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羅遺事

楊南郡、徐如林
講義雜誌
斯卡羅遺事
斯卡羅遺事

出處:《與子偕行(增修版)》‧晨星出版


知名登山前輩暨古道、原住民調查專家楊南郡,從事登山、臺灣南島諸語族文化、古道、遺址探勘研究……等文史工作,長達50年。此篇,作者訪查了最早漢化的原住民「斯卡羅族」,敘述總頭目潘文杰佚事,結合史實與聚落現況,榮獲「第15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並收錄在他與妻子徐如林合著的《與子偕行(增修版)》(晨星出版)

清同治十三年(西元一八七四年),日本首度對臺灣出重兵,強占南臺灣達七個月之久,這是臺灣史上相當重要的牡丹社事件。這一場引起國際爭議、清廷束手的戰役,最後由一個年僅二十一歲的豬朥束社青年調停,這個人就是後來威震「瑯嶠十八番社」的大人物潘文杰。

我在研究清代古道與平埔族原住民的過程中,於文獻中初度與他邂逅,隨著研究的進展,發現愈來愈多潘文杰的身影,終於忍不住的要一探究竟。

從屏東縣恆春城的東門起程,一路風塵僕僕地沿著清康熙年代以來貫通臺東的道路,來到牡丹鄉境內的旭海。五月溫暖的海風隨著陣陣的潮音,從牡丹灣長驅直入,吹得人眼皮沈重欲睡。

在村人的指引下,我訪問到潘文杰的孫媳婦姚龍妹女士,已經是九十歲的老婆婆,身體還很硬朗。她一眼就看出這一個不速之客有點急躁,但誠意十足,慈祥的臉龐露出笑容,親切地談起「臺灣尾」舊事,也特別慨允我觀看她夫家祖父所遺留的寶物。

走訪昔時十八番社首領的家族

現在展現在我眼前的,是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八月一日,恆春撫墾署長相良長綱所給的諭告書,以毛筆在白布上書寫的中、日文,記述著日政府據臺第二年,對勢力者潘文杰,就開墾土地及製造樟腦事務的指示;征臺軍司令西鄉從道中將所贈的一對禮刀,刀柄上各有鷹抓蛇及魚、貝、蝦等的精美浮雕;四枚日本勳章;日皇御賜的飲酒漆器;以及潘文杰父子的畫像各一。這是姚龍妹女士至今仍留存的見證物。

初見潘文杰的肖像,令我暗地裏吃驚:這個叱吒一時的人物,竟是這樣瘦小?除了上身顯得較碩大外,他頭小腿短,手握武士刀端坐椅上,然而有一種憂鬱但剛毅懾人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

我一面審視這直系家屬所保管的文物,一面向老婆婆提及當年潘文杰在重大的涉外事件中,費盡心血調停後所獲的「外交禮物」,應該不只這些。譬如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日本的征臺軍自臺灣退兵的兩周前,軍司令西鄉中將交給潘文杰轉告所謂已歸附番社的曉諭書、洋槍、西洋劍、紅地氈等;臺灣總督乃木希典中將當年題字贈送的村田式步槍;潘文杰因為安撫各社,並斡旋設立「恆春國語傳習所」,使族人接受日式教育有功,而於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領受的「勳六等瑞寶章」;以及他的長子潘阿別,因參加大正六年「南番討伐」有功而獲贈的「勳八等瑞寶章」等,都沒有看到。

經我一問,老婆婆搖頭慨歎說:「槍和西洋劍是光復後被政府沒收的,現在已不知下落了。上回有一群自稱研究瑯嶠歷史的學者來過,他們離開後我收拾東西時,才發現部分的寶物已經不見了。我想大概是我轉身去泡茶招待客人,趁我沒有注意時拿走的。以後我可不會隨便拿出來給陌生人看的。」

對於遺失古物的難堪處境,我由衷地表示同情與關切,因此改變了話題。身世顯赫的大頭目潘文杰,原來居住於滿州鄉境內的里德村,舊名豬朥束社,但是長子潘阿別與家人卻離開本家,越過中央山脈尾端的分水嶺,在牡丹鄉境內的旭海村,舊名牡丹灣定居下來。當年的牡丹灣一帶仍是大頭目的勢力範圍內,但舉家遷到離開恆春縣城這麼遠的後山東海岸地方,究竟是什麼原因?

