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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八九系列》與六哥相談甚歡 留言「活著幹、死了算！」
漁船從澳門抵達香港已是晚上八點鐘左右，停靠在海岸的一個偏僻處，顯然不是港口，因為附近既没有碼頭，也沒有船隻。
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中年女士在等待我和H女士，中年男子自我介紹說，他是朱耀明牧師，代表香港支聯會在此迎接，祝賀我們平安抵達香港，並介紹身旁的中年女士是他的妻子。朱耀明牧師夫婦給我和H女士各贈送了一本《聖經》，成為我流亡海外後的第一份禮物，一直珍藏至今。
朱耀明牧師將我和H女士帶到停泊在附近的一輛黑色轎車旁，移交給一位個子不高的中年男子，讓我們稱呼他為六哥，說今晚由六哥負責接待我們，明天上午會有香港支聯會成員陪同我們到香港入境處辦理有關手續。
隱約可見不遠處站著幾名穿制服、戴帽子的人員，六哥告訴我們不要緊張，說那些人都是香港警察，但不是來執行抓捕偷渡客任務的，而是港英政府派來保護我們的。
我們隨同六哥乘坐黑色轎車抵達位於旺角的一棟樓房，六哥說這是他的公司所在地，今晚我們就在這裏休息。我至今記得門口大招牌上書寫著「義德洋行有限公司」。
六哥讓我們在寬敞的辦公室落座，說有各種飲料和紅酒，想喝什麼請隨意。我說我平時滴酒不沾，然後要了一杯綠茶。我們相互做了自我介紹。六哥說他在黃雀行動中負責救人，到澳門接我們的七哥陳達鉗是他的孿生弟弟。他本是一個生意人，不參與政治活動，出於對八九民運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對六四屠殺的憤怒，才參加了黃雀行動。我在介紹中談到了自己親身經歷的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過程和六部口戒嚴部隊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的慘案。六哥聽得很入神，眼中泛著淚光。
六哥拿出一個筆記本，要我們留言，說是經他救援的一百多名人士都留了言。我有些為難，說是從來沒有給人留過言，還是不要留言了吧。六哥強調留言對他很有紀念意義，堅持要求我們留言，說是隨意寫幾句話就可以。於是我不得不留了言。事後我瞭解到，黃雀行動在我之前已經救援了一百三十多人。
我的留言只有六個字：「活著幹死了算。」六哥極為驚訝，「你的留言與眾不同。你看上去是有書卷氣的文人，沒想到卻充滿江湖豪氣。我很欣賞。」說完起身拿來一瓶紅酒，給我和他自己各倒上了一杯，說今晚必須邊喝邊聊，暢談一番。H女士可能是暈船後遺症，說是感覺疲倦，先去休息了。
我與六哥相談甚歡，越聊越覺得投緣，一夜沒有休息，主要是我們都崇尚俠義。我告訴六哥，為了行俠仗義，我高中時期曾經拜師習武，從小到大時常為受欺負的同學出手打架，在就讀北京大學本科期間和研究生期間都曾為受欺負的同學打過架。我說我喜歡武俠小說，在二十四史中最喜歡的則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刺客列傳》。此次冒險偷渡出境，是為了到海外呼籲營救秦城監獄中的朋友和同道，也與俠義有關。
六哥聊了他的人生經歷，說他是江西人，本名陳達鉦，在十三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故稱六哥。年輕時信仰共產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了科級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讓他的共產主義信仰破滅，於是帶著孿生弟弟七哥偷渡到了香港。六哥告訴我，由於從事走私生意，他與黑社會組織有所交往，認識不少黑社會人士。從事走私生意所建立的通道和人脈關係，為黃雀行動的救援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我說黑社會組織提倡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讓黑社會組織有了凝聚力。六哥點頭稱是，補充說，黑社會組織成員之所以願意為老大擋子彈或頂罪、為組織獻身，是因為黑社會組織有一條規矩，對這樣做的成員，黑社會組織會包養他一家三代人（父母、妻子和子女）。我後來對海外民運朋友講過，民運組織應該借鑒黑社會組織的這一條規定，一方面顯示道義，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凝聚力。
