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才德暴政下的自滿者及其超越反智的失智社會
⊙劉又銘
我高虹安今天從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說，我們師大也是榜首進去，台大是「斐陶斐」學術成績第一名畢業，我們今天不是像什麼中華大學夜間部，還要去台大碩士灌水。
轉而復轉，螺旋變寬，獵手呼喊，獵鷹不聞；萬物瓦解，中心難存；氾濫世界，僅餘混沌。（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 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二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
自「一生只督你一人」的CP（couple）從賴清德與謝龍介，變成了蔡英文與彭文正後，除了淪為台人口中「英國研究」暨「學店代表」的「倫敦政經學院」或成最大輸家外，真正海景第一排重災區，大概就是本島政壇所有掛著碩、博士頭銜的候選人們。在這屆「全民論文比對大賽」起跑後，因為論文的各式問題而退選、落選、撤銷學位的新聞持續出現，甚至隨著今年11月底的選舉日越來越近，這類新聞更有鋪天蓋地之勢。
但台灣社會為什麼這麼關心政治人物與公職候選人的學位或論文呢？除了「科舉傳統與考試制度造成『學歷至上』」這麼直覺的答案外，以《正義：一場思辯之旅》一書與系列課堂影片紅遍全球的政治哲學界巨星Michael Sandel，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有趣的觀點。Sandel 2020年出版的The Tyranny of Merit（才德暴政）（台灣繁體中文版書名：《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其內容就正好足以對照台灣社會最近的「論文大賽」。
Sandel在The Tyranny of Merit一書中，反覆談的meritocracy這個詞究竟是甚麼呢？在中文語境裡，merit可譯為成績、績效或功勳。meritocracy作為字根對應democracy（民主制）、autocracy（獨裁制）與aristocracy（貴族制）的一個詞，若按《劍橋字典》的翻譯，則泛指一種「依照『個人能力』而非『財富或地位』來分配權力的『政治制度』」。若根據不同語脈，或可參考前後文，將meritocracy翻譯成才德政治、才德制、才德至上或績效主義。
根據Sandel的說法，在冷戰結束後的當代全球化世界裡，低度監管、大量開放創造的自由狀態，讓美國人相信，仰賴教育提升⾃⼰，就可以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勝出。因為教育的機會是均等的、成功的機會也是均等的。而這代表著，贏家往往認為，成功是他們自己努力後應得的成果；輸家之所以會輸，是⾃⼰不夠努力的問題。
而Sandel寫書的目的，正是要戳穿這種「成功觀」的荒謬，並且進一步去點出，正是因為在這種全球競爭下，美國上層社會的贏家以跨國菁英的形象，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成功都是自己的功勞，因此逐漸讓這場全球競爭下的在地輸家，也就是美國的中下階層，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被這些跨國菁英贏家「當人看」。
也正是這種「不被當人看」的憤怒，激起了美國國內的黨派對立與階級對立，進而帶出了以「反智語言」攻擊「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領袖及其支持者。民粹主義因此被Sandel視為一種「才德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下，群眾對「才德制」（meritocracy）的反撲。
才德優勢不只源於努力：更是幸運與階級的成果