姚龍妹女士說當年她公公潘阿別來牡丹灣建立二十戶小部落,附近大樹林裏住有「生番」,經常出草殺過路的人。阿別當時是恆春撫墾署的巡查補,也是瑯嶠十八番社的頭人,平時與生番相好,而且經常送豚、酒給生番,確立了墾殖成功的基礎。實際上,阿別正是以頭人身分,應恆春撫墾署裏日警上司的要求,率眾到牡丹灣拓墾的。那麼老婆婆又是如何嫁到這裏的?問到這裏,她意氣洋洋地笑出聲來:

「我娘家是住八磘灣港仔的客家人。六十八年前,我嫁過來時,才二十二歲,是坐紅轎子過門的哦。進入大廳時才初次和丈夫潘阿吉見面。從港仔沿著海墘仔路到夫家的牡丹灣,轎夫在海濱砂石路上踉踉蹌蹌地跳石前進,紅轎子隨著上下跳動、左右搖晃,我雙手緊抓著轎欄,害怕極了。」

老婆婆似乎不勝懷念出嫁時的場面,一面說著,一面用手搗和檳榔灰。身邊一個小小的檳榔盤,盛著一些荖葉和菁仔,用細竹編製的圓盤發出暗褐色的亮光,似乎已伴隨了她大半輩子了。

提起潘文杰的身世,確實有點離奇。他生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父親是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一個林姓漢人,母親是滿州鄉豬朥束社大頭目的妹妹。出生後不久,就被大頭目的弟弟卓杞篤(Toketok)收養,名叫Jagarushi Guri Bunkiet。同治十三年,Bunkiet就憑著大膽與機敏,協同養父調停了牡丹社事件,同時繼承了大頭目的地位。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清廷築造恆春縣城時,他因為協助築城工事有功,而被賜姓「潘」,漢名「文杰」。在光緒十六、十七兩年,清廷剿討恆春東北的牡丹、高士佛、加芝來等社,潘文杰看到雙方死傷慘重,便說服了各社頭目與清廷訂立和約,因此被清廷授與「五品」的官位。

潘文杰的養父卓杞篤,並不是恆春的純排灣族。他的祖先原是從臺東平原南方的知本溪遷移過來的。大約二百多年前,聚居於知本社的卑南族,先有一氏族分出,沿東南海岸南下到牡丹、滿州、恆春一帶落腳。大部分的族人與當地的排灣族通婚,除了保留卑南族固有的祭祀與親屬繼承的習俗外,一般的生活習慣受到排灣族的影響很大。在遷徙地居住一段長時間後排灣化,而單獨形成一個族群,叫做斯卡羅族。

這卑南族南遷後,在太麻里溪以南的海岸與排灣族通婚而形成的,叫做東海岸群;在牡丹鄉境內形成的,叫做巴利澤利澤敖群(Parijarijao),在牡丹社事件中與日軍激戰的高士佛社、牡丹社,都屬於這一族群。在恆春、滿州一帶,則建立了龍鑾社、貓仔社、射麻里社,以及豬朥束社,叫做斯卡羅卡洛群(Suqaroqaro),前兩社在恆春縣城外,後兩社則在恆春以東的滿州鄉境內。這三大族群構成斯卡羅族,而以斯卡羅卡洛群的四社勢力最大,其中,豬朥束社的頭目在四社中占首位,叫做大股頭,其他各社頭目,依序叫做二股頭、三股頭、四股頭。

大股頭潘文杰與英國探險家前往卑南平原的旅行

多年後,留居臺東平原的卑南族,在卑南王率領下聲勢大盛,原先同樣居住臺東平原的阿美族受到壓制,過著奴化生活,為了逃避迫害,他們自臺東沿東南海岸,移民到滿州、恆春一帶,向早期移民的斯卡羅族借地寄居,並繳納貢租。直到日人據臺後,部分的阿美族才又循當初的移民路線,遷回臺東原居地。

另外,平埔族的一支叫做西拉雅族的馬卡道支族,因為在西部平原受漢族的侵墾壓迫,從屏東縣萬丹方面趕著成千的牛群,往恆春移居,被稱為瑯嶠平埔番。但是,不幸在恆春遭到洪水侵襲,田地家屋全部流失,倖存者只好成群地沿著斯卡羅勢力範圍內的卑南道,北遷臺東、富里一帶。每一族的移民潮雖然有先後之別,本質上幾乎都是被迫流亡的,可說是泣血傷心之旅。

既然斯卡羅族分布在東南海岸,以及中央山脈尾稜以西到恆春,而且這一族的權力中心一直落在豬朥束社大股頭身上,就這樣,潘文杰除了直接統轄斯卡羅族的大社豬朥束,另外對排灣族龜仔角、加芝來等七社、阿美族港口社,以及漢族的蚊蜶、車城、四重溪等九社,擁有土地的領主權而權傾一時,已超出清代所謂瑯嶠十八番社的範疇。