一九九六年，六哥在香港一家餐廳用膳，遇上黑社會組織尋仇，匆忙走避時被誤認為是仇家，頭部挨了一刀，頭蓋骨裂開，腦漿溢出，昏迷七天七夜，雖然經搶救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反應和行動遲緩、左手萎縮的後遺症。在六哥住院搶救期間，許多曾獲黃雀行動救援的人士紛紛表示關注和慰問，我也委託香港《前哨》雜誌老闆劉達文向六哥轉交了一封慰問信。
二零零零年以後，六哥開始頻繁地接受媒體專訪，被稱之為黃雀行動總指揮，一時間聲譽鵲起，成為很多人心目中俠肝義膽的英雄。與此同時，司徒華、朱耀明等五位黃雀行動的核心人物始終保持低調，不公開談論黃雀行動的內幕。司徒華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自傳《大江東去》中指出，六哥並不是黃雀行動總指揮，只是黃雀行動雇傭的合作者，六哥從事救援行動也不是義務的，收費相當高昂。六哥隨後公開表示，自己不是黃雀行動總指揮，只是黃雀行動前線救援總指揮。
二零零八年秋天，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局主席陳一諮在洛杉磯召開紀錄片《歷史的震撼----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祭》審片會議，我受邀與會，六哥也帶著捐款的兩位香港朋友與會。這是六哥與我一九九零年在香港分別後的第一次重逢，他執意與我同住一個房間，說是可以有更多的聊天機會。每天晚上入寢前，我將浴缸放滿水，測試好水溫，從浴缸到浴室門口鋪上浴巾，然後請六哥入浴。六哥於心不忍，說：「你是有成就的學者，怎麼可以為我做這些事。」我說：「我們是朋友，你又救援過我，現在你身體不便，我為你做這些是應該的。」審片會結束後，陳一諮因為重病在身，委託我陪同六哥和兩位捐款人到賭城拉斯維加斯旅遊一星期。在拉斯維加斯旅遊期間，六哥還是與我同住一個房間，我也還是每天晚上為六哥做好入浴的準備工作。其間我帶著六哥在陳維明家聚餐，有人提議與六哥結拜為異姓兄弟，六哥和在場者都欣然同意，在場者有莫逢傑、黃奔、汪珉、陳維健、陳維明、林思等人。
二零一五年秋天，六哥受邀到拉斯維加斯參加汪珉中國公民研究院主持召開的研討會，多次電話催促我一定要到會，倆人有再次見面的機會。拉斯維加斯民運朋友席開兩桌歡迎六哥，六哥堅持要等到我乘車從洛杉磯趕到後再開席。當我抵達時，六哥立即起身緊緊擁抱我，對在場者說，「在當年經我救援的人中，吳老師是與我最投緣的人，也是始終讓我敬佩的人。」研討會期間，六哥對我說：「只要你同意，我可以與中國公安部談你回國之事。」我婉言謝絕他的好意，說是不願意與中共官方有任何牽扯。我知道六哥與中國公安部高層有關係，九十年代初他為了營救在黃雀行動中被捕判刑的兩位手下，曾經到北京面見中國公安部政治保衛局（如今的國家安全保衛局）局長等高層人士，此後就一直保持著聯繫。曾有好友告訴我注意這一點，我說我知道六哥與中國公安部高層有聯繫，我會區分公義與私誼。
六哥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因而認同愛國主義和大一統，堅定地反對臺灣獨立，反對民進黨。有一次六哥非常認真地對我說：「吳老師，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你，請你一定要回答我，國家的概念是什麼？如何愛國？」我回答說：「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只能憑個人的淺見回答，國家的主體是人民、土地和文化，因而愛國應該愛的是人民、土地和文化，而不是愛政黨和政權。」六哥認為我的答覆非常好，簡明扼要，他會牢記在心。由於民族主義的意識根深蒂固，六哥最終還是黨國不分，以至於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中共的支持者。
在二零一九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六哥公開反對反送中運動。在反送中運動遭到鎮壓之後，六哥與陳景聖共同以民主中國陣線香港分部的名義發佈聲明，指控反送中運動中的勇武派是暴徒，支持官方的鎮壓行動。這讓我極為失望和傷感，六哥的所作所為已經超出我對朋友可以容忍的底線，從此我們將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作者》吳仁華 六四屠殺見證人及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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