在反思這種「才德制之下的暴政」時，Sandel首先試著重新詮釋「世襲」這個概念。對Sandel而言，貴族制是一種「地位的傳承」，但才德制何嘗不是一種「基因的傳承」，而無論是地位的傳承或基因的傳承，兩者其實都可以被視為「世襲」。在當代這種才德制下，或許已經沒有貴族制裡，直接的地位世襲，但無論是文憑作為考核標準時，剛好遺傳到高智商的子女；或是體育作為考核標準時，剛好遺傳到運動神經的子女，都還是這種才德制下，基因世襲的受益者。
甚至若用Sandel的理論敵人，當代政治哲學巨擘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概念來看，年幼時需要打生長激素才能正常長高的當代世界球王梅西，之所以可以健康長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選手，那是因為他剛好出生在足球風氣興盛的阿根廷，不然他可能只是一個眾人眼中手腳伶俐的侏儒；另外，梅西之所以薪水可以這麼高，那是因為他作為「中了精子樂透的幸運精蟲」，出生在一個全球觀眾喜愛足球的世界。
若是回到台灣的社會情境裡，近十年來，有關「台大生從哪來」的討論，早已不是秘密。台大學生超過半數來自雙北，又有超過10%根本就住在台大校區鄰近的大安區與中正區。這種從居住區域看出「家世與資源」跟「升學考試成績」有絕對正相關的研究，如今已近乎老生常談。但很多人就是會忘記這點，去強調考試所提供的「機會平等」，卻根本忽略了「準備考試」這個活動，基本是利己而對社會毫無貢獻的。所以要能「無負擔的準備考試」本身就是一種特權，需要父母（或其他可能支援者）提供大量的幫助。
也就是說，要能夠經濟無虞、安全無虞、身心無虞的準備考試，本身也是一種幸運、一種特權。再公平的考試制度，面對家庭收入、社經地位與父母基因這些先天優勢，其實也是一種「世襲」之下，不公平的考核機制。這種才德制下的世襲跟貴族制下的世襲相比，差別只在一個隱晦、一個赤裸，一個間接、一個直接，一個可能有基因樂透運氣翻轉的機會、一個板上釘釘命中注定。但終究，才德制與貴族制的世襲，都還是導向一種「階級複製」的結果。
才德制創造了一群缺乏貴族責任與品德的傲慢菁英
另外，Sandel也觀察到，相較貴族制下的貴族，才德制下的成功者，通常更加傲慢自大。因為才德制下的贏家認為，自己純粹是透過「個人努力」和「考試認證」取得地位，但卻忽略了，讓自己「贏在起跑點上」可以打敗其它「魯蛇」（loser）成為「穩拿」（winner）的智商和家世，究其源頭，不外乎還是因為自己就是那隻「幸運的精蟲」。
相較之下，世襲貴族還知道自己只是「會投胎」，所以反而不會這麼理所當然的覺得「我的成就都是靠我自己努力而來」，所以多數貴族在享受成果時，也不會表現得如此理所當然。雖然在貴族制下，各色欺男霸女的故事，還是時有所聞，但西歐史上的貴族制之所以長久，也是因為貴族必須在戰爭或衝突時提供平民保護。這種貴族獨有的榮耀和信念，體現於仍有貴族制的英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英軍在一戰中傷亡的貴族，按比例計算遠比平民高出數倍。
但才德制下的成功者，既缺乏這種為社會犧牲奉獻的榮譽感或義務觀，更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成功，一大部分也是來自「投好胎」。所以這些傲慢的成功者，凡事都覺得我靠自己努力所以成功，為何我不能理所當然地享受成功果實？為何不能理所當然地蔑視那些「不努力」的失敗者？經濟學者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就認為，才德制下的成功者，通常深信一種「應得論」，而正是這種「這都是我應得」的傲慢⼼態，讓這些成功者對「智商低於157的魯蛇」理所當然缺乏同理⼼，更因此才會說出「愚人的問題，智者無法回答」這種「鼻孔看人」的話。
迷信學歷、不尊重專業正是造就民粹主義的溫床
在台灣社會裡，才德制下的成功者，早就習慣以文憑作為鬥爭的工具。政治圈外，外部鬥爭用高文憑來瞧不起低學歷者；政治圈內，內部鬥爭從文憑取得的正當與否切入，檢視論文真假、學位含金量，藉此打擊政敵、奪取政治利益。正是因為文憑這麼好用，所以無論如何，各式政客重考三次都要上台大醫科，也要隱瞞自己上過師大的事實，更要誇大自己的學經歷把實習說成創投。因為某種學經歷，尤其是學歷，在當代的才德制下，就是財富與榮耀的保障。有些人死也要擠進某個學歷窄門中，就是不願輸在這場成功入場券的初回戰上。
