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54/勇奪 6 獎的最大贏家!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在紅什麼?想說什麼故事?

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入圍 2019 年第 54 屆金鐘獎 14 項,女主角賈靜雯出道 29 年首度入圍金鐘就勇奪視后;同劇的溫昇豪、曾沛慈分別拿下戲劇節目男女配角獎,編劇和導演也得到獎項,《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拿下戲劇節目大獎。這部戲到底在紅什麼?為什麼能在社群上掀起這麼多討論?

入圍金鐘 14 項,《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多紅?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3/24 開播至今,每到播出日社群平台就會出現「鋪天蓋地」的討論,就連需要付費才能觀看的線上影音平台「公視+」,還曾在第 5 集首播時段,因為湧入太多用戶同時觀看而當機,緊急搶修到半夜才恢復。

這部影集是公視繼《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後,再一次觸碰到社會敏感議題、震撼影視圈。上一次藉由劇本反思社會對於教育和成功的定義偏狹,所導致的家庭關係扭曲,這次則以無差別殺人事件做為劇情核心,延伸出受害者、被害者、辯護律師等相關家庭的故事。

劇中,負責為殺人犯辯護的律師不被家人理解,在委託人被槍決的那天,一面流著淚、一面反問岳父、岳母「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挑戰社會對於主流價值「好」與「壞」的定義。

儘管公視一直以來的選題都比商業台來得嚴肅寫實,但會選擇無差別殺人、死刑犯這樣相對爭議性的題材,仍引起外界高度好奇。

劇本的起心動念:當社會發生無差別殺人,我們怎麼面對?

對此,《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在花絮影片分享了自己寫這齣劇本的起心動念,「很大一部份來自恐懼,很想要去找出自己害怕的原因。」如同她過去以生命禮儀公司為題材寫的《出境事務所》,背後有著害怕死亡的心理,《我們與惡的距離》則是害怕類似的殺人事件發生在自己身邊。

她解釋, 一般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會選擇不看,或是咒罵,甚至好像只要傷害別人的人直接消失,這個世界就會變好,「事實上,它(懼怕及逃避心理)很難停止,重點反而是當事情發生時,要不要學著去面對眼前的課題,找出能弭平難過跟傷痛的解方。」

身為編劇,呂蒔媛想的是「怎麼樣能夠接住這些苦難的人」,可能是被害者、加害者和他們各自的家屬,也可能是所有因此受到波及、對身心產生影響的人。而我們,可能就是這些人之中的一份子,都需要學會面對和處理。

不忙著貼上善、惡的標籤,才能真心理解他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想談論的另一個重點,是人們有意、無意間給予他人「標籤化」的習慣。

例如被貼上「殺人犯妹妹」標籤的李曉文,得要改名、說自己父母車禍過世才能重新在社會立足;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因為大眾對病症的不了解,硬是為他貼上「神經病」「隨時會發病,不要靠近他」等負面標籤,讓他出院後要重回社會及職場變得更加艱辛。

「標籤讓我們害怕,讓我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呂蒔媛表示,去掉先入為主的看法、把標籤撕掉,正是這齣戲的初衷。

但是,該如何展現關懷,同時又能不帶立場、盡可能留給觀眾自行思考及判斷的空間?導演林君陽坦言,除了技術層面問題,拍這部戲最困難的,就是觀點的掌握。「 我不希望一開始就讓觀眾覺得,你在告訴我他們是好人,或是你在告訴我他們是壞人。我們希望在不偏頗任何人的呈現下,讓觀眾將每個人視為平等的個體,要認同誰,你自己決定。

因此,《我們與惡的距離》片頭總是以一則時事新聞,搭配網友在底下的各方評論做為每集開頭。其中一集以「隨機殺人犯伏法,家屬神隱兩年終於現身」為主題,記者一路跟拍加害者的家屬、進行追問,呈現出媒體的確會影響社會討論風向的事實,也反映出資訊傳遞快速的時代中,社群上特別容易出現被公審、放大檢視的現象(檢討加害者的家人)。

緊接著,才在後續的劇情內容中,透過時而分單元、時而以對比方式,分別呈現了被害者、加害者及其辯護律師的情緒狀態,也講述他們各自的家庭、工作樣貌和現實遇到的瓶頸。

「太多人不理解、不諒解跟害怕,讓這樣的悲劇一再發生,甚至更加惡化。」呂蒔媛說,因為做了田野調查,知道台灣有20幾萬個家庭有著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比例將近台灣總人口的1%,希望藉由應思聰的角色,大家可以試著理解他們及家屬的苦跟難,不是把他們關起來、送去醫院、吃藥就可以結束,「少掉一些對精神疾病的恐懼,他們才有更多力量可以走出來,不會覺得自己反覆被社會拒絕。」

《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目的:展開對話、引發共感

至於這齣戲最終想達到的目的,呂蒔媛說,「很難說一個戲劇就能改變人,但至少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到自己可以詮釋的角度,就有多一些對話的空間。」唯有當你真心想要理解這群人、事件背後的動機和原因,你才有機會去理解為什麼他們想法是這樣、為什麼他們決定這樣做,累積這樣的練習,你才可能慢慢連結起這跟家庭、社會體制、整個環境變化的關係,進一步推敲出事實的脈絡。

這樣的精神其實一直貫穿在公視做的每齣戲劇中,就像《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雖然反映出社會長期陷入的名校迷思,同時呈現孩子承受的課業壓力及不安全感所引發的家庭緊張,但絕對不是要控訴和妖魔化父母,公視節目部經理、同時也是《孩子》及《與惡》的監製於蓓華再三強調,「我們要說話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挑戰主流價值定義的『成功』。」

那麼,對公視而言,怎麼定義一齣劇的成功?於蓓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們,

「真正的成功,不是收視率創新高、登上國際最大平台,也不是突破同溫層、觸擊更廣的觀眾,而是議題發酵,誘發很多人的共感,寫下了很多的 me too。」

不過,呂蒔媛在 4/1 的特映會中表示,看完這齣劇,產生自己的想法、有所體悟是好事,但不需要有非懂誰不可的包袱。她坦言,這段時間最怕聽到以「你到底有沒有看懂這齣戲要講什麼」作為開頭的討論,畢竟,每個人看事情都有自己的觀點,不希望有人單方面指責「你沒有看懂劇本想說的事」,只是期待可以透過劇情展開對話,溫柔的跨進你本來忽視和反對的世界就好。「願意試著去了解不同人的處境,因此擁有了自己的觀點,那就是看懂這齣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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