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道情報員2】他化身愛國僑胞仙人跳日商 「自由影人協會」竟是情報站

戴崇慶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副往來的日本黑道贈予的武士刀。
戴崇慶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副往來的日本黑道贈予的武士刀。


1972年中日本宣布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後,附帶在政治斷交背後的,是日本承諾原本從台灣進口的輕工業產品零件,轉向中國採購。這時,戴崇慶又接到新的任務,要在香港攔截參加廣州商會的日本商人,並在台灣國慶日組織百人工商訪問團訪台,以安定當時的社會民心。如何截這些日本商人?戴崇慶的手法也很具有黑幫色彩:先是利誘,利誘不成,再色誘仙人跳。這個「戴氏風格」一直到2000年,他也對當時的高雄市府機要人員行色誘仙人跳,引發糾紛。

他坦言:「有些人你跟他說理就能說得動,但大多數還是要色誘最有效。」他成功「勸返」數位日本商人重回台灣採購。為了組織「百人工商團」,戴和日本黑道合作,威脅利誘之下勉強湊團訪台。1972年,這位黑道大哥率領工商團參加國慶,於是成為當時台灣媒體口中的「愛國僑胞」。

到底當年參與的工商團成員是什麼背景已經不可考了。香港作家黃碧雲根據真實採訪資料寫成的小說《烈佬傳》提及一段情節,書中主角難哥,是一位香港幫派分子,也曾配合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拿了一筆錢扮演「成功商人」訪台,訪台期間吃喝玩樂全由政府買單。這在當時的香港是普遍存在的事實。

1978年,蔣經國第一次參選統總的前夕,為了打造「國內、海外一心擁護支持蔣經國」的氣氛,戴崇慶又有了新任務。他要負責與具有國民黨背景的「自由影人協會」合作,招攬海外支持者簽名連署在報刊上登廣告支持蔣經國參選。

自由影人協會主席童月娟拒絕了這項合作,認為會將身分曝光。戴崇慶四處碰壁,索性翻電話簿上的名字,自己簽名,在星島日報上登了廣告。當時香港政府禁止兩岸人員在港從事政治活動,而戴崇慶的愛國廣告剛好罪證確鑿,因此遭查辦,遣送回台,並終生不得入境香港。

戴崇慶口中的故事聽來傳奇,但在1960年代的國內,乃至於台港陸關係的版圖上,的確有跡可循。

台大政治系教授趙永茂分析,台灣幫派中,外省幫派較有組織,會有分布全台的堂口,而本省籍的幫派多為「角頭」,影響力就僅限於地方,甚至幾戶就一個角頭,所以,跟黨國合作的關係:「外省竹聯幫會比較有系統,但本省角頭與政府多是零星、對單一個人的合作。」戴崇慶並不隸屬任一知名幫派,只是苓雅區的一地方角頭,他口中與政府合作的關係,也是單一個人合作,他甚至有些得意:「當年能像我這樣在香港有身分證、有黑道人脈又愛國的人,並不多。」

台灣於1950、60年代在香港的滲透活動,公開的檔案和紀錄都有限。但戴崇慶「香港情報員」的經歷,許多細節的確與當年軍情單位的作法相符。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軍情界人士透露,當年特工人員進出香港,除非原本就是香港人,否則一概都是「密渡」(偷渡)前往,情報局也有自己的貨輪作為交通船。而上岸先在旅館基地安置,再安排到住處。

戴崇慶口中所說的「自由影人協會」,的確有其源頭,它屬於國民黨在香港建立的幾個情報組織之一。根國史館公開的資料,1950年主掌情治系統的陳立夫曾致函蔣介石,指出自舟山島退軍後,香港成為通往大陸的唯一據點,並要求蔣介石派員前往香港指揮地下工作。不久,國民黨成立「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海統會),下設港澳特別辦公處。

因為從事情報工作,戴崇慶以假名多次出入香港,因此被起訴。
因為從事情報工作,戴崇慶以假名多次出入香港,因此被起訴。


「海統會」的工作範圍包括名為「工團總會」的工會組織,要與左派工會互別苗頭。同時在影劇圈也成立「自由影人協會」,負責審查從香港出口到台灣的的電影是否有來自左派的資金和電影工作者。

戴崇慶隸屬國防部情報局,表面上和海統會聽令國民黨中央系統不同。但一位情治界人士表示,當年情報局和國民黨海外、大陸工作機構人員互通乃是常態。戴崇慶由小弟執行的工作,是稱為「越境交通」的文件信差,就是把大陸工作人員要交給台灣的文件帶出來。

但上述受訪的情治界人士也說,戴崇慶自稱受情報局副局長王興中直接指揮,這恐怕太過抬高自己。同時,戴自稱靠身邊信任的「大圈仔」進出中港邊境。竹聯大老張安樂對此有些存疑:「那個年代,台灣特務要進中國很危險,林正杰的爸爸就是進去就回不來了,就算是大圈仔,左派難道會不知道他是幫台灣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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