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筆下筆間的拿捏──與高信疆先生共事的那段日子

˙與高信疆先生的相識

查閱網路，「維基百科」對高信疆先生的介紹，少了一段經歷，正是高先生與我共事的那幾年。在他2009年逝世後，人間副刊上懷念他的文章一篇篇刊載時，我曾想寫，但是拖延遲至今日才動筆，而當年我們共事的機構也因為主持人崔玖教授的殞落（享年96歲），已不復存在，此篇文稿正好補上「維基百科」闕漏的高先生這一段人生經歷。

文字工作者，長久以來都久仰高信疆先生的大名，況且他是我好友作家六月的大學同班同學，傑出的華岡才子，他的職銜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出版總編輯、時報雜誌總編輯……等等。當時我雖已寫作多年，但我們並不相識。文壇在報導文學鄉土論戰的時期，我完全錯過。那十年期間我結婚生子，白天上班，晚上養育孩子，連報紙都沒時間看。直到我辭去朝九晚五的工作回家寫作，才開始關心各報的副刊。而認識高先生，是民國78年夏天，他親自打電話給我。

接到高先生的電話，我深感意外。那時我是位家庭主婦兼在家寫作族，因寫作勤快，很幸運地獲中山文藝獎（報導文學類）、省新聞處短篇小說獎和中央日報報導文學獎。高先生在電話中約我見面，說有事相談。當時我住在北投，他說那就在北投見。我們坐在現今新北投捷運站對面一家簡餐店裡，叫了午餐和咖啡。那家的食物實在不怎麼樣，我邊吃邊聽他說話。他吃了幾口，可能難以下嚥，就不再吃了。

他說他已卸下慈濟功德會的文宣，轉而在「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負責文宣的工作。基金會旗下有一個研究執行單位「圓山診所」。他向我解釋，為何一個診所需要做文宣，他說上述這兩個機構都在進行中西醫結合、中醫藥科學數據化、氣功、能量醫學、花精的研究；機構的主持人是應蔣彥士先生邀請從美國回台的崔玖教授。這些研究計畫都是與中央研究院、國科會、中醫界、各大教學醫院、醫學院、大學電機系、物理系、中醫藥研究所……等約有十幾各單位共同合作的；他覺得這是很值得推廣的研究領域，希望能邀請我加入這個陣容。

我請問他為何會找我，他說曾擔任中央日報報導文學獎的評審工作，對我得首獎的作品〈拓荒者〉很欣賞，覺得能寫出那樣的大塊文章要消化很多資料，深入後再淺出報導，並不容易，而我能寫出來，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可以勝任。（〈拓荒者〉一文，是以水土保持的角度寫就的有關台灣東部花東縱谷平原的開發史。）

˙因高信疆先生的邀請再入職場

當時，我才辭去工作及電視台的編劇，在家專心寫作，實在不想再被職務纏身，又不好當面拒絕他，只好說要回家與家人商量再回覆他。沒想到家人對我復出職場並無意見。但當時我還有廣播劇和一些專欄、專題和報導在寫，只能答應高先生每周三個半天的半職工作。他也欣然同意。於是，我成了高先生在「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和「圓山診所」這兩個機構中唯一的下屬。我的上司就是高先生和崔玖教授兩位。

崔玖教授是國際知名婦產科醫師，曾任教於賓州大學（該校醫學院婦科方面的教科書採用崔玖的著作），也是夏威夷大學的永久教授。那時她回台不久，在陽明大學醫學院創立了「中醫藥研究所」，並擔任開所所長。在台北成立「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分會及「圓山診所」。崔玖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應國際救災總署的委託，於嬰兒潮時期在世界各地推行家庭計畫，也回台灣推展家庭計畫；「一個孩子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就是當年耳熟能詳的節育口號。她回台期間還在榮總及三總創立了婦幼門診、不孕科門診（崔玖是這方面的專家）、青少年門診、預約掛號等，開創台灣各醫院從人工掛號進入預約掛號先河，讓婦幼和青少年醫療也納入專業科目。

全球醫界知名的崔玖和文壇才子高信疆先生，加上中央研究院、國科會、各大教學醫院、各大學……等的中西醫學和氣功研究計畫，這是個怎樣的機構？這樣的文宣要如何做起？對中西醫學我都是門外漢，相信高先生也是，但要思考和動筆寫作的是我，所以存著好奇的心，進入了這個領域。

