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不是小紅帽與大野狼的善惡認同

旅居國外時，每年戰爭紀念日接近，當有人向我兜售紀念戰爭的小飾物時，我都會買。但即便滿街人人衣襟都別上小飾物以紀念戰爭英雄時，我還是很猶豫要不要別上。因為我在想，當地人視作戰爭英雄的祖輩，之於我的祖輩是友是敵？在國家歷史的大敘事或政治正確中，往往不允許做個人或家族史的細細深究，尤其是在戰爭這種敵我二分的對立中。

最近教宗方濟各接受天主教媒體專訪時指出，關於戰爭我們不要陷入善惡二分的童話觀點。小紅帽是好人，大野狼是壞人，並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中。在現實世界特別是全球化時代，善惡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其中許多事物都非常複雜地交纏在一起。俄烏戰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刻意挑起的。甚至軍火商都在其中有一定角色。

如果交戰雙方都不能用善惡二分，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在戰爭中的，特別是與「敵國」身分背景相同或接近的少數族裔。

身分認同給我們帶來歸屬感與安全感，但同時也產生人我差異的排他性。正如《身分與暴力—命運的幻象》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的，身分認同「可能是富足和溫暖的源泉，也可能是暴力和恐嚇的源泉。」當身分認同陷入封閉狀態，無法與其他身分建立橋梁，分享人類共有的卻不同的文化，建立互動時，個體自我或集體自我的定義只能通過他者來實現。而這種實現往往伴隨某種暴力或讓暴力有可趁之機，予以利用。

通過暴力來自我定義與調動資源，在戰爭的準備與過程中最為明顯。戰爭需要將對敵人的敵意內在化與最大化，因此需要通過暴力來強化身分認同。這種暴力不只施用在敵人身上，也施用在自己，於是要強調自己的純粹與犧牲。國內的少數，特別是介於敵我之間的族裔更是尷尬，因此國內的少數族裔往往成為建立集體認同祭壇上的羔羊。納粹德國統治下的猶太人如此，二戰時期的日裔美國人亦然。川普與中國大陸開打貿易戰加上新冠病毒，讓美國的亞裔處境也更加艱難。同樣地，在俄烏衝突的這些年間，烏克蘭境內的俄裔更是左右為難，一方面感受到語言、文化與生存機會被打壓，但也不願俄烏兵戎相見。

就如同教宗指出的，當今世界的複雜性已難以用善惡二分的方式去理解，同樣地，國際戰爭或衝突與身分認同的關係也必須重新思考。阿馬蒂亞‧森指出，許多衝突與暴力都是受單一身分表象的影響。我們根據宗教或所謂「文明」來畫分世界，而忽略人們看待自身的其他方式—諸如階級、性別、職業、語言、興趣、道德或意識形態等，並且否定了人們自我選擇的可能性。用單一的身分認同來定義一個人，就好像將人嚴重壓縮並置於貼上標籤的小盒子之中。

近年來的身分政治就是把人貼上標籤，硬塞進小盒子中，進行堆疊、計算、交易、攻擊、複製等各種遊戲。認同是一個不斷追問「我是誰」的過程，身分政治則不然，身分政治是一個不斷強化「誰是你」的過程。在身分政治中我們不但失去真實完整的自我，也失去與他人交流、欣賞、溝通、學習的能力。

《莊子》中有則故事，話說楚國國君與小國「凡國」同坐，楚王的大臣言談間三番兩次說「凡國要亡了」。凡君說：「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楚之存不足以存存。」意思是說，國家存亡不能跟個人完全畫上等號，君位也不等於個人。在我們被貼上各種標籤，畫分你我之前，我們都曾經有過與他人相通合一的「我」。（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