大股頭潘文杰的孫媳婦所提到的,從八磘灣港仔到牡丹灣的海墘仔路,不過是貫通恆春與臺東的「瑯嶠、卑南道」之一小段。自從斯卡羅族、阿美族、平埔族、客籍漢族先後沿這條自然形成的古道路線移民以後,強大的斯卡羅族仍控制沿線的部落,來往於途的客旅,都在牡丹灣歇腳,並尋求潘氏家族的保護。

潘文杰在世時,曾經陪伴監督鵝鑾鼻燈塔的英國籍技師George Taylor遊歷卑南的事蹟,足以印證他權勢與人望的崇高。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五月,泰勒技師成功地說服了潘文杰協助卑南之行,因為只有大股頭潘文杰親自出馬,才能保證卑南道上行旅的安全。

那次的武裝隊伍中,除了斯卡羅族外,還有阿美族青年、客家人共二十二名,其中部分成員是因為不敢自行旅行而插隊的。隊伍所經之處,都受到各族的熱烈招待,包括八磘灣港仔的客家人、高士佛社的斯卡羅族、牡丹灣營盤地的清兵、巴塱衛溪口的客家人、大竹篙營盤地的清兵、虷仔崙社的斯卡羅族頭目、太麻里社的斯卡羅族頭目、知本溪知本社的卑南族頭目,以及臺東平原卑南社、呂家望社的卑南族,沿途也遇見很多平埔族、阿美族混居。潘文杰的家族與卑南、阿美兩族也有姻親關係,他又通曉各地的土語,而且斯卡羅族的大股頭身分,足夠他懾服各社。

斯卡羅族勢力範圍內的瑯嶠、卑南道,不只是原住民民族的交流通道而已。在清代治權開始延伸到後山的時期,受到牡丹社事件的刺激,而奔走於後山防務的文官武將,都經此古道:出恆春縣城東門後,沿山徑經由射麻里(永靖)、豬朥束(里德)、驫古公(Takokong,今長樂),越過分水嶺下至九棚、八磘灣港仔,再循海岸線北上,經牡丹灣、阿朗壹溪(安朔溪)、巴塱衛溪(大武溪),最後抵達卑南(臺東),共二○五華里(一一八公里)。清光緒二十年《臺東州采訪冊》所稱的「由恆春北達卑南之舊道」,指的是這條移民與軍事目的的步道。例如光緒三年四月,統領後山兵力的提督吳光亮,曾經率領大軍走此古道;同年五月,又有船政大臣督辦臺灣海防的吳贊誠,也為了查勘後山防務而通過。吳贊誠的〈查勘臺灣後山情形並籌應辦事宜摺〉述及:

「查自恆春縣城東北行,過射麻里、萬里德、八、阿眉等社,僅越小嶺三重;中間溪澗迴環,路旁皆水田,民番雜居耕作。出八灣,北至知本社百四十餘里中,皆一線海灘,環繞山腳,怒濤衝擊,亂石成堆。……臣此行正當盛暑,行則烈日當空,沙熱如火,宿則茅茨容膝,下溼上蒸,自覺受瘴甚重。回至恆春,隨從員弁、勇丁皆病不能起。」

原有的貴族地主兼大頭目的威權、繁華,瞬間成過去

當年採此古道進入後山的過客,坐轎子的有臺東知州胡鐵花、船政大臣吳贊誠;騎馬的有後山統領吳光亮、提督鄒復勝,以及追討朱一貴之亂及林爽文之亂餘黨到卑南的清兵;而以平民身分武裝結伴步行的,有英籍的燈塔技師,以及原住民移民、隊商。基督長老教會的英國牧師則乘帆船迴繞鵝鑾鼻到卑南。

從恆春縣城的東門出發,一路翻山涉水,然後沿海墘仔路跳石而行,徒步四天才能到達後山的臺東,全程都要經過潘文杰一族的勢力範圍,所以當時無論漢族或平埔族,對潘文杰都要禮讓三分。

由於牡丹社事件中,潘文杰曾經折衝於原住民頭目、日軍、清吏之間,展現了柔軟的涉外手腕,獲得三方面的信賴。臺灣併入日本版圖後,潘文杰與日人的淵源不但未中斷,反而加深。每次日人的理番當局掃蕩「番社」時,潘文杰都挺身而出以和平手段解決彼此間的衝突,也經常仲裁各部落間的紛爭。從臺灣總督以下各部門的要員所贈送的那些禮物可知,他是個和平主義者,也是最合作的原住民領袖。如果他是一國的政治家,應該可以施展他的遠見抱負,可惜他只是一個稱霸臺灣尾原住民領袖而已。

