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時代（下）

華岡—文化學院

我果真是和非正規的教育有很深緣分。強恕之後，覺得就去當兵吧，然後，也許口袋裡插一本詩集去天涯海角流浪。大學填志願，沒有當一回事，胡亂填了幾個，強恕的畢業生，看到別的學校學生戰戰兢兢填一百個志願，都要笑死。

想到《紅樓夢》裡少年寶玉最厭煩他父親那幫子做官讀書人，一腦子名利，偽善做作，「文青」的寶玉給那幫人取了外號「祿蠹」—官場的蛀蟲。

賈寶玉是典型「文青」，三百年前，他就不屑那一批為名利讀書的「祿蠹」。

和整個主流社會背道而行，「文青」沒有這樣的見識和氣魄，也不配做「文青」，至少愧對三百年前「文青」的賈寶玉。

我胡亂填的志願裡有一個「文化學院戲劇系」，不知為什麼填了這科系，大概當時讀了沙特的劇本《無路可通》（Huis Clos），講一個人到了地獄，他不覺得是地獄，身旁的人讀報紙、喝咖啡、扯淡、是非八卦……他終於領悟到原來「地獄」就是我們的日常，你厭煩的日常，你不想聽的八卦，無意義的生活，日復一日，永無止境。

好可怕啊，如果「地獄」就是我們的現在，無休無止……。

這個人拿起水果刀刺向自己，一次兩次。但是不死，不痛，旁邊的人冷笑：「你已經死了，還要做什麼？」

活著，無異於死亡，原來戲劇是可以這樣使人震撼的。

那個奇怪的念頭讓我誤打誤撞進了文化學院，一所剛成立的大學，位置在陽明山上的華岡。

蔣介石時代，陽明山是禁區。從士林官邸，經過今天的仰德大道，沿路都是國安系統布的樁，國安局、情報局今天也還在那裡。禁區一直到陽明書屋，整座陽明山不可能有閒雜人等，當然也不可能設立學校。

陽明山一九五七年發生過嚴重政治事件。一名中華民國少校劉自然被美軍上士羅伯特．雷諾（Robert G. Reynolds）槍殺。雷諾被庇護回國，不接受台灣法律審判。事件鬧得很大，示威群眾包圍美國大使館。

我當時三年級（還是四年級？），小學生，對政治一無所知，父母絕口不敢談。有一天，賣《漫畫大王》的王老師臉色凝重，拿著一張「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王老師唸了一次，大意是呼籲國民忍讓，不可受「匪諜」煽動。

「文青」有政治潔癖，對政治冷感，只記得讀「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時，王老師面色慘白。

一九六三年，退休的教育部長張其昀，說服了蔣介石，在「禁區」設立「中國文化學院」。

張其昀是蔣的心腹，才能在「禁區」辦大學。

他是北大系統出身，哈佛博士，後來主掌浙江大學。他一直懷念蔡元培帶領的北大學風吧。最早的文化學院，由一位與黨國關係密切的人規劃，卻意外成為權威禁忌年代學風最開明自由的大學。

我是文化第三屆，上華岡的時候，走在雲霧飄渺的山仔后，紗帽山飛瀑泉流。

張其昀在戒嚴時代的教育理念，也許比今天教育部官方還有創意。文化學院有戲劇系，戲劇系有國劇組，聘請二戰後最優秀的劇團菁英任教，梁秀娟、楊蓮英、孫元坡……他們多是沒有正規學歷的科班出身，如此被肯定，讓台灣的教育有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不只戲劇系，哲學系有印順法師講《法相》，有陳鼓應講《莊子》，有愛新覺羅毓鋆講儒家哲學。

法文系胡品清彷彿帶著二十世紀初的巴黎魂魄，從《巴黎的憂鬱》走出來，永遠黑墨鏡，白色蕾絲手套，沿著小徑走，不看人。哲學系又像學生又像流浪者的陳平，時時傳來她自殺的消息。不多久，去了西班牙，用筆名「三毛」寫《撒哈拉的故事》。

