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是與生命與生活息息相關（上）

文學究竟如何走進我的生命中？我想應當是八歲那年，總陷溺在一個夢境中：我坐在一個巨大方塊上，方塊漂浮在外太空中，天幕上有閃爍的星星，四方有許多緩慢飄飛的灰黑方塊，接近我，又飛走。

在沒有科幻電影可看的一九七○年代，小腦袋裡究竟如何形塑出這麼生動的畫面？我的第一堂文學課是從大量閱讀中開始的，鄰居大姊姊葉潔宇送了一大箱書，裡面有《封神榜》、《三國演義》、《說唐》、《地心歷險記》等中外文學。在此之前，我們家的書櫃裡只有《古文觀止》、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南宮博的《中國歷史故事畫傳》和一些父親準備特考的會計學教科書。

奇幻的小說總讓人入迷，買不起兒童讀物的窮孩子，就跑到國語日報的出版門市，鎖定東方版的少年小說，一個下午囫圇吞棗讀三本，帶著滿滿的故事情節回到家中。絕對是腦神經太活躍了，到了夢裡，總是會偷偷搭乘著巨大方塊升空，漂浮到外太空去。

到了中學以後，閱讀量大了，又讓升學考試折磨，夢中總在算怎樣也算不對的數學，倒是白天的閱讀探險變得更豐富。

中學時期的臺北正是威權與開放交替的空間，城市裡到處湧現新奇的文字，特別在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路一帶，臺大與師大生活圈中，過去懸為禁書的五四新文學、黨外政論雜誌、各色文學同仁刊物乃至左翼的經典論述，都悄悄從禁忌或邊緣的角落現身，或以粗製濫造的翻印之姿，或隱沒作者姓名，飽足一九八○年代時，學子們好奇的閱讀慾望。

在此之前，魯迅、周作人、沈從文、巴金、老舍等這些耀眼的文壇巨擘，教一紙禁令給冰封在文學史中，就連大學的中文系裡，也乏人研究。在讀高二那年，筆名艾農的趙潤海翩然到辭修高中教書，擔任「寫作研習社」的指導老師，他帶領一群不知現代文學為何物的孩子，讀沈從文、周作人、魯迅、老舍、茅盾、張愛玲，讓我們有機會回溯斷裂的五四傳統，帶我一堂又一堂精彩的文學課。他也極耐煩地幫我批閱詩作，從極為散文化的行與行間，告訴我何謂「詩的語言」，告訴我斷句該如何運用，我從他工整的眉批中望見了意象、節奏與結構的奧妙。

艾農一邊寫作碩士論文，一邊指導中學裡的文藝社團，給同學開了一張長長的新文學書單，由我負責張羅來，供讀書會討論，《吶喊》、《徬徨》、《邊城》、《駱駝祥子》這些現在俯拾可得的名著，可難倒了一個中學生。

在高二某個周末午後，信步從羅斯福路轉往東南亞戲院，在兩旁盡是小吃、成衣攤販的小巷道中央，站著一個黑衣男子，瘦削、白晰的臉上，架著一副黑框眼鏡，身前擺著一只OO七手提箱，裡面放著一疊疊書，我好奇往裡一瞟，居然有魯迅的小說。

黑衣男子用特務交換情報的謹慎，低聲推銷《吶喊》、《徬徨》、《阿Ｑ正傳》給我，還附贈《關於魯迅》的史料彙編一冊。我興奮地接過書，翻讀翻印自香港，字跡有些模糊的書頁，當下掏出錢買了下來，順便帶了沈從文的《湘行散記》。

臨走前，男子說：「我下周還會來，不一定在戲院旁，也可能在臺大附近。」

我記下了特務先生的囑咐，可是從此在溫羅汀一帶瞎混，再也沒見到他的蹤跡。

倒是從那個時候起，翻版的二、三○年代文學開始大舉出現在臺大附近的書攤上。販賣禁書成為一股挑戰權威的知識力量，禁書攤有的擺在騎樓下，更妙的是有書商乾脆用貨車載書來，掀開帆布篷，不但有錢鍾書、沈從文、老舍、蕭紅和茅盾的小說，就連《資本論》也赫然在列。我原本立志非中文系不讀，但在送志願卡前，受到簡易老師的鼓勵，就踏進了東吳法律系。

大學時期我就讀於東吳法律系，我曾經在延平南路的法學院中遇見蘇格拉底。法學院老師的教育強調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因為蘇格拉底善於一對一的個別化教學，常藉審慎的問答諸難，叩竭學生心思，善於因材施教。東吳大學法律系比較法學組的教學法就經常利用蘇格拉底式辯論，強調法律案例解析，學生必須事前預習並書寫摘要，老師於授課時不斷提出質問，讓課堂經常保有張力、火花與現實的省思。這段時期，我加入了「南風」和「曼陀羅」兩個詩社，保持大量的文學閱讀習慣，也藉由參與辯論活動，更熟悉了公共演說與修辭學的基礎。

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之交在溫羅汀逛禁書攤，固然頗為刺激，其實在舊書舖子挖寶，更會見到一些「隱姓埋名」的好書。汀州街上的「公館舊書城」從靠近公館圓環邊上開始，到如今搬到汀州路三段，一直都是我蒐羅書籍重要據點。高中時買到精裝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或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都沒打上作者的姓名，買的時候根本不識貨，買後束之高閣，應付聯考去，等上了大學後，拿給吳彩娥老師鑑定，才知道原來是大師手筆。

