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下的翻譯（上）

2017年1月間，台灣師大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出了一本書，《翻譯偵探事務所》，對「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現象大公開」著墨甚多，特別提到政治犯許昭榮（1928-2008）、姚一葦（1922-1997）、張時（原名張以淮1929-）、糜文開（1908-1983）、朱傳譽、紀裕常、詹天增、柏楊（原名郭衣洞1920-2008）、胡子丹（1929-）、方振淵（1928-）、盧兆麟（1929-2008）等，在「戒嚴下的翻譯」尤其艱辛。新書發表會上，還製作了「向譯者致敬」影片現場放映，讓與會人看了，有「原來如此」的驚嘆，我是被致敬人之一，重溫往昔，更是感觸多多。

戒嚴（1950-87）下的翻譯，因為受了政治影響，在台灣翻譯的出版作品，便製造出種種怪現象，真是一筆糊塗賬，正如賴教授說的：「埋名隱姓、化名出版、冒名頂替、謀殺譯者等情況，比比皆是。」

創作是寫作，翻譯更是寫作，不同處是創作用自己的腦袋，而翻譯則是揣摸別人的腦袋再用自己的腦袋。有人疑慮，創作與翻譯，何者為難？何者較易？其感受當然人人不同。我個人願以在翻譯社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的日日夜夜，說說自己的另類酸甜苦辣。

所謂另類酸甜苦辣，是因為我曾被囚綠島「新生訓導處」（台灣最大的政治犯監獄）3212天，我是1960年三月七日離開綠島，被情治單位尤其是警總列為監管分子之一，無槍無馬，闖進了台灣社會，做了好幾年的無業遊民。寫稿譯稿成了最廉價的投資，命中率極低，偶而僥倖被發表了，管區警員會來詢問登記，為何要寫或譯這篇文章，煩當然煩，但我必須習慣性迎接這個煩，它讓我吃不飽，卻也餓不致死。經驗中悟出了竅門，在撿來的英文讀物中找資料中譯，短小精悍圖文並茂者，最受編輯們青睞，少創作多翻譯，筆名不一，稿費親取。「希望」如同「明天」一樣，總是有，總是來，無視你自己的喜怒哀樂。

戒嚴期間，文稿常被情治單位疑神疑鬼，用顯微鏡看，用放大鏡看，左研究右研究，左右研究，總認為內容有些不對勁，和反共抗俄或反攻大陸不答調；翻譯作品，更多一層麻煩，被疑問得更是啼笑皆非。名作家林海音（1928-2001）和柏楊都因翻譯作品被認定有了問題，一解職一被囚。你肯定聽說過，有則典型笑談，某翻譯人被問，「你為何翻譯馬克吐溫（Mark Twin1835-1910，原名Samuel Langhome Clemens，美國作家）的作品？你要知道，他是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革命理論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兄弟，二人都是共產黨。」共產黨的東西，碰也不能碰。我曾當面被規定文稿發表前要送審，尤其是翻譯，這當然強人所難，稿件在發表前總不想為人知。我只好把撿來的破破碎碎幾頁英文紙片送去審核。這期間，我在台北街頭，發現有掛了市招的新行業，那就是「翻譯社」，我奇怪，搞翻譯，還有「社」的？

你很難相信，五、六十年前，寄居打字行或文具店門口的「翻譯社」，形似測字攤，實也獨角戲，如今郤一一成了氣候，早已自立門戶，有的竟成了跨國公司。

1967年初，我也成立了翻譯社，取名「國際」。記得我去長安西路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申請證照時，還經過了些許折騰，當時是苦惱，稍後成了趣聞，跨世紀後的今天，則成軼事了，經辦先生把「國際翻譯社」歸類為打字業，我堅持另起爐灶，理由是，打字是技術，翻譯是學問，翻譯的完稿面貌是打字，打字終究不是翻譯；丁是丁，卯是卯，怎能亂套！那位先生很開明，要我寫張陳情書，結果是市政府從善如流，發給了「營業許可證」（現在是「營利事業登記證」）。1970年開始，電話簿裡才開始有了「翻譯社」這一行。「國際翻譯社」成為第一家在台灣使用統一發票的翻譯社，365行的另一行，因為早在1959年，就有了「台灣聯合翻譯服務社」，附設在重慶南路一段聯合書局的二樓，到了1965年左右，信陽路明達打字行門口，掛起了「統一翻譯社」的市招，1971年「世界翻譯社」成立。

翻譯社的初期稿源，多半是「人資料」，好比結婚證書、戶籍謄本等等。那年頭，「反攻大陸」響徹寶島，儘管移民道上絡繹不絕，但都悄悄辦理，認養、應聘、留學，甚至假結婚，藉各種名目開溜，尤其是洸洸乎干城之具者、有頭有臉的富豪士紳者，明為家人子弟們辦，暗為自己預留後路。因而翻譯社的業務忽然閃亮起來，引起了警總的注意。他們有一牢固成見，「移民者如同擁有雙重國籍者一樣，等於不愛國」。

