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綠島朋友戴振翮

戴振翮是我在綠島坐牢時的一位難友，熟悉他的人，都管他叫たしんかく。1988年已經過世了。我尚留有他在87年11月9日寫給我的信，問我「寫綠島」開始了沒有？稍後，我去香港何文田街寓所看他，那時他患了鼻癌，鼻腫如球，擠蓋兩眼，神志尚清，要我從速寫綠島。斷斷續續說，日子久了，激情減了，或多或少，忘了忘了。回台北沒幾天，也是難友蘇友鵬兄電話告訴我，たしんかく走了！

第一次和戴面對面，約在1953年左右，地點在綠島的政治犯大本營「新生訓導處」。我是隨同第一批兩千餘人，於1951年5月17日黃昏時分到達，被編入第二大隊第七中隊。1953年是第一次重新編隊，我編到第五中隊，仍屬第二大隊。戴本來就在第五中隊。

為什麼要重新編隊？從被編入第五中隊的「新生們」（即政治受難者）來看，原來新編第五中隊的新生們，幾乎全是「處」（新生訓導處）部調用的公差，例如：軍樂隊、設計室、福利社、助教室、電機室、軍需室，等等，據說是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以往各隊派工時，要先把這些分派在處部公差們唱名出列，分別自去各單位報到，這會影響到同隊新生們的勞動士氣。同是新生，為何不能共患難！被唱名出列的公差們，心情也有影響，不忍、不安。

戴和我相識相熟，應該是從出差助教室開始，他我辦公桌碰巧鄰位。助教們的工作是編政治教材，供教官們上午上課時擇用。下午是補助教育，由助教們擔任。戴擔任國語和數學，我的注音符號是他教的。記得擔任國文的有三位，周景玉教文言文，鍾平山和林宣生教白話文，鍾病假時則由我代打，英文高級班由張志良擔任，初級班由我擔任。涂子麟專門撰寫或整理處長的文稿，王博文和李建中繪製教材，陳正坤是助教室班長，雷大効是總務，陳金柱繕印鋼板，一共十二位，來自全處十一個中隊（缺第八中隊，以女生分隊抵之）。領軍的是一位中校教官唐朝選，據說是位反共義士，被送來綠島以「教官」名義「新生」。若干年後戴在香港告訴我，他出差助教室，可說是力排眾議，多位他的學長難友們都叫他不要蹚這渾水，不要被利用，助紂為虐，小心晚節不保。實情是助教室只有兩名台籍「助教」，另一位是小學教員陳金柱兄，也有人勸他不要參加，他的回答簡單：「這和派去殺豬或磨豆漿有什麼不同？命令我去我當然去。」其實，早在張志良離開綠島前夕，就告訴我同樣的趣聞，唐教官最初徵詢了好幾位出身名校的新生們，希望他們有人願意擔任初級班英文，都被拒絕了，唐奇怪而沮喪，他認為這件事應該和政治無關，是對官兵生以及對自己都是有益無害的事（因為也教官兵）。當時我聽了，有吃嗟來食的感覺。

在綠島坐牢，彼此間有條不成文的規定，不詢問過往，尤其是案情，聊天時被告知多少就多少，說成宣洩最恰當。有次慶生會，例規有限量的酒，戴能抽能飲，我是不煙不酒。那晚巧極，他的睡位（我們睡的是通舖，每人享有的位置只好說成睡位了）被人占了，我的鄰位正好空著，席終人散，戴便搖搖擺擺回囚舍，見自己的睡位沒了，便躺到我的緊鄰空位上來。半夜裡他在我耳邊的枕邊細語不少，妙的是國語多台語少，這應該是他下意識地知道臥榻旁邊睡的是誰。這成了我粗略知道他的案情和家中狀況的祕密管道；我是只聽不答腔，一怕驚醒了他，二怕惹起別人注意，三怕有了迴響可能會讓我知道了他的更多個資。在一個感訓機構裡，知道別人個資是件有禍躲不過的危險事。第二天，他和我似乎全忘了這枕邊細語的事，誰也沒提。但是，在一段日子後的恰當時間點終於被提。

除了每一大隊每隔一兩個月，在教室裡要貼出兩張報紙大的壁報外，處部也辦有一分《新生月刊》。主編是政治部陳振生少校幹事，助教室裡的林宣生是執行編輯，稿件內容比較寬鬆是我們首先在意的，稿酬也是很大的誘因。一篇兩三千字的散文稿費，可以買兩個乒乓球或一條牙膏。壁報社也向我們索稿，政治幹事更是以命令行之。貼在牆上的壁報文章，幾乎全是反共抗俄的制式論文，把小組討論或是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整理出來，加上公式般的結論就成。投稿《新生月刊》，我們都是使盡氣力寫出自己的情緒來，但要能放能收，迎合該刊口味，也適合自己興趣。有期《新生月刊》同時刊出戴的〈鳳凰木〉和我的〈弟弟〉。我當然知道他的故鄉是台南，而且曾經去過不止一兩次。這篇〈鳳凰木〉寫得真美，真情、真感人，愁鄉而不膩鄉、思親而不崇親，寫景而移情於人，戀人而著墨於景。這是我第一次讀到一位台籍作家的作品，如果我未識其人而逕讀其作品的話，絕對不會想到對他有其籍貫的認知。這兩篇文章，1962年左右，曾不同日期的在台北新生報刊出。

