成,而爵士樂(ジャズ)也如同其他西方文明如留聲機、咖啡店、百貨公司、體育活動等被帶入台灣。

1925年,由於電氣錄音技術的進展及資本不斷地湧入,使得日本的留聲機與78轉唱片產業大幅擴張,而當時,也正是爵士年代方興未艾的時候,許多歐美正紅的樂團如Paul Whiteman、Fletcher Henderson等,都曾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的唱片公司銷售廣告,ジャズ音楽(爵士音樂)、ジャズバンド(爵士樂團)、ジャズソング(爵士歌曲)等名詞紛紛出現。不過,相較起由國外輸入的「洋樂」,更多在台灣銷售的爵士歌曲是由日本生產的「日洋混血歌曲」,即翻唱外國歌曲並搭配日文譯詞,這樣的爵士歌曲捧紅了不少當時日本的爵士歌手,如二村定一、天野喜久代、川畑文子等。其中二村定一,更與井田一郎所率領的爵士樂團來台巡演,佳評如潮。

由於留聲機價格昂貴,並非一般平民老百姓消費得起,因此留聲機音樂會與在廣播節目中播放78轉唱片,就成了傳播爵士樂的途徑之一。台北放送局(JFAK)等廣播電台從1929年到1937年止,便經常播放爵士唱片,其中也曾包含Duke Ellington與Benny Goodman的唱片!

在1920、1930年代,爵士樂是現代化及全球化的都會象徵,也與當時的休閒娛樂密不可分,例如社交舞、Revue或歌舞雜耍表演及有聲電影。當時著名的女魔術師松旭齋天勝就於1925年帶領Dixieland爵士樂隊到台灣進行多場演出,場場爆滿。各地也經常有不定期的爵士與舞踊大會,其中,1932年在台北獲得經營許可的跳舞場有兩家,分別是台灣人經營的「同聲俱樂部」與日本人經營的「羽衣會館」,兩者皆有所屬的爵士樂隊駐場表演。而1930年由Paul Whiteman交響爵士樂團擔綱演出的音樂電影〈King of Jazz〉,更在台灣獲得許多回響。

縱觀爵士樂在日治時期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主要跟日本雷同,都是標誌著摩登的概念,此時所輸入的爵士樂也以當時席捲全球的流行文化為主,如Paul Whiteman的唱片與電影。而爵士樂及社交舞所帶來的兩性接觸,突破傳統的新鮮感讓年輕人趨之若騖,卻也飽受衛道人士的批評。不過,爵士樂在台灣的熱潮,隨著戰爭局勢緊張而從1940年開始漸漸消失於檯面上,後來更被冠上「敵性音樂」之名,遭受取締,直到二戰結束。

戰後戒嚴時期:歌舞昇平的熱潮年代

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並於1949年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至台灣。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為了圍堵蘇聯共產勢力,建立了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地緣政治,在台灣駐軍直到中美斷交。30年間,台灣一方面壓抑在戒嚴統治的氣氛之下,資訊不透明,但另一方面則是大量接受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各種宣傳與影響。

台灣當時透過美國接受爵士樂的方式,主要有報刊雜誌、美國新聞處舉辦的活動與製作的廣播節目、美軍電台、美軍俱樂部及美國國務院促成的爵士樂手訪台音樂會等。由美國組織來訪的音樂大使,除了美國第七艦隊及第十三航空隊等軍樂隊之外,計有Jack Teagarden、Benny Goodman、Louis Armstrong(僅在美軍俱樂部演出)、Glenn Miller Orchestra(由Ray McKinley領導)、Lionel Hampton Show Band、Duke Ellington等,其中Glenn Miller樂團演出最為轟動,獲得最多迴響。另外,來台於美軍俱樂部駐演的菲律賓樂手,也因為與台灣樂手有密切互動,而影響台灣爵士樂壇甚多。除了收聽廣播節目播送的音樂外,因正版唱片昂貴且不易取得,當時的樂迷主要購買翻版黑膠唱片,但翻版唱片的選曲策略偏向排行榜的熱銷曲目,因此也容易流於商業化。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遷台,也帶來了上海時代曲的懷舊文化。隨著電視如《群星會》等節目開播,帶動了國語流行歌的成長,也促進了歌廳、夜總會文化在城市的蓬勃發展。

上海在二戰前是亞洲最繁榮的通商口岸,不但被稱為十里洋場,在日治時期也有「魔都上海」之稱,歌廳、舞廳櫛比鱗次,到處都是來自蘇俄、美國、菲律賓、日本的爵士樂手,上海時代曲也在此時被催生。因此,戰後國語流行歌曲還未產生新創作之時,由爵士大樂團伴奏的上海時代曲順勢成為懷念祖國大陸的鄉愁,而爵士大樂團的編制也成為1960年代中期,各大飯店、夜總會邀演的對象,甚至成為三大電視台的基礎編制。

上海百樂門式的演出模式,加上Glenn Miller及Benny Goodman等傳記電影在1950年代中期所帶來的美式懷舊效應,使得Swing及Big Band成為台灣60、70年代爵士樂的明顯主軸。不過,也有少數爵士愛好者,如作曲家李奎然,或小號手蔡輝陽,用不同的角度來看爵士樂,分別成立了「台北現代爵士樂協會」及台北「藍調」爵士咖啡屋。

解嚴之後:多元話語權的資訊年代

中美斷交之後,台灣在1980年代逐漸走向開放,國內唱片業者陸續爭取國外唱片代理,正版唱片變得可以取得;報禁及廣播限制也在1987年解嚴不久後開放,1995年台北愛樂電台設立,並開始播放深夜的爵士音樂節目。隨之而來的是1990年代中期校園網路BBS的興起,許多爵士樂愛好者開始在BBS上聊音樂,爵士樂也在這一波資訊開放的浪潮中被重新演譯。

戒嚴時代的話語權,由政府審查機制及美國冷戰外交政策所掌控,爵士樂被形塑為美國的古典音樂及民主價值;解嚴之後,民眾開始取得話語權,爵士樂隨著漸漸融入我們生活的自由民主體驗,重新定義了台灣的都會生活,也落實了爵士樂原本的意義,也就是J.A.Rogers所說的「自由」與「全球性」。

經歷日治時期摩登的跳舞時代、戒嚴時期歌舞昇平的幻象年代,以及解嚴後多元流通的資訊年代,在愛好者對爵士樂饑渴追尋地推波助瀾下,爵士樂於21世紀的台灣,似乎達到前所未有的氣象。如今在全球化的數位年代,問題的重點不再是如何取得資訊,而是我們如何在資訊爆炸的年代,選擇並決定自己想要的。爵士樂在台灣,未來將從我們如何定位自己,而決定與世界互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