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教廷對中國友善，並不代表必須要選擇「利瑪竇路線」
文：凃京威（博士生，教宗方濟各發起之The Economy of Francesco參與者，著有《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
聖座（The Holy See，教廷）是中華民國當前唯一的歐洲邦交國。教廷是以天主教會為主幹的國家，實質影響力散布在全球天主教區、教堂及天主教友，不侷限於梵蒂岡城（Vatican City）領土。
依據美國在台協會AIT調查，台灣天主教徒比例佔總人口1.3%，可謂台灣社會中的少數。然而，凡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教育長大的人，對天主教並不陌生，尤其對「利瑪竇」這位有中文名字的外國人。
國立編譯館2000年版國民中學歷史第一冊，如此記載：「明朝中葉以後來華的西洋人，除了葡、西等國商人，還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其中以耶穌會為最重要」。
關於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與中國的接觸，課本說「耶穌會教士大都有良好的學養，對中國文化也相當尊重，允許中國教徒祭孔祀祖。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在明神宗時抵達中國，幾年後並得到神宗召見，特許他在北京設立教堂傳教」。
關於這些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什麼教、教的內容是什麼」，課本並沒有多談。但是，耶穌會士卻與「科學及現代化」連結起來。歷史課本這麼說「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以西學為傳教媒介，不少西方科技知識傳入中國，主要的有：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火器」。
天主教、耶穌會、科技、中西文化交流。
這幾個字，說明了利瑪竇（Matteo Ricci）如何可能成為接觸中國的政策路線。利瑪竇與中國的接觸，特別強調對中國的尊重，自己化身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無論是語言、服裝、傳統等，再藉與中國官員的互動，打開對中國整體社會的信仰傳播。
利瑪竇的路線，也是經過縝密考量的戰略
利瑪竇的時代，天主教會正因應文藝復興時期，百花齊放的「現代科學」對教會傳統觀念帶來的挑戰。從歐洲天主教歷史的角度來看，幾乎難以想像代表天主教來到中國的利瑪竇神父，會在400年後中文的歷史課本中與「科學」畫上等號。
利瑪竇縝密運用語言、吸引眼球的西方數學、天文及科技，與知識份子建立友誼，打動重視知識份子聲音的中國權貴，進而透過改變上層社會來打開對中國的傳教途徑。
利瑪竇的路線是「由上而下」的傳播路線，利瑪竇代表的是「對當下中國」的尊重，尤其是「對中國當前執政者及統治階級」的尊重，這正迎合著帝制中國的結構。
教宗方濟各對中國的友善、對中國文化的尊敬，廣為各界所知，他曾多次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發電報。然而，對中國的友善，並不代表必要選擇利瑪竇路線。
不過，從多年來強調利瑪竇的代表性來看，利瑪竇儼然已經成為教廷執政者對「中」關係的依循典範。
2022年12月17日，教宗方濟各批准教廷封聖部法令，同意將利瑪竇立為「可敬者」，表揚利瑪竇神父在中國傳教的英勇行為。
教宗方濟各認為，利瑪竇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所作所為和著作，也在於他是「相遇的人、相遇文化的人、超越作為外鄉人的人」，而且利瑪竇「是首批在中國與西方間搭建友誼橋樑的人，在中國環境中發展出一套基督信仰本地化的模式，這模式至今仍管用」。
2023年4月17日，教宗宣布利瑪竇為「可敬者」後的四個月，香港教區周守仁主教（候任樞機主教）訪問北京，並與北京教區李山主教共同拜訪了「葬在北京」的利瑪竇墓。這是1985年香港胡振中主教訪問北京40年以來，首次有香港主教拜訪北京教區。
