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魂牽夢縈的台北 林青霞重回老家永康街

撰文.圖片林青霞 攝影徐伏鋼
林青霞闊別多年回到曾經的永康街住處,熟悉的鐵門及胖沙發勾起她的回憶。(郝廣才攝)
林青霞闊別多年回到曾經的永康街住處,熟悉的鐵門及胖沙發勾起她的回憶。(郝廣才攝)
林青霞闊別多年回到曾經的永康街住處,熟悉的鐵門及胖沙發勾起她的回憶。(郝廣才攝)
林青霞闊別多年回到曾經的永康街住處,熟悉的鐵門及胖沙發勾起她的回憶。(郝廣才攝)

朦朦朧朧中,不知有多少回,我徘徊在一排四層樓房的街頭巷尾,彷彿樓上有我牽掛的人,有我牽掛的事。似乎年老的父母就在裏面,卻怎麼也想不起他們的電話號碼。

二○一九年夏天,徐楓邀請我去台北參加電影《滾滾紅塵》修復版的首映禮。有一天晚上,朋友說第二天要去看房地產,對看房地產我沒什麼興趣,只隨口問了一句去那兒看?一聽說永康街,我眼睛即刻發亮,要求一起去。朋友知道我也住過永康街,看完房地產,他體貼的提議陪我去看看我曾經住過的地方,我不記得是幾巷,到底三十多年沒回去過,彷彿天使引路,我逕自走到永康公園對面的六巷中,在一家門口估計著是不是這個門牌號碼,剛好有人出來,我就闖了進去,一路爬上四樓,當我見到樓梯間的巨型鐵門,我驚呼:「就是這間!我找到了!」原來夢裏經常徘徊的地方就是永康街、麗水街和它們之間的六巷。顧不得是否莽撞就伸手按門鈴,應門的是一名十八歲的女孩,我告訴她我曾經住在那兒,請她讓我進去看看,她猶豫的說家裏只有她一個人,剛才跟著我一起上樓的郝廣才即刻說:「她是林青霞!」

最輝煌的電影生涯

拍完第一部電影《窗外》,我們舉家從台北縣三重市搬到台北市永康街,一住八年,這八年是我電影生涯最輝煌、最燦爛、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台灣文藝片最盛行的時期。

重重的鐵門栓嘎吱一聲移開,一組畫面快速的閃過我的腦海。媽媽在廚房裏為我煮麵、樓下古怪的老爺車喇叭聲、我飛奔而下、溪邊與他一坐數小時、鐵門深深的栓上、母親差點報警。那年我十九,在遠赴美國舊金山拍《長情萬縷》的前一睌。

走進四樓玄關似的陽台,竟然沒有變,一樣的陽台,母親曾經在那兒插著腰指罵街邊另一個他。

胖沙發承載舊時光

走進客廳,真的不敢相信,彷彿時光停止了,跟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樣,我非常熟悉的走到少女時期的臥室,望著和以前一成不變的裝修,我眼眶濕了,媽媽不知多少次,坐在床邊用厚厚的旁氏雪花膏,為剛拍完戲累得睡著了的我卸粧。轉頭對面是妺妹的房間,走到另一邊是父母住的地方,他們對門是哥哥的房間,突然間我呆住了,那張Cappuccino色的胖沙發還在,靜靜的坐在哥哥的房間中,那是我不拍戲的時候經常坐著跟母親大眼對小眼的沙發。

我站在客廳中央,往日的情懷在空氣裏濃濃的包圍著我。八年,我的青春、我的成長、我的成名,都在這兒,都在這兒。這間小小的客廳,不知接待過多少個說破嘴要我答應接戲的大製片。瓊瑤姊和平鑫濤也是座上客,在此我簽了他們兩人合組的巨星電影公司創業作《我是一片雲》的合約,這也是唯一的一部一林配二秦。在這小客廳裏,也經常有製片和導演坐在胖沙發上等我起床拍戲。

