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證明我沒做2】同學無罪他卻被判5年 關在軍監巧遇正義律師

學歷不高導致法律知識不足，經濟上又無能力也無人脈請到厲害的律師，是許多冤案受害者的共同點，王瑞豐亦然。國中畢業後，他考量家中經濟，去讀高職的建教班，每學期上課時間只有一半，另一半時間在建教合作的工廠工作。

王瑞豐去軍監服刑，母親開始四處陳情，包括到監察院。終於，監察院派人了解，打電話到軍監，詢問是否有一位叫王瑞豐的人，並說同一件案子的另一位被告陳同學已無罪定讞，為什麼王瑞豐仍被判有罪？

接電話的是一名學法律的義務役軍官，軍官回憶：「我想說有這種事？傻眼，我住在監獄，就下班後看判決書。」他找到陳同學無罪的判決書，上面寫，被搶婦人只看到行搶者的側面，另一位證人是婦人的女兒，當時婦人載著她。警方筆錄明白記著，這小女生也證稱是陳同學搶走母親皮包。然而到了法院更一審，法官親自問這位小女生，她答，自己只看到搶匪背影。法官又問：「當年警察詢問時，妳有指認是陳同學，當時妳敢確定嗎？」小女生答：「不敢。」小女生又說，當年是跟警察說，並沒有把握能夠指認出來。

釋憲宣判 終獲再審機會

那位軍官是後來當了立委的邱顯智，他回憶：「我是深夜看到這一段，頭皮發麻。」他說，先前只在電影看過冤獄，「像《以父之名》《刺激一九九五》，當你真的看到王瑞豐的案子，會嚇到，還真的是這樣。隔天我去看王瑞豐，他非常激動，一直說：『怎麼會這麼扯！』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畢竟我那時也是體制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他，有點落荒而逃。」

王瑞豐服刑2年多後假釋，離開軍監，但仍與邱顯智偶有聯繫。邱顯智退伍後赴德國留學，回台後擔任律師，他笑說當時沒案子，閒閒沒事，決定幫王瑞豐聲請釋憲，寫了一份聲請書。那已是2012年春天。

幸運地，釋憲案被大法官受理。受理的案件不少，一個案子通常要等好幾年。只是，一年又過一年，始終沒下文。

轉眼又過十多年，去年，早已絕望的王瑞豐卻忽然接到邱顯智的電話，「他說大法官在問當年理髮的地點，又問了一些細節。」不久，憲法法庭宣判，表示王瑞豐的案子可「聲請再審」。

王瑞豐回憶那時心情：「終於！」案子回到高雄高等法院，重新審判。此時邱顯智已是立委，不便擔任律師，他找來好友劉繼蔚當義務律師。一般來說，案子定讞後就不能再上訴，但如果找到新的證據，證明之前的判決極有問題，法院可破例再審判一次，稱「再審」。由於是例外，必須非常謹慎，不能輕易再審，否則天下大亂。

主要負責這次釋憲案的，是曾任律師的大法官黃虹霞，她對我們回憶，案子轉了兩手才到她手上，她一直想找機會釐清。「當年案發是晚上9點多，所以有一次我去高雄出差，吃完晚餐我就跟謝銘洋大法官說，我們包一輛計程車去鳳山看看。」案發地點在高雄鳳山的瑞竹路。

她說，辦案不只要回現場勘驗，還必須時間點相同。「像后豐大橋案（另一件疑似冤案），案發在半夜，我也就半夜去現場看。」果然，記者是白天回瑞竹路案發現場，只覺得巷弄多又短，搶匪騎車會不斷轉彎，容易跟丟，卻無法察覺另一問題：光線。

黃虹霞說，瑞竹路並非大馬路，案發地址晚上光線暗，「即使機車停下來，都不容易看得清楚車牌，何況行進中，而且搶匪一定是沒命地逃。」她透露，自己二十多年前也遇過機車行搶，搶匪伸手抓她的皮包，她用力抓緊，搶匪沒得逞，「我先生就在旁邊，可是我連叫都沒叫出來，完全來不及反應，只看到2個人，但長相、車牌都不知道。」

黃虹霞說，她先前看卷宗就發現不對勁，員警問被害婦人是否看到搶匪長相，當時並未強制戴安全帽，筆錄記載，婦人說兩名搶匪「均留頭髮」。「但王瑞豐當時是軍人，頭髮一定超級短，那不會叫做『留頭髮』。」

申冤停擺 受限經濟資源

案子明顯有問題，只是，該怎麼處理？憲法法庭頗棘手。按規定，被告必須「窮盡一切訴訟程序」都沒用，才能聲請釋憲。王瑞豐雖然三審定讞，但還可以嘗試「聲請再審」，他卻沒走完最後這一道程序。法律的規定有其原因，若人們還沒走完法定的上訴程序，動輒直接聲請釋憲，憲法法庭豈不癱瘓。然而，理想的制度設計遇上現實社會的複雜樣貌，有時不免兩難。

憲法法庭的難題

即使王瑞豐的案子明顯有問題，但該怎麼處理？憲法法庭當初頗為棘手，因為釋憲聲請書主張的是軍事審判違憲。最後，大法官決定針對王瑞豐及同類案件，給予「再審」的機會，意即，當一個案子有兩名以上被告，有的被告被普通法院判無罪，有的被告卻被軍事法院判有罪，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可以聲請「再審」。本來，依目前法律的「再審」規定，就算有王瑞豐這種荒謬狀況，也無法成為再審的理由，注定一生蒙冤。

但憲法法庭內部仍有不同意見，因為，按照規定，被告必須「窮盡一切訴訟程序」都沒用，最後一條路才是釋憲。王瑞豐的案子雖然三審定讞，但依《刑事訴訟法》仍然可「聲請再審」，他卻沒走完最後這一道程序，按理，憲法法庭要駁回。但難題是，如果憲法法庭駁回，王瑞豐依規定去聲請再審、注定被駁回，再回頭再一次聲請釋憲，不知又要拖上多少年，況且，未來新的大法官未必會同意可以再審。

王瑞豐說，當年出獄後很想申冤，但先前為了打官司，母親已花了數不清的律師費，「我媽媽沒跟我講，是有一次舅舅講的，說加起來快100萬元。」那是20多年前的100萬元。他說，如果繼續打官司，寫狀子、開庭不知道又要再花多少錢。

第二次採訪時，我們問起他的家庭狀況，他才透露，親生父親在他國小時就過世了，母親帶3個兒子改嫁一名年長男子，新爸爸非常疼愛他們，視如己出。然而，年邁的新爸爸在王瑞豐高中時病逝。之後，母親獨撐家計。

由於沒有再花錢請律師，學歷不高的王瑞豐至今仍不清楚相關規定，包括他漏了「聲請再審」這道程序。法學上有一種論述是，司法資源有限，如果民眾自己都不努力捍衛自身權益，讓權利睡著，法律又何須保障他的權利？然而社會實況卻是，法律有高度專業性，法律知識的普及度極低，法律戰更不是人人玩得起，而把無辜者關進監獄，是何等嚴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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