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飄揚下的她們》：用「自願」與「被迫」評價慰安婦，其實是國族父權思維的煙霧彈

文：黃孟雯

1991年，南韓「慰安婦」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各國的慰安婦受害者陸續發聲，國際間開始關注「慰安婦」議題。

台灣「慰安婦」議題在此時浮上檯面，台灣「慰安婦」陸續現身，公開她們的受害經歷。然而，正當台灣開始進入此議題的公共討論，台灣政黨卻以「自願」與「被迫」做為政治鬥爭的焦點，加上台灣社會對性工作者的貶斥與偏見， 這使得「慰安婦」議題在社會中難以推行。

「自願」與「被迫」的記憶來自九零年代台灣兩大政黨的政治鬥爭，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慰安婦」議題的各自表述。1992年，立法院進行「慰安婦」議題質詢，立委陳水扁帶入「軍中樂園」質問國防部，「自願」與「被迫」成為兩者爭論核心。

2001年，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一書引發了「慰安婦自願說」爭論。國民黨以「慰安婦」作為日本帝國的暴行藉以攻訐親日的民進黨，民進黨則以「軍中樂園」攻訐國民黨罔顧人權的威權統治。

「自願」與「被迫」在政治鬥爭中成為互相攻訐的手段，兩個政黨為了操作各自擁立的國族意識，將帶有道德價值判斷的「自願」與「被迫」詮釋作為兩黨互相責難的刀柄。

2015年，「慰安婦」議題陷入「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的爭議，慰安婦是「被迫」還是「自願」再次成為親日／親中、民進黨／國民黨的國族敘事箭靶。然而，無論「自願」與「被迫」都是對歷史粗暴的詮釋，阻礙了我們對於「慰安婦」歷史真相的了解，「自願」與「被迫」是我們三十多年來一直無法跨越的溝。

根據朱德蘭《臺灣慰安婦》[1] 一書，以〈臺灣慰安婦認證資料〉、〈日據時期臺灣戶籍資料〉為基礎，[2] 由婦援會查訪調查的台籍慰安婦五十九人中，其中約有二十位女性原本的職業為「花柳業」從業者，[3] 三十九位為一般婦女，在這五十九人多數以詐欺就業、警察強制、抽籤等方式被徵召，僅少數在徵召時知道工作內容。

從資料判斷，慰安婦包含了一般婦女與從娼者，這才是歷史事實，劃入「自願」與「被迫」的二元對立，並無助於我們對於這段歷史的了解，偏見會使沉默者更加沉默，造成她們在現今社會中的二次傷害。

「自願」看似帶有自我意志，其實隱蔽了她們由於經濟貧窮、性別結構與社會階層而不得不從事這項工作的「非自願」因素，她們從業背後的原因是無法被看見與討論的。

在我們以儒家倫理作為共享價值理念的性別文化中，性工作挑戰了我們普遍共享的性道德觀，性工作者被視為破壞人倫和諧與道德瑕疵的，人們對於她們常帶有偏見與鄙視。

從娼女性並非我們性別文化中所推崇的「好女人」，然而國族需要可被大眾紀念與喚起國族意識的女性受害者，從娼者的性道德瑕疵難以引起同情，「被迫」的良家婦女才符合國族「好女人」犧牲者的形象。

從娼者逐漸在「慰安婦」的歷史記憶中被隱匿。性道德有瑕疵的娼婦，並不符合國族之值得被同情與可被國家記憶的女性形象，「被迫」才是值得同情的良婦，符合可被國家救贖的對像。然而關於被國家動員的從娼者呢？「她們」注定只能成為被撕掉的一頁嗎？

我重新思考在戰爭與國家威權下、從娼者與國家動員、戰爭中的「她們」，從冷戰時期服務美軍的「吧女」，與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知道的酒家女，誕生出《旗飄揚下的她們》藝術計畫。在爬梳了相關歷史文獻後，進而理解到兩者身分交會節點在「公娼制度」，此計畫以便以其作為研究主軸，從性工作者的角度，建構出從日治時期―二戰後——冷戰「她們」的敘事。

十九世紀末，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性的治理成為日本帝國擴張殖民地之政策之一。學者陳姃湲指出，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中軍人大量來台，為了保護作為統治者的日本男性之健康，殖民政府制定預防性病蔓延的對策，將日本內地的公娼制度引進於台灣，使延伸國土──台灣，具備猶如內地般的買春市場與環境。[4] 公娼制度的實施不是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在台日本人。[5]

二戰時期，日本帝國積極向外進行軍事擴張，為因應軍人性需求，在各地部隊設置「慰安所」。公娼制度為慰安婦制度形成的重要歷史背景，兩者在建立的邏輯與制度的形成有著密切關聯 [6]。慰安婦初期招募對象為花柳業從業者，隨著戰爭情勢擴大，慰安婦需求急增，為了徵召到更多的女性，招募系統以詐欺就業、強制、抽籤等方式募集動員殖民地台灣女性。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當時台灣面臨冷戰的國際情勢與國共戰爭遺留等問題，國家武力仍備受重視。軍方為了解決因軍人性欲而衍伸的紀律與疾病傳播等問題，於1951試辦「軍中樂園」，制度設計之初，參考日本慰安所制度，[7] 與參照公娼模式設立。[8] 1957年改名為「特約茶室」。直至1992年，軍中樂園走入歷史。

台灣於二戰後開始出現美軍，隨著韓戰與越戰的冷戰格局，駐台美軍人數擴增。服務美軍的性產業由此而生，除了台灣軍方參照前述特約茶室而設置的「美軍特約茶室」，後改名為「駐華美軍俱樂部」，在美軍酒吧工作中的「吧女」為此時期的身分代表。吧女的工作地點不僅限於酒吧，在她們多樣性的生命中總結以「吧女」這個身分作為與美軍互動的親密關係工作者。[9]

現今我們較有記憶的酒家小姐，也曾經是被國家動員的一環。1956年，在反共復國的愛國氛圍號召下，為響應政府勞軍，北市酒家小姐聯合參與敬軍花義賣，將義賣花朵所得捐給國軍作為勞軍使用，義賣競賽所得最高的酒家小姐並接受國家表揚，成為「敬軍花魁」。此時愛國敬軍的酒家小姐如同明星般受到國家與大眾的熱烈擁戴。[10]

從日治公娼制度與二戰慰安婦、戰後軍中樂園至冷戰時期吧女，可以看到每當國家需要軍人備戰或作戰，為了解決軍人的性需求，國家機器動員從娼女性為國家效力，其相似的動員邏輯與男性中心思維，又在每個時代透過不同制度延續。

「慰安婦」是理解戰前與戰後不可或缺的一塊歷史拼圖，但並非指涉軍中樂園與冷戰吧女等同慰安婦，慰安婦就是在二戰時期的歷史事件，其他非戰時期無法相之比擬。

「旗飄揚下的她們」冀望跨越政治與國族的想像侷限，試圖在我們由於政權更迭而習以斷裂理解歷史之外，嘗試拉出鋪成一系列具有連續性與跨越國族政治的歷史敘事。根據每個年代制度的相關新聞事件或研究資料，轉化為影像，串連起「她們」曾經為國奉獻的故事。

「自願與被迫」是國族父權思維的煙霧彈，阻礙了我們對於慰安婦歷史真相的了解。時至今日，我們已陷入此二元思考的共同記憶近三十年，如何拆解國族與政治的藩籬，跨越我們對於從娼者的汙名朦霧，拾起歷史碎片拼湊過去，將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她們」是這些歷史制度與事件的主體，「性／性別」才是思考這些歷史事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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