那是另一個我感謝的校園，新聞系的學長高信疆編《華岡青年》，常找我聊天，和幾位同學創辦「大地詩社」。

我開始一篇一篇發表自己的文青創作：《希望我能有條船》、《勞伯伯的畜牧事業》，嘲諷正規教育，渴望出走流浪。

不知道為甚麼苦悶的年代，知道永善老師被國安單位逮捕了。媒體上看不到任何消息。

我讀著卡夫卡的《審判》、《蛻變》，隱約感覺到「國家」、「政府」的恐怖荒謬。我讀著齊克果、尼采，畫他們的頭像，用膠帶黏貼在書桌前，像是可以傾吐心事的朋友。

那些頭像隨歲月碎散了，丟進垃圾桶。剩下少數幾張，五十多年後，斑駁漫漶，文青時代，再見面，啼笑皆非。

我一九六九年從史學系畢業，感謝「上古史」趙鐵寒老師，感謝「目錄學」楊家駱老師，感謝「西洋史」黎東方老師，感謝「秦漢史」傅樂成老師，讓我有了基礎的史觀。

楊家駱老師沒有書，沒有筆記，上課時坐著，像一尊佛，「經」「史」「子」「集」，一一道來，學生連抄筆記都來不及。他說，家裡在揚州或南京管《四庫全書》，從小家族晚輩就要負責曬書，曬書時一頁一頁翻。那麼大一部百科全書，幾年曬完一遍，再從頭翻。他的「目錄學」是這樣一輩子的修行，像AI智慧，一部《四庫全書》都在腦中。

遇到這樣的老師，是福氣，知道什麼叫做「求知」。

一九六九年大學畢業，捨不得華岡，捨不得岡上白雲飛瀑，泉流急湍。我考了藝術研究所，當時所長是莊嚴先生，他從北大畢業就進入故宮。戰亂中帶著千年文物跋涉遷徙，北京到貴州，戰後運南京，一九四九年又押運到台中。

我考取研究所的時候，故宮剛落腳外雙溪不久，老師都是一生帶著文物東奔西跑的學者，從年輕跑到老。

莊嚴老師常常笑自己二十幾歲進故宮，一晃半世紀過去，已是「白頭宮女」。教我們「書畫品鑑」時，兩鬢斑白，閉著眼睛，微笑著講《富春山居》上面的印章、題跋，像聊天一樣。

「白頭宮女在」，也許他們是真正傳承歷史的人。

我的文青時代，有幸認識最後一批「白頭宮女」，教玉器的那志良，陶瓷、銅器的譚旦冏、美術史李霖燦諸位老師……我一一致謝。

教佛教藝術的是曉雲法師，她從香港來，早年曾遊學印度泰戈爾大學。

她主持永明寺，上課多帶著四、五位研究生在陽明山上走路。她的廣東話不好懂，她也不太說話。有時停在絹絲瀑布前停下，說：「聽……。」要學生聽水，一聽一、兩個小時。

其實不用管聽到什麼，不用管有人留下，或有人走了。

遇到這樣的老師，你或者一無所得，後來讀《金剛經》，佛陀說他在老師燃燈佛所「一無所得」，忽然想到曉雲法師的「聽水」。

教育裡沒有這樣的老師，學習和思考的意義何在？

服役的時候在鳳山，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到島嶼南方，第一次遇到很多老士官，河南的、山東的、緬甸的……跟我說戰爭，說戰爭裡人活下來的故事，說如何被抓進軍隊，如何逃亡，他們的姓名都不是自己的，每次逃亡，再度被抓，就遞補另一個逃兵。

他們跟我說：「少尉啊，姓名不重要……。」

他們使我感覺「文青」這麼可恥，活得安逸，卻無端憂愁。

那個緬甸士官講金三角撤退，如何斬殺同伴，徒手，或用石塊，砸爛，面無表情，以為他是冷酷到無人性，然而他會愛上一個鳳山妓女，愛到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他說：「少尉啊，我想媽媽……。」