「公館舊書城」的吳老闆整理書籍的本事一流，狹仄的店面裡，品類清楚，特別是文學書籍，依照開本排列，井然有序。窮學生零花不多，所以目標就鎖定七○年初頗為流行的三十二開本「口袋書」，像是文星書店、大林出版社、晨鐘出版社的系列作品。舉凡余光中的《左手的繆思》、《逍遙遊》、王文興的《龍天樓》、施淑青的《約伯的末裔》、王尚義的《狂流》、林海音的《作客美國》、何凡的《不按牌理出牌》、於梨華的《變》、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等，多半折扣後，一本只要十到廿元，當時閱讀成痴的少年，一舉能多帶幾本書回家，自然不會放過。日後這些見證現代主義文學風潮的出版品，還能供寫作論文的研究生參考，倒是始料所未及的。

窮小子除了在舊書攤翻找文學經典，看看過期黨外雜誌外，偶爾走進「香草山書屋」或是「書林書店」，都會有莫名的驚喜，找到文學圈同仁雜誌發行的刊物，或是詩人自行出版的詩集。特別是香草山書屋，本來在傅園旁，後來搬到對街上，作家託售的詩文集，多半放在矮櫃子裡，俯身尋覓，找到心儀的書籍，到櫃臺結帳時，體貼的店主人會放進一張精美的書籤，上面寫著泰戈爾的詩，配上精美的插圖，讓人難忘。

研究所我在傳播學院遇見另一個蘇格拉底，是在街頭談哲學的教師。在歷史上蘇格拉底是兼業教師，不以教書養家活口，他每天徘徊雅典街頭，聚眾傳道授業解惑，求以普渡混混沌沌的雅典同胞，他不在乎有無固定的教室、教材及學生，只要大家向學，求責去愚。政大傳播學院的老師們帶領學生一起從事媒體改造運動，推動公共電視法制化，進行媒體監督，讓學生體會知識與社會實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更細密地教導了學生修辭與寫作的方法。

我在政大新聞所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堂寫作課，臧國仁老師的「採訪寫作研究」、鄭瑞城老師的「雜誌寫作」還有林元輝老師的「報導文學」，都精彩絕倫，我保留了老師們的授課計畫表與讀物，一路帶進中文系我任教的課堂，成為我的祕密武器。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臧國仁老師就把「採訪寫作研究」這門課，設計成「做中學」的編採實驗室，所以我們一批菜鳥研究生，每周既要讀大量的新聞、採訪與認知科學的論文，同時要到新聞現場採訪，開線索會議，競爭上版面的機會。

臧國仁老師的翻轉教學，讓學生自主學習，他可一點也沒放過自己。我們寫的每一篇稿子，他都細心批改，細到提醒我：「文蔚，請買一本《如何使用標點符號》，你不太會用分號和句點。」更重要的是，老師教會我如何更生動地書寫，避開形容詞，讓文句有力量。

相對於當時許多新聞寫作課，多半在練習「改寫新聞」，或是採訪寫作，臧國仁老師已經導入「企劃寫作」。有個練習是要我們提出「雙十節」的新聞企劃，在節日期間多半都是華僑歸國、國慶寶寶這一類的新聞。我到圖書館翻各種年鑑，找到《世界發明文獻中國名人錄》，逐頁查詢，有四位發明家是雙十節誕生的，於是企劃報導他們的創意與貢獻。搭配剛找到一本有趣的論文，研究「二十位傑出發明家的生涯路」，對發明家的特色、人格以及生活態度較有認識，因之覺得這個題裁也相當可行：「辛亥年革命建國，看今朝發明濟世。」作業上繳，老師似乎覺得還可以，上課時小小表揚了一下。

老師把我們丟到現場，不僅僅要跑新聞，企劃故事，還測驗我們如何能取得陌生人的信任！當年正好是立委選舉，因此有個作業是到不同立場的候選人政見會，採訪聽眾。於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選擇了兩場政見發表會，一場是民進黨的顏錦福，一場是國民黨籍的郁慕明。我一直記得在金華國中禮堂，顏錦福的政見發表會會場中，許多聽眾熱情說出支持反對黨的理由。這次的採訪經驗很難得，讓我一生都樂於試著和陌生人談話，練習發問，打破藩籬。

另一個有趣的作業是，跟著一位資深記者跑一天新聞。我請民生報記者薛荷玉當我的業師，她十分熱心，配合程度甚高，主動連絡，並對此次採訪工作提出規劃與建議。我在十二月十二日早上跟著她走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張隆盛接任環保署署長不久由於接近大選，因此報社重點放在選舉新聞上，而且張署長上臺後對於許多的政策漸漸趨向保守，因此恐怕沒有有趣的新聞故事。

記得當天薛荷玉還帶我採訪她的副線──科技。這一條線是中國時報記者李景駿介紹的，內容是國人開發出的電視繪圖板，特點在於可以畫動畫，並且結合教育功能，十分有趣。我側面觀察，薛在採訪這一則新聞時因為對於事件較為陌生，問問題使用較多開放性的問題。事後，我們各自寫新聞稿，老師還要我比較專家和生手寫作的差別。如今回想起來，一位老師願意壓縮課堂時間，同時導讀理論，指導採訪，修改文字，是多麼難得啊！我總覺得在通往傳播學院的長廊，我應當遇見蘇格拉底了。我的傳播學院中，有臧國仁老師願意不斷和學生辯論，批判思考，逼問我們究竟一門課程究竟該如何教？又該如何學？成為當大學老師後最重要的養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