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十七年番外篇】陳秀丹：趁防疫體檢台灣健保體制

「我記得那一天我要回台北，聽到車上廣播說陳靜秋護理長死了，我哭了。當天，我進隔離病房照顧疑似病患，在跟病人講話時，突然發現我的N95口罩沒有戴好，漏氣了，我的心都涼了。我們家有佛堂，那個晚上我跟觀世音菩薩說，我心裡難過。難過不是擔心自己怎樣，而是害怕我門診的病人會因為我提心吊膽。我還有小孩，如果我死了，他們才小學，等於是我這個做媽媽的責任沒有完成。」

陳秀丹目前是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胸腔科主治醫師，2003年曾獲頒治療SARS有功個人獎，疫情蔓延期間，她談及令她印象深刻的那一天，然而我們請她進一步回憶當時社會氣氛，她卻渾然不覺，「我所有時間都在醫院，一個禮拜回家一次，外面的世界怎麼樣、股票跌得多慘？沒有去注意。每天一早就要開防疫會議，防疫會議之後就是看病，我是呼吸治療科主任，但醫院沒有一個專責的感染科醫師，所以我負責我們醫院的感染管控。每天晚上還要上網，去看國外有什麼新的發現，並且和同業醫師打電話，互通有無，看看有沒有好的治療方法和防護策略。」

面對一無所知的疫病，她等於邊做邊學。這一次她一樣在醫療最前線，問新冠肺炎和非典可怕之處在哪裡？「非典型肺炎來得快，你今天看到病人的肺X光片可能差一點，可能明天就整個肺完全白掉了。新冠也很快，一開始只是輕症，很可能幾天後喘起來了。我們從網路上看到錄影帶，某些人在路上走，走著走了就突然倒地。臨床上看到大部分的新冠肺炎病人，輕症就是喉嚨痛、拉肚子、頭痛，跟一般流感類似。所以國外有人擔心冠狀病毒會不會流感化，我們當然不希望冠狀病毒像流感一樣，每年都來擾亂人世，我們比較希望就這一次就全部解決。」

她說因為SARS過於慘痛，在此之後，台灣防疫體制強化了，「在SARS之後，政府開始重視感染科醫師的價值。台灣醫師的薪水大多採取PPF制度（proportional physician fee），所謂PPF制度，醫生做越多，領越多。醫生基本薪資很少，像我公務人員，底薪5萬多吧，感染科醫師，真的沒有什麼插管，超音波的檢查，洗腎可以分紅，是不被重視的，相對產值低，但SARS之後，不管大醫院或小醫院，只要醫院床數到某個數目，你就必須要一個專門的感染科醫師，這些醫生就有一定的保障薪，感染控制也變成醫院評鑑的必備項目，感控沒過，一切都沒過了。」

她分析，在SARS之後台灣建立一整套的疾病管制，包含疫情追蹤，資訊的透明化，全員動員，民眾防疫觀念的強化，這次防疫沒有失分的關鍵，「我們之所以恐慌是因為不知道實情，聽別人亂講一通會造成恐慌，杜絕假新聞的散播也非常重要，因為民心必須獲得一個安定的力量。」

我們問陳秀丹醫生醫療資源有限的，台灣一下子馬力全開，是否會怕後繼無力？身處醫療最前線的她說台灣有信心，但她也呼籲政府藉機為台灣的體檢給費制度好好健檢，「台灣健全世界都羨慕，保費低品質高，是壓榨醫護人員的結果。現在新冠肺炎發生，各大醫院門診量與住院病人少很多，政府可以去研究數據，非冠狀病毒導致的死亡有沒有變多？如果沒有，政府是不是該考慮某些醫療資源在平日被浪費？」

她長年推動末期病人的緩和照顧，推動善生善終理念，希望醫療資源可以合理分配，不要因為健保都有給付，導致生命末期病人的死亡被拖延，例如癌症末期或意識昏迷病患，還長期使用呼吸器、甚至洗腎，造成健保的負擔，「醫療資源有限，當我們浪費醫療資源在無效醫療上，就會剝奪其他更重要的醫療照顧，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甚至預防疾病的發生更重要。當在醫療端，製造了一個苦難，苟延殘喘活下來的人，家人和社會要付出多少代價？一個好的健保政策，應該引導和約束民眾必須有正確的醫療行為，珍惜醫療資源，透過社會教育，有正確的生命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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