可以說，高先生的邀請，讓我走入一個全新的，且目眩神迷的境界。不但為我的寫作開創了新的視野和方向，在文字上高先生對我的指導，也讓我學習到往後下筆時的謹慎。在文壇我向以快筆著稱，因為寫廣播劇和電視劇本練就出快速下筆，讓我在寫作其他文體時也落筆飛快，手寫稿的時代一天能寫上一萬字。但在高先生的訓練下，我下筆更為謹慎。

與高先生共事後，我拿出獲得幾項報導文學獎的學習經驗，將艱難的資料消化，再寫出散文式文稿，開始為中西醫結合請命，這方面寫了不少文宣的稿子，發表於各報章雜誌。也配合崔教授和高先生辦的活動，邀請文藝界朋友前來「圓山診所」參訪。作家們寫的文稿和媒體記者的報導，很快讓「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和「圓山診所」聲名大噪。基金會和圓山診所舉辦的許多活動，如氣功大會、國內國際的生物能醫學研討會等，我也都參與其中。

˙ 因工作而努力學習

沒有醫學背景的我，對氣功和生物能醫學是陌生的，為了不負高先生的託付，我開始研讀並了解中醫的歷史和疾病治療方式。在「圓山診所」為研究氣功而開設氣功研習班時，我也第一個報名參加。氣功班伍老師是港台知名氣功師，因此許多當紅的知名港星、台灣政界人物如李國鼎先生及商界知名人物等，都拜在伍老師門下，他們都是我的師兄。我親自練氣功，進入氣功的世界，再來寫氣功的種種，身歷其境更能了解氣功是甚麼。很意外的是，我才入門，只是氣功班的幼兒園班學生，為了基金會的刊物《中西醫訊》所需而寫起有關氣功的文稿，同時也在《中華日報》發表，竟引起各界關注，而延伸為每周一次的《氣功不神祕》專欄，共寫了四年，才由我主動叫停。

專欄內容都是我個人的練功經驗。由於對氣功好奇，氣功又在我身上產生莫大的功能，為了探究氣功是甚麼，我大量閱讀氣功大師們的著作，並從自己練功的反應中，去探究氣功學的相關學理和知識。如數學、物理、氣流、血流量、經絡、中醫、文化、文學、古人練功、中草藥的藥性歸經、調理疾病的機制……等等，我的一篇篇練功日記，越寫越有趣，像寫武俠小說似的，讀者也越讀越有趣；前五篇在中華日報發表後，讀者來信如雪片般飛來，一時讓此專題紅不讓，也因此成了中華日報廣受歡迎的專欄。此專欄刊出不久，《大地出版社》姚宜瑛大姊立刻就要出版此專欄稿《氣功不神祕》，還一口氣預約了兩集，後來《中華日報》也出了第三集。

那段時間我寫得雖多，但與高先生的互動其實不多，因為我早上進辦公室，他下午進辦公室。我有文稿要給他看時，才會留到下午等他來。他並沒有指定要我寫甚麼，而是我想寫甚麼就寫甚麼。但我寫好的各種文稿都會先請他看過，再發表於報刊雜誌上或刊登於「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出版的《中西醫訊》雜誌上。

一篇篇的文稿出爐，都是有關西醫、西藥、中醫、中藥、中西醫結合、氣功方面的報導和人物專訪。因那時的「圓山診所」，各科門診都是榮總、台大、三總及中醫界的名醫，我常向他們學習也約訪他們寫報導。唯一一篇高先生指定要我寫的是專訪東吳大學理學院院長陳國鎮教授，報導陳教授研究的生物能醫學檢測儀器，以及生物能儀器檢測人體氣的原理。高先生說，這個專訪他已請當時民生報醫藥版的資深記者採訪過，但一直不見交稿，他估計可能寫不出來，所以不會有稿子了，他讓我重新再去訪問陳教授。

我心想資深醫藥記者都寫不出來，我怎能寫得出來，但上司交代的事，不能敷衍，只好硬著頭皮去訪問陳教授。我跟陳教授常見到面，他的研究我也早有耳聞，也曾是他所製造的生物能儀器的檢測對象，因此在訪問時聽不懂的環節，事後回想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再查證許多中醫和經絡及電流、藥性歸經等資料，終於也將這篇文稿完成。多年後有一次遇見陳教授，他眉開眼笑的說：「少雯，自從妳寫我的那篇生物能研究報導刊出後，大家終於知道我在研究甚麼了。」

