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昔豪英橋上飲─紀念七等生及文季世代

古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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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南宋陳與義〈臨江仙〉

2020年10月24日,七等生因癌症辭世,27日在淡水海葬。喪家未發訃聞,未舉行公祭及任何紀念儀式。以這樣低調的方式,走完他81年孤獨的人生,也為他一生扮演的「遁隱者」的角色,做了最忠實、貼切的詮釋。

自從2003年他宣布封筆,淡出文壇後,確實從此銷聲匿跡。17年後他的名字再度在媒體出現,卻是辭世的消息,在文學界又掀起了一陣漣漪。媒體大幅報導,「臉書」社群上充滿了各種追思、懷念他的文章,讓人不禁謂嘆,又一顆文學巨星的隕落,以及一個文學世代的消失。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他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出生在苗栗濱海的通霄小鎮,在這個偏鄉當了一輩子的小學教師,課餘寫點文章,賺點稿費補貼家用,也能畫畫,彈奏樂器自娛,一如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的公教人員,生活清苦,勉強度日。

可是他的內心卻是苦悶的,懷才不遇,有志難伸,因而離群索居,轉而追求內心的世界。而文學就是他精神的撫慰,甚而是灰暗人生的救贖。

1962年,七等生年方23歲,在「聯副」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失業、撲克、炸魷魚〉。雖然只有三千多字,且毫無故事情節,難以歸類為短篇小說或散文,卻因充滿了虛無和頹廢的基調,具有現代主義的隱晦精神,因而被視為現代小說的實驗之作,很快就受到同世代青年作家的注意,並援引為同一文學陣營的伙伴。

1966年《文學季刊》創刊,七等生名列編委之一,這是他首度參與文學團體。由於尉天驄、陳映真、劉大任等《筆匯》時期的創始人各有工作,大部分的編輯工作都由七等生負責,他甚至為此辭去工作,全心投入《文學季刊》第一至第五期的編務。

此期間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雷驤等新銳作家陸續加入,紛紛在這兒發表重要的作品,使得《文學季刊》在小說創作的領域大放異彩,「文季世代」於焉形成,不但當時廣受文壇重視,日後也在台灣文學史留下重要的一頁。

身為「文季世代」的核心成員,七等生的重要性不言可諭,特別是在小說的創作上屢有驚人之作。他的小說因語言晦澀難懂,故事情節離經叛道,人物的性格陰暗扭曲,卻又能運用獨特的文字書寫,將這些負面的元素融鑄成異質化的文學作品,在現代小說中獨樹一幟,成為極具個人風格的作家,也因此成為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71年10月,我進輔大中文系就讀,雖然高中時代我就開始寫小說,作品也曾在「人間副刊」刊出,但對現代文學的接觸還是進輔大之後。某天我在圖書館的書庫裡翻出三大本的《文學季刊》合訂本,上面佈滿了塵埃,是我在南部不曾看過的純文學雜誌。封面上那些作家的名字我也很陌生,其中七等生更是一個猜不透的名字,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我好奇地打開來看,一看便不忍釋手,一連幾天很快便將陳映真、黃春明、七等生、王禎和等人的作品看完了,內心有無比的震撼。尤其是七等生的作品,完全顛覆了我對小說的理解,原來小說也可以這樣寫,從此改變了我寫作的風格。這些作家也成為我極仰慕的對象,很希望有一天能認識,並向他們請教。

1975年6月中旬某個晚上,黃春明應邀到輔大演講,我當然不能錯失良機,聽完之後便鼓起勇氣去找他。他表示曾看過我的小說,對我頗有印象,便約我幾天之後在台北見面。二人一見如故,談得欲罷不能,學期結束後我搬出學校宿舍,居無定所,還曾在他北投奇岩老家寄居了半個月,深受他們夫妻照顧。

那時陳映真剛遠行歸來,我熱切地想見他一面,透過黃春明的引介,我們也很快見面了。同樣一見如故,談得欲罷不能,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仰慕之情。1976年9月我赴金門服役前夕,他和新婚夫人陳麗娜特別在中和寓所設宴為我餞行。因此我對文季世代的作家始終懷抱一份兄長之情,對他們提攜後輩的熱情永遠銘感於心。

1978年10月,我從金門退伍回到台灣,進「時報周刊」擔任採訪編輯,開始我的採訪生涯。其中有個「城鄉小調」專輯,由我負責撰稿,每個星期選一鄉鎮,對其特色做深度採訪報導。某次路過通霄,因為這兒是七等生的故鄉,便順道去拜訪他,兩人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盤腿聊了一個下午,起身要告辭時,我才發覺兩腳酸麻得幾乎站不起來。

他的長髮後梳,體形瘦削,陪我在小鎮的街道散步時,我的腦海裡老是浮現〈我愛黑眼珠〉的場景。主人翁李龍第撐著一隻黑色雨傘,在冬日黃昏下雨的街頭踽踽獨行。沒有方向,也不和人打招呼,只是毫無目的四處遊蕩。

李龍第不就是他本人的寫照嗎?這個瘦削的靈魂,終其一生都是個遁隱者,離群索居,活在想像的世界,甚至幻想自己是洪水來臨時的救世主。依照存在主義的理論,世上的一切都是一場虛無,這或許就是他小說創作的源頭罷?

