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虬髯客傳〉看東方政治哲學：若是相信一人之力，我們在李世民面前都只是個女人

文：黃森茂

唐代傳奇小說〈虬髯客傳〉是一篇充斥著封建天命觀的文章，作為其中重要的女性角色紅拂女，不計其數的詩文歌詠，最終只是作者拿來烘托男性霸權的綠葉。女性（陰性、順從）／男性（陽性、主導），構成這篇小說一浪高過一浪的角色登場。

首先，新登場的角色都先以一種陽性化的角色，對原始權力中的舊陽性進行叛離；舊有的陽性角色隨之喪失主體性，自我陰性化，成為新角色收編的政治對象。而所有角色最終都要指向一個唯一的陽性ーー李世民，以完成作者天命不可動搖的寫作命題。

有趣的是，當我們細究作者的書寫策略，政治勢力的對抗與馴化，卻讓我們看到東方政治哲學的展現。

一、老邁的陽性

小說前段率先登場的一幕，是由帝室重臣楊素與一介布衣的李靖展開。楊素身旁姬妾羅列，由美人捧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與他形成對峙的是一介布衣，藉藉無名，徒有抱負，卻身無長物的李靖（史實上李靖並非布衣，可見小說為了某些書寫策略故意如此改編）。小說隨後安排楊素踞床而見，不能禮賢下士；而李靖直斥其非，公然挑戰這個禮異人臣的權力者。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1905）有一個有趣的理論。他分析男性陽萎的原因，提到：

患者對於母親和姊妹的亂倫心結無法克服，於是成年後重新激發了嬰兒期的痛苦經驗，再加上別的原因，最後導致他在女性面前性力不足。

我們把佛洛伊德的說法拿來對楊素的小說形象進行分析。我們會發現，紅拂女評論這個老邁男人「屍居餘氣」，「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眾」，其實正指出楊素「政治陽萎」的形象。楊素在隋末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差弒帝上位，成為實際的統治者。但這種「政治亂倫」的欲念，他並未實際遂行。小說描寫他「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就說明他因為無法更上一層，無法遂行政治亂倫，故而生活放蕩，如行屍度日，喪失政治上的欲力。

後文裡虬髯客好奇，以李靖一介寒士，如何吸引紅拂美人。虬髯客的好奇，亦是讀者的好奇。李靖自己回答：「靖雖貧，亦有心者焉」，這個心，就是一種政治上的企圖心，政治上的欲力。他在楊素面前騁辯，散發想要幹一番大事的念頭，正是這股強烈的欲望吸引了紅拂女的追隨。

這說明兩股政治勢力對抗時，並非全然由財力或權力高的一方獲勝。要獲得支持，本身還要具有強大的政治欲力。這種政治欲力最容易被投射在年輕的政治人物身上。老邁的政治人物，反而給人缺乏政治欲力的形象。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5年日本的眾議院選舉，當時的總理小泉純一郎為了能夠順利推動郵政民營化，針對其中幾位自民黨議員，開始送出刺客（刺客を送り込む）試圖在選舉中，拉下反對的議員。最終成功讓83名新人議員當選。這樣的策略，以年輕沒有包衭的政治人物，入主舊有的政治地盤，撼動了日本的政界。

刺客政治、美女政治，對派閥政治、老人政治本身就是一種結構上的顛覆。老邁的「陽」，既喪失願景，就自我陰性化，無法凝聚舊有的勢力。即便擁有權力與財富，也如屍居餘氣的空殼。

二、換了位子掉了「腦袋」

小說的中段李靖與紅拂女兩人投宿靈石旅舍。李靖刷馬，紅拂梳髮。馬是陽性的隱喻，髮則是陰性的象徵，二者在空間上構成了一個穩定的結構。但小說安排了一場結構的破壞旋風，讓虬髯客突然闖入這個空間，佔據「床」這個位置，斜躺看紅拂女梳頭。

「床」就現代漢語的用法來看，可以解釋為睡臥的地方。虬髯客闖入，就文學解讀而言，可以說介入這組陰陽關係之中，大有搶奪人妻（陰），殺掉人夫（陽）的意圖。

就「床」的古文用法來看，《太平廣記》有大量的記載，指出床是「貴人當案而坐」，是尊貴者的座次。所以，虬髯客搶佔旅舍裡的尊位，暗示小說必然要解決舊有的「陽」與新闖入的「陽」之間的衝突。下文裡，我們看見三人結拜之後，李靖把自己新獲得的妻子留在旅舍單獨與虬髯客相處，自己則外出採買食物。

就空間的權力結構來看，新闖入的「陽」（虬髯客）和舊有的「陰」（紅拂女）形成新的「陽——陰」結構。而舊有的「陽」（李靖）則被驅離原有的權力空間。

李靖買完胡餅，小說設計由虬髯客操刀，對李靖所煮的羊肉進行分食。食物原本屬於李靖，但分配食物的權力卻落在虬髯客手裡，這意謂著虬髯客在整個靈石旅舍的空間中，成為實際權力的掌控者。當李靖一路從失去「床位」，接著負責外出採買，最後喪失操刀分肉的權力，他就徹底讓渡空間裡陽性的主導地位。成為自我陰性化，順從新陽性（虬髯客）的從僕。