他年近五十時,雙目失明。去世的前一年,亦即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五月起,日人把斯卡羅族的豬朥束社、阿美族的蚊蜶山頂社,以及排灣族的龜仔角社,同時編入「普通行政區域」內管轄。收列為平地編制後,適用平地的法律約束與納稅義務,與漢人一般看待。由於正式脫離「番人特別行政區」,除了平日使用的排灣語、阿美語外,一切傳統習俗,再也不能受保障了。

隨著這道行政命令而來的,是日人對已開化部族原始土地所有權的調查,斯卡羅族各頭目過去在山地,向轄下的排灣族每隔五年收取貢租,向平地的阿美族、平埔族、漢族徵收番租的土地領主權,以及課外族以勞役的權利等,都遭受停止處分,日政府實質上貫徹了境內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土地業主權」。從此以後,雖然大股頭潘文杰有功於日政府,也被剝奪了大股頭的地位,原有的貴族地主兼大頭目的威權、繁華,瞬間已成過去。他於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十二月,以五十二歲壯年抑鬱病逝。

在潘文杰去世以後的年代,通過斯卡羅族地盤的瑯嶠、卑南道,逐漸被冷落,只有沿線的居民繼續使用。因為斯卡羅族豬朥束社統轄各地部落的威權墜地,沿途土著對行旅馘首掠奪的陋習又死灰復燃。根據潘文杰的孫媳婦姚龍妹口述,甚至大股頭的長孫潘阿吉自牡丹灣向恆春或大武出入買賣時,都要攜帶火繩槍與番刀,結隊而行。日治時期後期完成了現在的南迴公路,改從楓港向後山出入以後,原來以恆春為起點的交通要道,遂被公路所取代,而成為廢道。

去晚了一步,遺址什麼也沒留下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我與徐如林曾經冒著熱暑,背起大背包、睡袋與糧食,從牡丹灣沿東南珊瑚礁海岸,一路跳石南行,路跡斷斷續續。沿途極為荒涼,只有巨大黑色珊瑚礁間,密生著高大的林投樹,高掛的金黃色果實與成串的月桃花互相輝映,沙地裏則鋪展著馬鞍藤,間或長著成簇的文珠蘭。我們走了五天才繞到鵝鑾鼻燈塔下,一路上除了幾處的海防駐守人員外,只有三兩間荒棄的古厝。現在古道所經的牡丹灣、八磘灣路段,全被畫為特別軍事管制區,想徒步走通先民的史蹟道路,非易事。

民國八十年五月,我再次冒著炎熱的天氣,前往南臺灣的豬朥束社遺址,探訪大股頭潘文杰的故居。很幸運地遇到七十五歲的潘新福先生。潘老先生是潘文杰本家分出的後裔,住在滿州鄉里德村。在他夫婦殷勤指引下,我從他們屋後沿著產業道路上坡,到達一個海拔約二百公尺的平臺。這個平臺背倚山猴仔面山,又名豬朥束山的橫嶺,山上可以俯瞰佳洛水與太平洋海域,前臨蜿蜒的港口溪,與分散在阡陌間的滿州村落。瑯嶠、卑南古道經此平臺,與南下港口社、西南往龜仔角社(社頂)的社路交叉,形勢險要。

我們走入一片茂密的灌木叢中,潘老先生突然指著一塊林中草地說:「大股頭的古厝就在這裏。」我小心地走過去尋找屋跡,但一無所獲。荒林中只見到一座新造的大墓,墓碑上寫「潘阿祿之墓」。

潘老先生看到我一臉狐疑,連忙解釋:「一、兩年前,大股頭潘文杰的古厝遺址上,還有半倒的厝壁,因為子孫已經遷到旭海,很久沒有人來清理故地。大股頭的地位雖然顯赫,畢竟是你們平地人所稱呼的生番。依照我們的習俗,埋葬之地不立墓碑,所以到現在我們這些後裔不清楚他埋葬在哪裏?說不定依照排灣的早期屋內葬風俗,他老人家埋在古厝床下。……潘阿祿是潘文杰的幼孫,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改葬在他祖父的古厝上。從恆春過來的瑯嶠古道,有兩公尺寬,直通豬朥束大股頭家的前院,而我們現在居住的里德村,原來是部落下方的耕地。啊,你來晚了一步,你看,現在什麼也沒有留下。」

