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的「接觸失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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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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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失敗論」(failure of engagement)已是近年美國全面調整對華政策,漸次將中國大陸從「競爭者」改為、「對手」甚至「敵手」的主要理由。這個理由的核心是「接觸」(engagement)未能導致中共治下的中國民主化(即「和平演變」),反而被北京利用接觸獲得的資源實現崛起、熟悉國際組織領導權、甚至造成體系權力移轉。而且接觸浪費的時間,正好被「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所用。所以接觸嚴重損害了美國利益長達20餘年,應該趕緊掉頭採取針鋒相對、「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的對華遏制戰略。

接觸失敗論在各地早有先行者,而且內容可能更加細緻。類似的例如「中國因素」威脅論與老字號的文明衝突論等等。彼等未能充分振作,可能是被另一個還未失勢的「中國崩潰論」稀釋。崩潰論否定「崛起」,強調的是包括瘟疫、難民等「低端威脅」,卻又被「威權韌性論」(authoritarian resilience)挑戰。所以接觸失敗論某種意義上的同義詞,即是威權韌性論。

然而認為美國接觸失敗,罪在低估中共威權韌性,難免是事後諸葛。追本溯源,應該回顧冷戰剛結束時提出的接觸,到底希望達成什麼目標,以免使「接觸」齎志而歿,成為代罪羔羊。

「接觸」戰略最早源於美國民主黨籍總統柯林頓,並且與「擴展」(enlargement)戰略並行。柯林頓是第一位二戰結束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總統。這個世代有著美國再創高峰的自信,同時因為經歷過越戰與60年代的 騷動,樂觀中也顯露出世故與務實。這兩個時代特質同時顯現於「接觸與擴展」中,甚至被部分學者稱為柯林頓主義。

1996年台海危機前夕,白宮發布了《接觸與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指出此戰略要達到之目標有三:強化軍事與外交能力保障安全、打開外國市場促進全球繁榮、提倡民主。所謂接觸,重點是強調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性,駁斥孤立主義。接觸的工具,除了嚴重緊急事態不排除單邊先制,主要必須依靠多邊制度的塑造。而所謂擴展,強調的是擴大國際民主社群與市場經濟的影響。此戰略是必要的,否則索馬利亞、盧安達等災難性事件會反覆發生;此戰略也有其成效,例如當時有30多個中東歐與拉美國家正在民主轉型與鞏固,俄國與東歐加入了美國領導的和平夥伴,有些國家正在加入北約。但是報告也警告,接觸與擴展必須依照利益排序,因事置宜。

很顯然,從制訂當時的條件與目標來看,2000年之後在東歐與中東陸續出現的顏色革命甚至後來的「政權改造」,並不在接觸戰略的目標中。反而葉爾欽末期的俄國一蹶不振,小布希時代初期的美國更加自信,更常採用單邊手段,包括北約加速東擴。可以說在共和黨錢尼、倫斯斐路線下,接觸已名存實亡,剩下的是單極權力的擴展,到歐巴馬─希拉蕊時代,接觸才有所恢復,但美國朝野分裂氣氛高漲,國際局勢也不復當年。

哈佛學者江憶恩(Alastair Johnston)去年夏天在著名的《華盛頓季刊》曾為文詳細評論了「接觸失敗論」。他特別指明失敗論者不僅假設1990年代接觸戰略就打算在大陸搞民主革命,這是移花接木的謬誤;失敗論又假定中國「被接觸」後理應歸順「自由國際秩序」,是刻意簡化問題。如筆者早前分析自由國際秩序所說,西發利亞主權制度、自由航行與自由貿易原則、個人主義的民主自由權利,是這個秩序三個發展各有先後的特徵,三者今日的普適性與覆蓋面也極不均等。不僅中國從19世紀「被接觸」至今沒能全面接受,霸主美國也多半也是「例外性適用」。何況「被接觸」後民主倒退、民粹興起的國家遍地都是,突出接觸中國失敗,主因其實是它未淪為「失敗國家」。

「接觸失敗論」禁不起嚴格檢證,但用以批判對手、推卸戰略粗糙的責任,倒不失為政治正確的正論。(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