在虬髯客登場後，故事的後半段，幾乎顯不出李靖的光彩，正如同李靖登場時，紅拂喪失獨立女性的形象，成為面貌模糊的傳統婦人。

水滸傳裡有一回，晁蓋論功行賞，讓朱富、李雲去坐在自己親信白勝那一邊（右邊）。而這個舉動，挑戰此前宋江與晁蓋的約定「新來的坐左邊」。這一安排座位的決定，也惹怒了宋江，間接造成自己後來曾頭市之戰的死亡。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空間中的權力結構，相當看重。王者是面南的，臣服者是面北的。從位子來看，空間裡總有權力不對等的位子。最尊貴的位子，永遠都要留給最有權力的人。原有的位子被撤換，就表示失去了既有權力。接受屈辱的位子，就是自我陰性化，順從新的政治安排。傳統政治裡，失去位子，很可能是失去腦袋（權力）的前兆。

三、王者不穿制服

虬髯客傳到了小說後段，是李世民與虬髯客的對決。也可以說是一場衣飾的對決。作者巧妙地把這一次對決，寫得不那麼劍拔弩張。一句虬髯客「居末座，見之心死」；又一句「道士一見慘然」，寫得虬髯客前半段武藝高強，後半段棄械投降，氣勢懾人的英雄，人設崩壞，彷彿輸得毫無緣由。

作者描寫李世民的出場「不衫不履，裼裘而來」，指出這位州將愛子不著正式服裝，連最具有身份識別的「帽子」（冕、弁）都不戴。寬鬆隨性的衣服，展現對「制服」（士大夫社交場合默許的服飾）邊界的挑戰。

美國社會文化學者戴安娜・克蘭（Diana Crane）在其《時尚及其社會議題：服裝中的階級、性別與認同》（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g, 2000）提及：

服飾也是公共空間中實現身份認同的主要手段。

又說到：

服飾也可視作一個豐富的意義庫，它以操縱或重構意義的方式強化人們的能動性。

作者選擇在社交場合中展現李世民的服飾，傳遞他登場具有強烈的能動性。在前工業社會時期，人們著裝舉止可以建構他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

虬髯客「一見心死」認定李世民天命所歸，看見的是他這種文化上、精神上或內在人格上的能動性。在門閥貴胄的社交場合裡，他的著裝非但不是不入流，相反的他可以定義自身的風格。悠雅、休閒的樣貌，創造高人一等的形象，進而引領風騷。

那麼為什麼作者論述的天命，毋寧是附於這位時尚教主，而非血統上的嫡長子呢？因為就血統論來看，李世民是有破綻的，是不合格的。如果從血統來論證天命，血統不合格的李世民既可以弒兄登基，那麼軍閥也就可以推翻李唐王朝。作者的寫作目的不是這個，他要宣揚的是唐末軍閥不得窺視李唐帝位。

所以，他從李世民的另一個特質，「在貴族之間引領風騷」。來論斷他的天命所歸。天命奠基在「我能」，而非「我有」。「我有」指的是州將之愛子、血統的憑證，「我能」指的是他在社交場合的活躍表現。他是好友的話題中心，他一出現就滿座風生。

愈是服合禮儀的服飾，愈是有服從的意味。愈是隨意，愈是能夠決定自己服飾的人，反而顯得高人一等。末段寫及虬髯客住家門闥重重，巾奩裝飾、僕妾眾多，宛如小王朝。但物質的排場並不是天命的保證，這反而落入俗套。愈是真正的九五至尊是不落俗套的，排場規矩都是自己的附庸。

民初的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寫到自己和蔣介石參加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的當天，他發現蔣介石未穿軍服，而是「長袍馬褂，旁若無人地站在台上」。自己則是全場唯一身著軍服佇立其後。相形之下，李宗仁就像蔣介石的副官。李宗仁在回憶錄提及，身著軍服是他請示蔣介石得到的回覆，感覺就像蔣介石刻意在這種場景，不著痕跡使他難堪。

另一個例證就是，二戰後一張裕仁天皇會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照片。只見照片裡麥克阿瑟身著軍便服，不掛任何勳章，手插口袋。而日本天皇一身正式的燕尾服，雙手微貼褲縫，日本天皇神格化的形象瞬間在人們面前破滅。

四、結語

紅拂女說「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這位後人視為獨立女性的典範，口出此言不啻是放棄自身的能動性，自我陰性化，將未來的可能性，寄託在某位她期盼的英雄、聖君、或真命天子身上。二戰之後，我們依然在許多亞洲國家的選舉進程裡，隱然看見這種「聖君救世」的想法。選民仍然仰賴選出一人，一夕之間，翻轉未來。

但如果現代政治，是相信一人之力，而非眾人之智，來改變現實的困境，那麼此人不啻是李世民幽靈的再現，而抱持著這種想法的我們，在他面前，永遠都將只是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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