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地方官僚慢半拍 大陸首要課題

從鄭州水患到南京新冠疫情爆發，這看似毫不相干兩件事背後都透露出一個現象，即大陸舉國體制下，地方政府「慢半拍」作為；未來如何杜絕官僚體制僵化慢半拍情況，平衡報喜不報憂的政治邏輯，與救災為上的生存邏輯，跳脫組織不作為的弊病，恐怕是大陸政府未來處理重大公安事件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

從7月20日南京新一波疫情爆發後，不到兩個禮拜，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兇猛態勢延燒至北京、湖南等15省市；換言之，半個大陸都已淪陷。而正當各界亟欲找出疫情為何一發不可收拾原因時，矛頭無一指向地方政府的「失靈」。

地方政府防疫慢半拍，凸顯的是官僚制度的「僵化」，而這似乎也是大陸地方政府在面對重大公安問題時的老問題。遠的不說，之前河南遭遇暴雨，鄭州水患成災，但當地官員未在第一時間下令停工停課，繼而導致載滿民眾的地鐵列車遭淹，京廣路隧道大批車輛來不及撤離等情事比比皆是。

事實上，這次南京疫情失控幾乎如出一轍，與地方官員延遲作為有很大關係。比如說，南京祿口機場早在20日就已出現9例確診，但直到26日南京官方才宣布封閉機場，甚至到27日才願意證實此波疫情正是Delta病毒株，只是為時已晚，病毒早已在大半個中國流竄蔓延。

從鄭州水患到南京疫情，地方官僚制度的「僵化、失靈」，儼然成為大陸處理公安事件一大破口，儘管並非全部原因，但地方政府的停擺，卻是大陸舉國體制下的一個怪象。

不諱言，大陸舉國體制的優勢，在於集中力量解決問題，畢其功於一役，這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在中央一聲令下，短短2、3個月就快速控制疫情，足可見之。然而不斷訴諸舉國體制，也間接造就地方官僚逐漸養成「說一動、作一動」，甚至「不報不錯」的怠政窘況，加上大陸地方官場普遍有「報喜不報憂」的習氣，這都使得地方官員在面臨突發的公安事件時，容易錯過處置的黃金時間。

面對地方官僚的失靈難題，大陸高層並非選擇視而不見，坦白說，貿然地拋棄「舉國體制」也並非解決問題的良策；對大陸來說，如何在官場處事的政治邏輯與救災至上的生存邏輯找到某種過渡平衡，可能更值得嘗試與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