我的「文青時代」應該結束了嗎？

結束在南台灣午後雷陣雨的狂暴霹靂。

只是覺得「文青」可恥。

■史丹佛中心

讀研究所的兩年，在史丹佛大學聯盟的華語中心（編按：今日「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兼教職。

史丹佛中心設在台大的七號館，專門提供常春藤盟校博士班學生學習華語。一對一，每天八堂課。美國學生，下飛機不會華語，一年後都能流利交談。

這個七號館有點像台大的殖民地區。在軍事戒嚴的年代，二樓圖書館可以看所有當時的禁書，連文革時代的《人民日報》都有。任教老師有鑰匙，和自己學生自由出入，閱讀學習。

羅斯福總統的孫女、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一位喜歡炫耀他的京片子的芝加哥大學博士生，上台票京戲，演小丑。他們都好奇我看《人民日報》的表情，好像在詢問或冷嘲：「怎麼樣？反攻大陸？」那個年代到處都是這樣的四字標語。

「文青」對政治冷感，然而那個「殖民地」圖書館讓我閱讀了很多魯迅、沈從文、巴金、茅盾。

兩年裡最愉快的相處是兩位猶太學生，都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司徒偉（Harvey）研究趙孟頫，我們常一起去故宮看畫，他說小時候見過宋美齡，好像比我還迷戀古老的中國。另一位崔寶蘭（Barbara）研究宋詞，天氣冷，走廊相遇，她會說：「今日大寒！」有時候對不以為意的事，搖頭說：「匪夷所思！」

多年後在舊金山唐人街偶遇，她博士論文寫完開了中餐廳，取名「秦淮月」，推著腳踏車買菜，自嘲說「學以致用」，總算餐廳名字跟宋詞有關。

多年後，中美建交，電視上看到炫耀京片子的芝加哥大學博士站在季辛吉旁邊，他也是「學以致用」吧。

■巴黎，我來了

一九七二年研究所畢業，十月二日飛巴黎。

延續一九六八年學運，歐洲學生罷課示威的浪潮還未停歇。走進嚮往已久的巴黎藝術學院，古典石柱、雕像上都是紅油漆噴的大字：Revolution。

巴黎第四大學，上課一半，樓下巨大爆炸聲響，師生一起奔逃……。第七大學，每星期三下午放一場樣板戲，演完，各地學生齊唱《國際歌》（L’Internationale）。

Debout les damne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cats de la faim!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ere,

C’est l’eruption de la fin.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大地上受苦的人！

從極右威權的獨裁社會出來，第一次被左翼的歌聲震撼。中文歌詞是瞿秋白從俄文翻譯的，他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長汀監獄被蔣介石槍殺。我在巴黎讀了他的《多餘的話》，一直記得他集唐詩的絕命詩：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台灣還要十幾年才解嚴，從台灣出走的「文青」提早聽到了這樣的歌聲，法文、中文、阿拉伯語、越南語、捷克語……。

Foule esclave debout!debout !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

和舊世界決裂！

「文青」很陌生嗎？

或許我想起了青少年時代閱讀的雨果《悲慘世界》，並沒有不同，只是呼籲活下去，真正像人一樣活下去，尊重所有活下去的願望和努力。

我在歐洲流浪著，身上掛一個紙牌，在往南的路口，「米蘭」、「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布魯日」。後來站在路邊，紙牌上寫「哪裡都可以」。隨興出走，隨興睡在教堂、路邊、車站。隨手畫畫，隨手文字記錄，不成章法，也不企圖有章法。

旅途裡隨手撕碎在風中散去的文字和圖繪，也許是真正「文青」的夢，如果留著，有不同的意義嗎？

「文青時代」，像一場亂七八糟的盛宴。盛宴過去，舊的記憶，杯盤狼藉，我真的能清除乾淨嗎？（本文摘自《我的文青時代》，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