我舉中央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館長褚家駿先生為例，他是第一位被掀起雙重國籍遭到難堪的人，其實他何罪之有！有次我在褚館長花園新城的寓所作客，他無奈表示，他是原有雙重國籍被請回台灣出任館長的。當時台灣尚沒有移民公司，這幾家翻譯社便成了「人資料」的翻譯專賣店，尤其觸目的是，這幾家翻譯社的負責人，全是政治犯出身：聯合是張志良（已歇業多年），統一方振淵（已壯大為跨國公司），國際胡子丹（現由資深同事們輪流主持），世界嚴秀峰（現由其子李力群主持）。那時段，為什麼翻譯社的負責人會全是政治犯？因為他們剛剛出獄，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也因為管區警員常來查問，雇主嫌麻煩而被辭退，再因為開翻譯社是無本生意，租借一台打字機，洽商一家打字行或文具店或書店，擺一桌凳，貼一市招，就可以開張大吉。

我主持國際翻譯社期間，有幾件事值得一提：

一、1972年下半年某一天，位在信義路三段的美國大使館領事組通知所有翻譯社，說1973年三月一日起，停辦各翻譯社的「代客公證」，這對我們翻譯社來說，影響很大，對客戶們更是不方便。我向領事組提出異見，他們的理由是shortage of manpower （人力不足），建議我直接去信國務院主管部門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Claims, Estates, and Legal Documents, Department of State。我去了信，強調領事組說的「人力不足」應是實情，但卻像一個開玩笑理由（a reason in joke），領事組的主要工作便是公證和簽證，翻譯社代客公證，好比律師代客訴訟和代書代辦權狀一樣，怎可單方面說停止便停止，副本給了台北領事組。國務院回信很快，約我去面談。此事詳細經過，我曾以「公證與簽證」為題，1974年1月26日刊聯合報，及「從美國移民談起」8月2日刊中國時報。

1972年11月14日，我偕往日同事，那時正在美國讀博士班的陳政治兄以秘書名義，一同前往國務院，接談我們的是Mr. Thomas Gustafson 和另外一位忘了其名的先生，Coffee or Tea後，他們同意了「代客公證」不中止，至於細節，待我回台北和領事組見面後即可決定。12月11日我去台北領事組，和Mr. John D. Barfield 和Mr. Florence C. Andenson 兩位領事見了面，議定了翻譯社的「代客公證」業務照常運作，只是在公證人簽署下面加上了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annexed document（s）, I assume no responsibity. （本人對此公證文件內容不負任何責任）。他們希望我們翻譯社有一個民間組織，方便彼此間的溝通。

二、為了客觀性的配合，以及實際上的需要，1989年1月29日「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成立，「代客公證」委由公會辦理。終於解決了領事組的「人力不足」，也方便了我政府有關單位和業者間的聯繫。

三、各翻譯社翻譯各種「人資料」時，最初幾年因為沒有樣本和範例可循可遵，各翻譯社便各自為政，你翻你的，我翻我的，出奇致勝，花樣百出。我驚覺到這不是辦法，每翻一件資料，便請當時在師大研讀華文的Dr. Patrick B. Abernathy為我修改。他回國後，我結識了一位哈佛學者馬莊穆 （ Dr. John M. McLellan），彼時他在師大和輔大教書，走路一拐一拐，我二人常在金門街和晉江街交叉口一個餛飩攤吃宵夜時鄰座，滷菜加紹興，幾乎每晚一聚，一篇篇短稿或文件，請他過目修改，我是如此地有備而來，他是來習慣了成了習慣更要來，幫我校改英譯的文稿文件，我陪他咬文嚼字精讀華文，南腔北調熟練華語；這樣的語文交換他我雙贏，互為師友了一兩年之久，我把所有被校正的文件編輯成書，書名《國際翻譯手冊》，序文中我說：「我不敢說書中的譯文完全正確無訛，但站在出版者是翻譯社的立場，這分不自私的心意，該算得上是純服務的貢獻。」這書銷路不錯，在使用電腦前，從事翻譯工作者，幾乎人手一冊。另一功能，本書等於是我個人的大學文憑代用品，我申請《翻譯天地》月刊，便是以這本書作為發行人的學歷證明。

四、1978至1979年間，我創辦《翻譯天地》，一共出版了18期，為甚麼停辦？事隔40年之久的今天，我可以把原因說出來了，因為第18期中有篇文章有「解放」這兩個字，居然沒來得及改成「1949」，這可闖了大禍，警總保安處吳際雲中校叫我去，當面喝斥，命令把寄出去的立刻收回，連同尚未寄出的，全部銷毀。要命的是，以後印製前，原稿必須送審，核可後始可發行。我說「原稿必須送審」是不可能的，吳中校問，那怎辦？我說我決定停辦。吳中校和我打交道多年，他誠懇厚道，常替綠島人作想，否則我怎敢說話如此放肆！「二進宮」對我們綠島人來說，是一個絕對性的玩命威脅。警總保安處我忘了尊姓大名的一位處長，有天找我談話，說，你們幾位如丁伯駪、張志良、莊泗川、蔡瑞月、楊國宇、馮馮等人，出來後對社會頗有貢獻，在國外表現也不錯，我建議撤除對你們幾位的監管，卻未蒙許可。有次我出國回來，去他景美府上，伴手禮是條洋菸，未被笑納，理由是，我們是君子之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