之後我每次搭台鐵海線列車經過通霄,當列車停靠在小火車站時,總會看到海岸的防風林,以及七等生在小鎮踽踽獨行的身影。二者的影像重疊在一起,已成了我永難忘懷的通霄小鎮永恆的風景。

1983年秋天,我和七等生再見面時,時空已有所轉變,場景一下子跳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五月花」學舍和比鄰的聶華苓家。那年聶華苓主持的「國際作家寫作坊」邀請他和陳映真,大陸劇作家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小說家茹志鵑和女兒王安憶,一齊到美國訪問,寫作坊即設在「五月花」學舍。

為了歡迎這些遠道而來的貴賓,聶華苓特別選了一個週末,在家裡舉辦一場歡迎餐會。我和高信疆正好在鄰近的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所就讀和做研究,指導教授是劉紹銘,聶華苓便邀請我們三人一同前往參與盛會,與老朋友同歡,真是貼心的安排。

我們開了三個半小時的車,找到聶華苓的家已是黃昏時分,小城的秋意有些蕭索,可是一進到屋子裡可熱鬧了。除了上述六位主客已就座,在場的還有李歐梵、藍藍夫婦,韓國詩人許世旭,以及主人安格爾和幾位來幫忙的台灣留學生,原本寬敞的客廳竟有些擁塞,熱烘烘的,充滿了歡欣的家聚氣息。

聶華苓真是個周到而細心的女主人,不僅張羅了豐盛的晚餐,還準備了精彩的餘興節目。甫用過餐,人人座前即擺上一杯咖啡,一杯香茗,或一杯好酒,然後逐一點名賓客起來表演節目,千夫所指,誰也抵擋不了。

大概趁著那麼一點酒興吧,大家都很放得開,先由許世旭唱韓國歌謠「阿里郎」,一邊唱,一邊還打鼓。接著由陳映真唱客家山歌,硬是唱得委婉有致,曲折動聽。高信疆唱「流亡三部曲」,聲音高亢,舉座為之沸騰。李歐梵以交響樂哼「滿江紅」,劉紹銘則吟了一首古詩。七等生拖到最後,鴨子逼上架後,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竟是以最華麗的身段出場。

他提一口氣站起來,皮鞋跟在地板上一陣猛敲,雙手在頭頂上打著清脆的拍子,腰身隨節拍扭轉,當場跳了一段西班牙鬥牛舞。他的身手俐落,節奏快速,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將現場的氣氛帶到最高潮。

他回坐之後大家仍議論紛紛,不斷詢問他是那兒學來的,為什麼跳得那麼好。他只是笑而不答,安靜地喝茶,讓大家急著滿地找跌破的眼鏡。那是我看過最不像七等生的七等生,生平也只有這麼一次,因此至今仍印象深刻。

我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大約是二十年前。那時我在國藝會工作,常要去探訪古蹟,以及在古蹟舉辦的藝文活動。某個秋天的夜晚,我路過大龍峒的保安宮,想到我們補助的一個南管研習傳承計畫,便想進去看看實施的情況。

夜晚的保安宮十分幽靜,少有人跡,加上燈光朦朧,更顯出傳統宮廟建築之美。我走進三川門,朝內埕西側的廂房走去。這兒有個和華樂社,夜晚社員常在這兒操琴彈唱,曲音悠揚,四處可聞。

我去的時候較晚,社員大多已離去,只剩一人抱著琵琶,交疊著雙腿坐在一張椅子上,咿咿唔唔的,正在自彈自唱。我趨前一看,竟是多年不見的七等生,他也認出我來,兩人不禁相顧大笑。

我便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準備和他好好聊聊。他說他喜歡南管古樂,也能唱上幾曲,這兒有幾位同好,沒事上台北時就來保安宮與他們酬唱作樂。那晚曲終人散,他卻意猶未盡,便留下來自娛一番,沒想到會和我不期而遇。

我們兩人都十分開心,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就是不談文學,因為他已宣告封筆,也少與文學界往來。文壇眾聲喧譁,一切有如過眼雲煙,離他已十分遙遠。他只活在當下,閒暇聆賞南管雅音,就是他晚年心靈的寄託,也是他最自在、愜意的時刻。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臨老的心境,他仍然是個遁隱者,是流浪在文學荒野的一匹孤獨的狼,今生只能踽踽獨行。

如今二十年又過去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當他的骨灰灑在淡水的外海,總算如願地尋到他今生的歸宿。每天隨著潮汐漲落,自在地漂流,或許他不安定的魂魄,就能在此永恆地安頓下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