有次在山上砍草，我和盤托出我對〈鳳凰木〉的看法，他笑笑，他「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說，你的〈弟弟〉寫得也不錯，脫俗，簡潔，尤其是起文起得乾淨，真的是白話：「弟弟小我12歲，在我15歲出來謀生以前，他對我能夠咿咿呀呀的湊上幾句，那也不過是一年多的時光。」我告訴戴，這種寫法是我不知不覺模仿了一位作家寫的，「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位作家是誰？斯時斯地，當然不可明說。如果たしんかく現在在我身旁，我們可以同聲說，是魯迅（1881-1936），是魯迅的散文「秋夜」。當時不說，彼此的心卻因此靠近了些，情誼更滋潤了些。

很多人在自己文章中寫到自己父親，除了愛還有禮貌性或虛假性的尊崇，〈鳳凰木〉中看到了對父親的愛，卻少了例行的尊崇。戴讀醫學院沒畢業便自我輟學了，改當教員自立謀生，這當然是違拗父命。父親要兒子讀醫不是對或不對，兒子不願意奉父命讀醫也不是孝或不孝。這應該是兩碼事，做父親的要兒子讀醫而兒子卻在畢業前夕輟學。我高舉雙手雙腳贊同此舉，戴是聽父命的孝順兒子，也是位做自己本人的堂堂男子漢。

楊逵和我神交數十年，也是たしんかく起的頭。我在〈楊逵的長跑精神〉一文中寫出了我是如何第一次認識楊逵：「有次，戴搗搗我的胳臂說，你看，那就是楊逵！日據時代頂頂有名的大作家楊逵。語氣神祕得很，居然還壓低了嗓門。眼前走過的是一位矮瘦的糟老頭子，貌既不驚人，相更談不上出眾。看那一身裝備，大概是去流麻溝洗澡去。兩手捧了個鋁製臉盆，盆裡的乾淨衣褲上面放了一本國語字典，一條又破又黃的乾毛巾搭掛肩頭上。楊逵叫我一輩子佩服的地方，莫過於他的這本隨身帶的國語字典。最令我不能忍耐的是，這位老同學還滴滴答答穿了雙木屐，木屐卻是兩隻兩個樣，一橫帶，一交叉布帶。戴又立刻關照我，不要和別人提起楊逵的過去，更不要說是誰告訴我的。」不提就不提，在心底可就壓了個楊逵那副德性。

在綠島，戴是受過日本教育影響的高學歷新生之一，可是一丁點東洋味都沒有，更沒有日本人那股大呼大叫和欠身90度的怪禮數。我在綠島總共生活了3212天，和戴相處至少有2000-2500天之久，除了助教室鄰桌之緣，都愛打乒乓和籃球，加上海邊抬石頭或上山砍茅草等早晚勞動，我二人也常配對幹活。他給我的印象是自自然然，值星班長唱名派他公差時，他從無藉故推託。他和我談話時如有人以台語插入，他絕不改以台語應之；他用台語和別人交談，如有不諳台語的人插話時他必以國語回答。在綠島生活，日語絕對禁止。此等種種看來小事，他卻視之為大。有次他向我解釋，這在人際關係中，如同水溝中沙礫，久積而不疏洩，則阻滯，如任其阻滯，不如無阻無滯。此等視之為小事一件！時過境遷，多少年後的此時此地，眼前的沙礫現象，不是仍然多如過江之鯽！

1961年3月間我來台北，隔年他也來，我去看他時，他借住溫州街或泰順街某間親友的房子，白天四處找工作，晚上打地舖睡客廳。不久，考取了邵氏電影台灣分公司當日文翻譯，又不久，去了國華廣告公司上班，究其故，原來邵氏有意調他去香港，他怕警總不放行而洩其身分，於是先著手布局，辭職而考國華。不料，邵氏了解原委後，惜其才而為其擔保，戴終於龍歸大海，去了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先幹日文劇本翻譯，不久陪同老闆多次觀賞日片作同步口頭翻譯，才華被欣賞，被賦以製片職務。

他對我最大影響，是有次談話中，鼓勵我先考進廣告公司，見識世面，了解社會，說沒大學畢業證書沒關係，他雖然在台大醫科讀到三年，但是並沒有被要求查驗證書。我報考三家廣告公司：國華、世界和大傳，筆試皆取，國華在日語口試時未被過關。後來我創辦國際翻譯社（1967）迄今五十年之久，也是他的鼓勵，趁年紀未滿四十，垮了可以再來，我們本來就是零，有什麼可怕。每當我去香港「新聞天地」（該時段我受聘該雜誌社任台灣特派員）述職時，他和我有多次超愉快的小聚，常在九龍油蔴地和旺角附近的一家名叫「雅苑」小館裡談天聊地，無邊無際無心防，小酌、吟唱，雅苑壺中酒，綠島海外情，時哭時笑，常有不知東方之既白，興未盡而不得不走人之憾！

我二人也曾數次作香港西貢水上遊，在棹邊小舟上揀幾色菜，沽幾兩酒，或坐或倚，身邊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好山好水疑是夢，過往今朝都眼前。

後來他自組歐亞影業公司，第一部影片叫《玫瑰戀》，有主題曲〈恨相愛〉，導演申相玉，演員尚未決定。他邀我仔細看了劇本，提供意見。是他自己以筆名「石剛」（他生母石氏）寫的。料不到的事，該片尚未開拍，他患了鼻癌。他生平少病，怎料到，一病就鼻癌，一鼻癌就結束了生命。

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談，たしんかく是我一輩子難得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