小時候住在偏遠的鄉下村子裏,都不知道有台北這樣一個地方,沒想到有一天飛上枝頭,不但定居台北,竟然還有三個台灣總統跟我握手呢。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到中山堂看我主演的《八百壯士》,電影結束了,燈還沒亮,隔我三個座位有位先生站了起來,跟著導演和週圍的人都站起來了,那人態度溫和有禮氣宇不凡,導演介紹我是女主角,他跟我握手,我感覺這人的手軟得跟棉花一樣,從前聽父母說男的要手如棉,女的要手如材才好,導演看我愣在那兒,馬上加一句,這是蔣經國總統,我還沒回過神來,他已經被簇擁著離開了。

見馬英九翩翩公子

第二位是他還沒當上總統的時候,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圓山飯店的立法委員雞尾酒會,酒會中場,走進一位長相、氣質和風度都極度完美的翩翩公子,好看得不得了,當他握我手的時候,真希望時間能夠停止,讓他再多握一會兒,他是馬英九總統。第三位跟我握手的總統那時候已經卸任了,有一天我在高爾夫球場,見到一位老先生在開球,那球打得不是很遠,但旁邊圍著的人一致鼓掌,氛圍有點奇怪,我見他一個人上了球場的車子,好奇的望望他,見他有點面熟,不敢確定的上前問道:「請問你是總統先生嗎?」他微微點頭稱是,並跟我握了手,他是總統李登輝。

九歲時搬到台北縣三重市淡水河邊。中興橋離我們家很近,那時最開心的是大人帶我們坐著三輪車,經過中興橋到台北吃小美冰淇淋。高中讀新莊金陵女中,放學總是跟著住在台北的同學一起搭公共汽車,過中興橋吃台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蘿蔔,上面澆點辣椒醬,那滾燙甜辣之味至今記得。高中時期,幾乎每個週末都跟同學到台北西門町逛街、看電影,我們穿著七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褲、迷你裙、大領子襯衫和長到腳踝的迷地裙,走在西門町街頭不知有多神氣。我就是在高中畢業前後那段時間,在西門町被影圈中人找去拍電影的。

人生轉變如夢似真

搬到永康街後,從此跟台北結下了不解之緣,也從此跟電影和媒體分不開,幾乎佔我生命的大部分時間,不拍戲二十五年了,出入還是有狗仔隊跟拍,我想我跟媒體是分不開了,那就接受吧,把他們當成朋友。

台北的大街小巷、陽明山的老外別墅、許多咖啡廳通通入了我的電影裏,如果想知道七十年代台北的風貌,請看林青霞的文藝愛情片。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四年我都在台北拍戲,這十二年共拍了六、七十部電影,台北火車站對面的廣告牌經常有我的看板,我讀高中時期留連無數次的西門町電影街,也掛滿了我的電影招牌。我人生的轉變比夢還像夢,回首往事,人世間的緣份是多麼微妙而不可預測。

旅行袋裝現鈔邀戲

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裏的女主角住在台北市仁愛路,仁愛路街道寬敞整潔,中間整排綠油油的大樹,很有氣質。我喜歡仁愛路,八十年代初,我用四部戲換了仁愛路四段雙星大廈的寓所,電影的路線也從愛情片轉成社會寫實實片,拍寫實片,合作的人也寫實,那時候手上的戲實在多得沒法再接新戲。有個記憶特別鮮明,一天晚上,製片周令剛背著一個旅行袋,旅行袋裏全是新台幣,拿出來佔了我半張咖啡桌,人家一片誠意,不接也說不過去。他走了我把現鈔往小保險箱裏塞,怎麼塞都不夠放,只好把剩下來的放在床頭櫃裏,好多天都不去存,朋友說我真膽大,一個人住在台北,竟然敢收那麼多現金,而且還放在家裏。

八四年後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拍戲,偶爾回到台北拍幾部片。九四年嫁入香港,結婚至今二十五年,我魂牽夢縈的地方還是台北。這次回到永康街,才知道夢裏徘徊的地方,我進不去的地方,就在永康公園對面六巷x號的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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