可一旦這種才德制流於形式主義的「文憑至上」，整個社會缺乏「適才適用」的認識，荒廢技職訓練、搞爛大學教育，最後的結果就是，讀過一點書的，覺得自己甚麼都懂；沒讀過書的，覺得只會讀書的甚麼都不懂。結果就是，在該運用知識的部分，不用知識、不用理性來思考與說服，而是用情勒與打模糊仗來解決；該用實作經驗來處理的部分，卻又擺了一堆高學歷卻只知道紙上談兵的人來執行。
最後，高學歷失業的讀書人認為社會對不起自己、第一線勞動者覺得社會瞧不起自己，結果就是社會越來越憤怒、越來越撕裂。這已經不只是才德制下「穩拿對魯蛇」的格局這麼簡單，而是無論文憑高低，所有人都是「學歷主義受害者」的普遍狀況。當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時，彼此的爭端就會越趨劇烈，互相指責更是擴大彼此的隔閡，提升彼此的「仇恨值」。最終，就是這種相互憎恨，替民粹主義譜出了完美的前奏。
超越反智的失智社會
美國知名傳播學者、政治評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幻影公眾》（The phantom public）中認為，過去在美國政治的固有認知裡，假設了一群具公民德性與民主素養的「全能群眾」。當這些群眾彼此辯論後，就能從各式不同的意見中過濾出「知識」，而這些知識就成為政府最後決策的依據。
但在當代這種高度分工、資訊爆炸的社會，這種「社會運作仰賴全能群眾」的固有認識，終究只是幻影，專業問題還是需要專業人士來解決。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群眾的錯誤意見誤導民主政府做出錯誤決策。專業政治裡，負責「參與辯論、過濾知識、影響決策」的，因此從「公眾」變成了「人民選出來的或政府授權的專業人士」。正是在這個「政治專業化」的過程裡，才德制的「優勝劣敗」造就了「階級分化」與「階級複製」，因此形成了民粹主義成長的沃土。
以這樣的民粹沃土為基礎，美國群眾「邏輯一致」的找了自稱代表群眾、與群眾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以各種「反智話語」（我身上抗體量爆表不用戴口罩）來對「政治正確」進行挑戰，希望藉此改革「才德暴政」下的階級分化與階級複製；但台灣群眾卻「邏輯不能」的找了一群自稱超越群眾、比群眾優秀的政治人物，同樣對「政治正確」進行挑戰，但卻是使用各種重新鞏固「才德暴政」而不是打破「才德暴政」的「失智話語」（我都第一名、我學霸、我好棒，快點稱讚我），因此反而開脫了「才德制」與「階級分化和階級複製」間的關係。
從「大數據專家」再到「我來做不會比較差」，都可以赤裸裸的以學歷論斷能力與品格時，這正是一大群心理揣著學歷主義又沒有專業鑑別能力的群眾，選出了這一小群大剌剌政治不正確，視才德暴政為理所當然的政客，造就了今日戰學歷、戰論文，戰到「選戰」既無活力亦無品質，形成一種超越「美式民粹反智」的「台式集體失智」社會狀態。
尤其是相較於美式民粹的反智，我島社會的集體失智，連「面對才德暴政時必須譴責」這種「政治正確」都可以赤裸地拋棄。在一個社會集體連「政客遵守政治正確」這種「起碼的體面」都不要，連偽裝一下說一些類似「行行出狀元」、「尊重多元社會價值選擇」或「成就不只來自努力與天賦，更來自幸運、出身」這些「違心之論」的客氣話都懶時，側翼居然可以拿來傳為美談，大眾居然還能容許，或甚至讚賞這些自我表揚，更是讓人「嘆為觀止」。
「偽善」至少還有「要假裝良善」的「羞恥心」，但當政治人物無視或訕笑政治正確甚至不需要理由時，「寡廉鮮恥」甚至已經無法描述這種噁心的狀態。這種集體的道德淪喪若不誅心的談品行，那就只能說是整個台灣社會的集體失智了。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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