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中心變成壓垮防疫元兇

台灣確診人數破5萬人，第一線的醫療已經不堪負荷，今天多個醫療工會集結於指揮中心前，怒轟指揮中心罔顧基層困境，要「陳時中出來面對」，並將防疫不及格成績單貼在疾管署門口。顯然，在第一線醫護人員眼中，指揮中心正是導致今日種種防疫亂象的主因。

過去2年，台灣的防疫成果有目共睹，政府不只一次以「台灣防疫世界第一」之類的話，高調宣揚自己的政績。但如今，台灣卻變成「單日確診數世界第一」，顯然指揮中心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已經完全不管用。以台灣2300萬人、全世界人口排名超過50的量體，確診數卻是世界第一，可以想見是多大的一場災難，而且惡夢才剛剛開始。

台灣過去2年的防疫成功，基本上不外是民眾配合下的高NPI（非藥物介入措施）和邊境防守成功。這兩者基本上都是傳統的公衛手段，不計成本的阻斷所有病毒可能的傳染途徑，「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自然就能成就蘇貞昌口中的「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但當Omicron入侵之後，過去所有的公衛手段都不管用，疫調、篩檢、隔離，根本追不上病毒擴散的速度，反而是海量的疫調、篩檢、隔離、追蹤，壓垮了所有原本應該正常運作的系統。所以指揮中心不得不放棄實聯制、放寬隔離天數，但單單PCR一項，就壓垮了醫療，單單開居隔單一件事，就壓垮了衛生行政體系。

雖然醫界對於Omicron是否應該視為「流感化」仍有不同的見解，有部分醫界人士主張Omicron對人體的危害不小，不能以流感視之。但毫無疑問，過去的公衛手段已經無法應付新的情勢。所以醫界不斷有人呼籲，應該讓「公衛退場、回歸醫療」，意指不再用隔離、阻斷的手段對抗病毒，而應該要以醫治病患作為最主要對抗病毒的手段。這一點和蔡英文總統的「重症求清零」，大致是相同的意思。

但過去「全球第一」的成功經驗，讓指揮中心放不下面子，指揮中心的兩大「尚方寶劍」《傳染病防治法》和《特別條例》，更綁住了政府的手腳，讓政府沒有改變的空間。

按理講，當「清零」破功，不得不轉向「共存」時，維持醫療能量就是首要之務。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資源，都應該優先考量如何減輕醫療的負擔、維持醫療的能量；包括原本很多用在公衛手段的資源，都應該轉而支援更急迫、更優先的醫療現場。

但《傳染病防治法》、《特別條例》原本就都是一部基於公衛思維制訂的法案。《傳染病防治法》開宗明義寫到「為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特制定本法」。整部法律滿滿的都是公衛手段，只要納管的傳染病就都要有「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檢疫…」，就必須要有一大堆的文書、通報作業，就沒有辦法把有限的能量轉到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舉例來說，指揮中心「五漢」每天記者會公布的數字，背後是多少地方衛生官員昏天暗地紙上作業的成果；但疫情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實在沒有道理還把大批人力、時間花製表等文書作業上。如果同樣的公務能量用在服務民眾，其實可以解決更多問題，減少更多的悲劇。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醫療第一線，雖然已經規定必須快篩陽性才能做PCR，但醫院的急診依舊被PCR的民眾擠滿，排擠了其他的醫療能量，這樣的情況理論上也是可以避免的。

但指揮中心就是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特別條例》設置，指揮中心自然必須要滿足二法的要求、也同時彰顯自己存在的價值；如果少了發布確診數的權威，指揮中心的記者會還剩下什麼？於是乎，指揮中心和二法，就成了對抗Omicron最大的絆腳石，也成了壓垮醫護最主要的稻草。只要指揮中心的權威不減、不退，衛生行政體系跟醫療就沒有喘過氣的一天。

隨著疫情日漸嚴峻，網路上出現一些應該升三級的聲音，但陳時中卻說可能在7月中將Covid-19降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如果降為第四類傳染病，就不再對確診者強制管制，也就是多數的公衛手段都會退場。顯然，指揮中心並不是不知道問題的癥結、不知道自己角色對防疫造成的困擾，只是不願意在此時做而已。

近來，包括醫界和地方政府以篩代隔、以快篩取代PCR，指揮中心都沒有完全否定未來可能必須要這樣做，只是當下不願同意。但指揮中心當下的遲疑跟拖延，其實就是不斷增加基層和第一線的負擔，最終導致系統被壓垮。

台灣今天防疫的根本問題在於，無論指揮中心或二法，都是一個根據傳統防疫思維制定的法律跟制度設計，從基因到思維模式，沒有一點點「共存」的基因；從第一到第五類傳染病，沒有一個是政府容許「共存」的。這樣一個制度跟組織，自然無法處理「共存」的新型態，指揮中心越強勢，第一線的抗疫就必然越辛苦，今天這種醫護抗議的場面，自然也就會層出不窮。

【作者 單厚之／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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