我想這就是論文和散文有別，以及讀者接受度的不同；散文易讀易懂，讀者接受度自然高，也較有耐性讀完整篇。這在我寫水土保持和環境綠化報導，將艱澀難懂的資料，化為和藹親切的散文報導時，早已深深體會到了。

˙ 紅筆藍筆的眉批修改

除了在中華日報《氣功不神祕》每周的專欄之外，我寫的每一篇稿子，都給高先生看過。非常感激他，他對我寫的文稿，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的，逐字的琢磨再琢磨，檢討再檢討，所以篇篇都經他用心的字斟句酌和大力修整。那時我還未用電腦寫作，全是爬格子的手寫稿。我的字跡尚稱娟秀，很易辨識，讀來一點都不費力。

常常我覺得寫得很順也很有條理的文稿，給他看過交回給我時，都會嚇我一跳。因為每張稿紙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他修改過的字跡，還記得「沆瀣一氣」這個成語，我就是在他修改的文字中學到的。

當時每拿回布滿了高先生修改手跡的稿紙，當下都不知從何讀起，因為不僅是字詞的修改，前後句的調動，還有段落重新分配，都在他修稿的範圍內，可想而知，要看懂他改那裡，得從他箭頭畫出去的空白處尋找，整張稿紙充滿畫來畫去的線條，看得我眼花撩亂。看到這樣的文稿，我沒有不高興，反而覺得神奇，沒想到高先生竟是如此細心和認真的人，他是大忙人，竟能為我寫的一篇篇文稿花如此多的心思和時間，細讀細審和細細修改，真是讓我佩服不已！也讓我對他刮目相看！

拿到修改稿後，我回家花了許多功夫和時間，將高先生修改來修改去的來龍去脈循線找到，弄清楚後，重新謄寫一遍，再以新稿呈給他過目。幾天後他將文稿還給我時，再一次嚇我一跳，因為稿紙上又布滿他密密麻麻的修改字跡，太神奇了！高先生真用心！已大大修改過一次的文稿，還能有這麼多需要改的地方！我虛心接受，回家後再費九牛二虎之力，弄清楚高先生的思路，將文稿重新謄寫一遍，再呈給他看，心想應該改得差不多了！但是稿子回來後，仍有修改之處，第四次仍是如此，但一次比一次修改的地方少了，最後一次就只改了幾個字。文稿總算定稿。我在每次重新謄寫時，總是跟高先生一樣細細去琢磨文中的句子，思考他為何會修改此處，修改前和修改後有甚麼不同的境界，對於提升我在寫作時的用詞用句起了莫大的作用，讓我從此下筆更為謹慎。

記得我讀初中二年級時，寫的第一篇文稿，拿去請教地理的駱侃老師修改，駱老師的中文底子好，親切的幫我看了稿子，直讚美我寫得不錯。那是一篇迷你小說，篇名是〈小英的故事〉，後來刊登在花蓮救國團的刊物《花蓮青年》上，是我第一篇對外投稿的的處女作。初中畢業時，英文老師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題了「謹言慎行」四個字。我年紀雖小，但對這句話非常有感，因為那時我開始在全國的學生刊物、各報刊雜誌上投稿，引起學校老師們的注意和鼓勵。英文老師題的這四個字，是他對我的期許，也成為我一生在待人處事和寫作上的座右銘，對我影響深遠。除了駱老師，高信疆先生是修改我文稿的第二人，他在我的文稿上所花的心思和時間更大更多，讓我感恩不盡，他是影響我的文字和寫作上重要的人，是良師也是益友。

還記得，崔玖教授在報上寫的專欄，「文經社」要出版《白袍下的悲歡》一書，高先生答應為此書寫序。但經一催再催三催四催，終於在兩年後交稿。而崔玖教授和「文經社」吳榮斌社長，竟耐心的一等再等三等四等，終於等到了這篇序文，於兩年後出版此書。

高先生為「慈濟」所做的，人人皆知且感恩。他為「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和「圓山診所」所做的，都一樣傾其所能的付出，值得書寫。之後高先生去了香港《明報》，再去北京。高先生離開「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後，我仍留在那，在十幾年的時間裡又完成了《崔玖跨世紀》和《花精與花魂》二書，交由「心靈工坊」出版，都是與崔教授合作完成的。

高信疆先生逝世已15年，每想起那一段共事的日子，總覺得有一分深厚的緣在，令人難忘。他留給大家的印象如新，那身影也是永難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