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怎麼辦?

(德國之聲中文網) 台灣在1990年就已經提出廢除死刑的相關討論，但是多年以來卻因為社會爭議，難以推動。

中研院「社會意向調查」從1990年代到2016年之間，持續調查民眾對死刑的看法，顯示反對廢死的民眾高達8成左右。

台灣官方在2017年兩公約國際審查會議中表示，要重啟逐步廢死的討論；但是在2020年4月，蔡英文政府執行了任內第二次死刑，處決死刑犯翁仁賢。國際特赦組織7月呼籲，台灣當局應暫緩執行所有死刑，並且推動廢除死刑。

台灣主流媒體在死刑案件上，多聚焦在被告殘忍的犯罪手法，以及支持判處死刑的被害者家屬發言。至於其他意見的被害者家屬、反對死刑的人士與團體則時常受到公共輿論撻伐，死刑犯家屬更是鮮少受到關注。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是少數從死刑犯家屬角度切入討論的記錄片，上映前就已獲得許多關注，德國之聲專訪本片導演李家驊，聽聽他拍攝這部片的動機，與他對死刑的看法。

德國之聲：怎麼會想拍這部片？

李家驊：當初要拍，最簡單的就是我想談死刑到底是什麼。其實台灣的媒體上也有非常多跟死刑相關的討論，可是你其實看那些名嘴或者是媒體在節目上的采訪，你會發現他們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死刑是什麼，他們就亂講，所以我那時候想說，好，既然你們都可以亂講的話，那麼我就找真的懂死刑的人來跟台灣社會說，死刑到底是什麼。

德國之聲: 你的想法跟台灣主流民意或是支持死刑的被害者家屬好像不同。

李家驊：在2008 年之前，我的想法跟他們也一樣，我也覺得說受害者家屬需要死刑，需要加害人被處死，但是如果你去做更深入的閱讀跟理解你會發現，受害者家屬需要的「不只是」加害人被處死。受害人家屬其實真正需要的可能是經濟支援、可能是心理咨商、可能是法律服助。但是相對的，我們在這些層面上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我們都口口聲聲說，我們要照顧到受害者家屬的人權、我們要幫助受害者家屬，但是我們卻沒有認真去思考受害者家屬實質需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德國之聲：拍完這部片對於加害者及其家屬有什麼新的看法？

李家驊：我們其實忽略掉加害人家屬其實也遭逢很重大的創傷。這一次應該是很具體的感受到這件事情......如果我們對台灣的司法和獄政有一些期待的話，我認為我們不能去除最人性化的那個部分，如果我們只是一直用標簽的方式在看這些人(加害者)，我們不願意把他們當成活生生的人來看的話，這件事情永遠不會改善，就是我們對於監獄跟司法的態度。我覺得要不要廢死是一件事情，大家要學會看人的時候不是只用單純的重刑犯的標簽來看他們，要理解他們有血肉，他們有感情，他們有家屬。

德國之聲：試映時有遇到觀眾挑戰嗎?

李家驊：有一個大哥，他就直接說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都只在意加害人的權益，不在意受害人的權利。我就覺得太棒了，有這樣的問題就你就有澄清的機會，我覺得這樣的互動都是好的。我就很明白跟他說，這位大哥你剛剛講的那些NGO 組織，其實我們都替受害者家屬做了很多思考，甚至​​是大家所謂萬惡的廢死聯盟，他們也辦被害人家屬辦研討會，他們甚至幫被害人家屬出書。他們做了好多好重要的事情，可是大家沒有看見。我覺得這就是2008 年之前的我，因為我沒有看到這些事情，所以我可能也會很膝反射地說，你們就是只幫加害人家屬爭取權益。

德國之聲：你講的內容台灣司法單位應該都知道，為何台灣還無法廢死?

李家驊：我們非常依賴選舉的結果，所以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是不敢得罪選民的。不管是藍綠，歷來的政府從2006 年以後台灣就已經宣誓要逐步走向廢死，可是我們只要一遇到民意的壓力，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扛不住。我會認為一個有guts (膽量)的政治領袖，應該要是有帶領整個國家往前走的魄力。如果什麼東西都要用民意來當基礎的話，其實我們就不用政府了，我們全部都公投就好了。全世界現在廢除死刑的國家當中，當初廢除死刑的時候，國內主流民意都是反對的，幾乎沒有例外。那為什麼別人可以，我們不行？我覺得國情不服這個這個理由沒辦法說服我。

德國之聲：拍這部片的目標是什麼？

李家驊：我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觀眾看完以後，會想說原來這個制度跟我想的不一樣，那我在下判斷之前，可不可以再多做一點功課。我覺得如果可以做到這樣我就很感謝了。
*訪談因為篇幅限制部分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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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采訪記者: 鄒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