我徘徊於遺址上,但見熱帶特有的矮灌木林恣意地盤踞了整個舊部落。在熾熱的陽光下,彷彿可見大股頭潘文杰身披白色貝珠禮服,胸前佩帶著瑞寶勳章,與長年伴隨著他的檳榔盒、彎刀一起,長眠於叢林茅草下,昔日的榮耀與威勢已沈埋於土。而當年豬朥束社二百「番戶」的社眾業已離散四方,完全沒入南臺灣民族的大熔爐裏;當年的赫赫事蹟,如今只能在後裔或村人的口中,尋回點滴的記憶。

潘新福先生的屋前,有一座日人建立的「恆春高砂族教育發祥紀念碑」,背面刻著「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說明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日(一八九六年)首度開辦。據潘先生的回憶,日本據臺的第二年,最先於恆春豬朥束社設立臺灣第一個國語傳習所,也就是現在的滿州國小的前身。當時潘文杰出力最大,他召集了斯卡羅族子弟三十餘名就讀,因此潘文杰的部落最早接受日式教育。教育是統治者施行撫育同化的最佳手段,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是禍患的開端。

滿清與日本兩國統治者,在統治權交替的前後,對臺灣採行懷柔撫育的階段性政策,當時號令恆春半島各部落的大股頭潘文杰,剛好是最能合作的地方領袖,對於政令的配合,不遺餘力。但是,他的下場如何呢?他所付出的血汗功勞,究竟產生了何種結局?就大股頭個人的結局來講,這位真誠與統治者合作的人,可不是被出賣了?生前他個人的大股頭地位與土地領主權,完全在一紙命令下被剝奪外,他所帶領的全部斯卡羅族,在語言、人口、文化,以及族群的認同各層次上,可說是全面潰決了。

由於斯卡羅族在清代「漢化」最早,臺灣改隸後受日本「撫育」也最早,光復後又在不當的山地政策下,直接造成部落文化的喪失,也就是世世代代的文化傳承遽然中斷,甚至族群的歷史,也茫然無知。從生產的型態來講,漢族的優勢同化作用,也迫使原來的獵耕並重、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全盤瓦解。漢式及日式的教育功能,直接造成固有的語言、文化、習俗喪失,但是喪失的原因,也可以在族群聚居的地理環境找出線索。

斯卡羅族定居的地方,在海拔三百公尺以下,非常接近海岸地帶與漢人區域,部分與漢人混居,自然被漢族融合同化的程度更深;不像其他高山原住民那樣,高海拔的住處與高山溪谷的天然屏障,能夠拒退平地文化的侵越,勉強保留自己的母語、習俗,以及固有的信仰。

一般而言,尚未開化的山地民族,一旦接觸到外來文明,馬上導致人口減少,這是世界性的共同現象,在歷史上確有很多例證。以潘文杰為首的斯卡羅族,在清代開始平地化。開化的腳步愈早,同化的程度愈深;族群的離散愈快,認同與尋根的機會也愈渺茫。

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日人調查豬朥束社人口時,只剩八十九戶,連同射麻里社十九戶、龍鑾社二十一戶、貓仔社十多戶,即使加上已經移住他鄉的族人,也不過二一○戶,約一千人。後來在昭和五年至七年(一九三○~一九三二年),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時,估計在恆春、滿州一帶的斯卡羅族,只剩五百人左右。那麼,六十年後的今天能有多少人口?

原本聲勢浩大的斯卡羅族,與臺灣的平埔十族一樣,經過長時間的通婚,平地化的結果,族群已面臨名實兩亡的境況了。

以七十五歲的潘新福老先生來說,在光復前後擔任滿州國小老師到退休,所教過的學生包括阿美族、排灣族、平埔族、漢族,以及本身的豬朥束後代子弟,卻強調自己是排灣族。他搖頭說從來沒有聽過「斯卡羅」這個族名,也不知道他的祖先來自臺東知本溪一帶。潘新福老先生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其他人了。

至於潘文杰的孫媳婦姚龍妹女士,被問起夫家的真實身世,也只能脫口而出:「他是瑯嶠十八番社的頭人」。大股頭潘文杰的子孫在旭海已傳到第五代,時至今日他們雖有斯卡羅貴族血統,但生活語言一如漢人,對本來的斯卡羅族名,懵然不知。既然生活習俗與語言已徹底漢化了,怎麼會有向式微的族群認同的意願呢?

從恆春到臺東這一塊狹長的海岸地帶,自古迄今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各民族雜居在一起,誰都沒有機會去思考自己的部落文化,去尋找族群的根。尋根的結果有什麼好處呢?會不會對現實生活造成困擾?我一大早離開山丘上的豬朥束社,沿著瑯嶠、卑南道方向,踏著大股頭潘文杰當年武裝巡行的足跡,經由牡丹灣北上大武時,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迴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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