2023年5月9日，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主教為義大利Macerata教區（註：利瑪竇的出生地）主教座堂的「利瑪竇神父及徐光啓」雕像安置揭幕，帕羅林樞機在彌撒講道中說，「他們是那個時代的一束閃爍之光、一個愛的中心、一個賦予民眾活力的酵母。現今，我們的生活也該是如此。謹記真正的平安來自於天主，也就是與祂合而為一，懂得寬恕包括仇人在內的所有人」。
天主教會追求與中國政府的修和及對話
利瑪竇被封為可敬者，而且利瑪竇神父的奇蹟調查也在積極推展中，如果能有兩個經過嚴格科學驗證而無法解釋的奇蹟，則可申請教廷承認為中國真福，進而成為中國聖人。
在利瑪竇之前，教廷已承認中華民族121位橫跨清朝至民國的「致命聖人」，分別在1996及2000年宣聖。每年7月9日教會慶祝「中華殉道諸聖慶節」，都是為紀念這些因為信仰而蒙難殉道的聖人，同時也為那些因信仰自由而受迫害的人祈禱。
「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紀念已宣聖的中華殉道聖人，每每都提醒我們，中國文化在歷史中與天主教信仰的對立。放在現在中共加大箝制宗教的情境，彷彿說著天主教會與中國的對立。
我相信這正是教會某些決策者側重強調利瑪竇典範，而非為龔品梅樞機主教列真福品展開調查的緣故。太多的對立，是否對天主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好？這個問號在利瑪竇路線，已經找到答案。
教廷對中國的交流工作，在教宗方濟各及中國習近平時代，雙向高舉著「利瑪竇」的典範，建構出獨特的「利瑪竇路線」。這樣的路線，不僅高舉耶穌會對中國傳教的特別路數，同時也定調教宗方濟各的時代採納的是「由上而下打好與中國政府關係」的外交路線。
這個路線有什麼好處？基本上，當多數外來宗教面對中共「宗教中國化」壓縮發展空間、難以自立生存時，與中共中央交好的天主教會，似乎在中共默許下，得到這個空間，更有機會運用灰色地帶創造宗教市場。
就天主教友的立場來說，我是欣喜的，特別期待與中國天主教友自由地共融，在教會內成為一體。然而，令我擔憂的也是，外界會怎麼看、怎麼評價與中共達成若干妥協的天主教會？
利瑪竇路線，在天主教會內犧牲什麼？
我不反對利瑪竇路線。這不是錯事，而且利瑪竇路線帶來的「『中』梵臨時協議」不僅改變教廷與中共自2000年以來停擺的官方互動，更讓教廷能與中國合作者在合乎教會法規範的體制下，補齊長年缺位的主教席次，中國各教區在這個教廷高層撐開的活動空間與全世界各教區共融。
然而，利瑪竇路線忽略什麼，特別在天主教會內犧牲什麼，這可能是利瑪竇路線令人擔憂之處。在中國艱辛傳教的傳教士，不只有耶穌會和利瑪竇一人。眾多在中國深耕一同面對苦難的修會——主徒會、聖言會、聖母聖心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慈幼會等等，以及中國各教區仍在苦難中掙扎的地下團體，他們在「利瑪竇路線」的角色是什麼，我相信教會是有準備，只是這個準備要更加結合所有人的力量。
最後，「利瑪竇路線」對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會有什麼影響？我不明白中華民國外交的戰略，如何安放教廷這個獨特的歐洲邦交國，然而，我可以確定的是，民主化深植人心的台灣社會與帝制中國的社會結構截然不同。利瑪竇路線不會是教廷高層對待中華民國（台灣）的作法。
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進步價值是台灣的瑰寶。而在價值基礎上，天主教友與教會合作，為彌補社會裂痕、陪伴個人、傳播教育、服務弱勢的貢獻，社會有目共睹。
聖座（教廷）駐華馬德範臨時代辦（Stefano Mazzotti，相當於代理大使）在教宗方濟各就任十周年的慶祝酒會這麼說：
「聖座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是兩個主權和獨立實體之間的關係，就像所有雙邊外交關係一樣。彼此都承認對方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自己角色的正當性。
然而，聖座與台灣之間的邦交，還有另一個更深遠的層面。這要歸功於天主教會和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天主教徒。因為我們目睹了他們這幾十年來身為公民，為巨大的進步所做的貢獻。若兩國的邦交，一直被維持和被鞏固，那也是因為天主教徒雖然是少數，但久而久之，天主教徒已成為台灣的一部分完全融入，有著如此不同、豐富及多樣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