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著米袋去開學／夏俊山

夏俊山

時間是四季的風，吹走炎熱的暑期，吹來了開學季。看看開車送孩子開學的家長，望望窗明几淨配有空調、飲水機的教室，我的思緒不禁回到了扛著米袋去開學的歲月。

那是1972年， 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我，第一次離開鄉間的草屋，離開每次放學回到家，都要喂一喂的幾隻蘆花雞和麻鴨，是高一開學。那時，大隊小學只辦 “戴帽子初中”，原來的小學代課教師變成初中老師，把我們送到畢業。

生產大隊不辦高中，只有鎮上才有高中。快要開學的時候，父親才聽說上高中的名單上沒有我。他急了，騎著自行車，家也沒回，直接去找夏支書。夏支書睡午覺了，他不敢打擾，只是憋屈地坐在門外等，等到夏支書醒來，父親提出了讓我讀高中的請求。

父親18歲參軍，又有文化，也算是“老革命”了。有利條件是：我的學習成績全校拔尖，不利條件是我的家庭成分不是苦大仇深的貧農。當時，全國農村實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我能不能上高中，主要是由夏支書說了算。

幸運的是，夏支書說，好在還有一個補招的名額，看在同姓的份上，就給你兒子吧。人的命運真的很難說，夏支書大概也沒有的想到，他的一句話，影響了一名鄉村少年的一輩子。

我終於可以跟其他同學一起開學了。初中同學中，有人雖然成績不錯，但家庭成分屬於地主、富農，升學名單上自然被抹去了。他們只能眼淚汪汪的看著我收拾行裝去開學。

我的家庭成分是中農，戶口在農村，是沒有糧票的，開學後要吃飯，必須自己帶米去。鄰居貴奶奶知道了，用好吃的晚稻米換走了我家30斤早稻米。據說，一斤晚稻米煮成飯是2斤2兩，早稻米能多煮2兩。貴奶奶讓我懂得了吃飽肚子比口感重要。

這一天，我扛著米袋去開學，走了大概二裡路，就腰酸肩疼。看看前方，土路蜿蜒坎坷，還要再步行十六裡，才能到，我擦了把汗，放下米袋，坐在上面喘氣。就這樣，歇一陣，走一陣，掙扎了近三個小時，終於到了學校。

校園裡栽有柳樹，楊樹，刺槐，沿北邊的河是一排教師宿舍，西南有一排學生宿舍，再向南是兩排教室。教室前面是操場。教師宿舍西邊有一處大房子是食堂。校園內所有的建築都是平房。這，就是我今後學習的地方，活動的舞臺。

我找到會計室。交了學費、書本費共計8元錢；接著去領新課本。1968年，全國的學校幾乎都沒有《語文》課本， 1969年，我們的語文課本叫《毛澤東思想課》，1970年改名《政文》。進入高中，我領到的課本除了《政治》《語文》《數學》《英語》等，還有《農業機械——水泵》《農業機械——手扶拖拉機底盤》《農業機械——柴油機》等。《政治》課本基本是領袖一個人的文章（见照片）。《語文》課本中古代詩詞和文言文極少，第一學期，我們沒有學習古代詩詞和文言文。

學校操場長滿了雜草，最多的是狗尾巴草，高的齊我的腰。操場邊的空地種了韭菜、辣椒等。穿過這片空地，來到食堂“投米”。交了標準為每天5分錢（含菜金3分錢）的“搭夥費”。

學校食堂一周供應一次甲菜（葷菜），要預訂，收費0.5元。楊德明同學不訂甲菜，連3分錢一天的菜金也捨不得交，吃飯了，就在飯上灑一些從家裡帶來的醬油。下課了，餓得慌，就從書包裡掏出家裡帶來的乾糧——曬乾的山芋片，蘿蔔乾，往嘴裡一塞，使勁猛嚼，接著再咕隆咕隆喝水。

常常感到餓，就擔心食堂克扣我們的糧食。開學時，我們就排了值日表，每天由2名同學到食堂監秤，保證下鍋和蒸飯的米一定要足量，一兩也不能少。伙食標準為353或252。353指早、晚3兩粥，中午半斤米飯。252早晚為2兩粥。分粥時8人一組輪流，先用勺子攪動均勻，以求公平。午飯用鋁飯盒蒸，飯盒上有各自的記號，取飯時，絕不混淆。

跟同學一起上課了，從未學過《英語》的我們，開學第一課先學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同桌在筆記本上記下“狼齧屋前門貓”，我揣摩了好一陣，才明白了，他是怕忘了英語的讀音。之後才學26個字母。到了星期六，我急要著回家，班主任卻帶領我們參加義務勞動，並強調說，偉大的無產階級導師列寧在《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中指出：“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的萌芽。”任何人都不許缺席……

開學第一周，我幾乎夜夜失眠。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老家，睡在一個陌生的房子裡。早晨，天還沒亮，就聽到遠處有雄雞長鳴，摸摸放在床腳的空空的米袋子，心底滿滿的都是對老家，對母親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