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驗 曝制度改革困境

今天日本的復甦希望,不只是擺脫惡性通縮,而是長期政策扭曲、顧此失彼所遺留的結構制度改革!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總顧問蘇顯揚指出,「失落30年」期間日本政府不是沒做事,2012年「安倍經濟學」的目標也是打破通縮,督促企業加薪,透過日圓貶值加上股價上揚等成長戰略,迄今十多年來,都因財政、勞動、社會等「影響『眾』大」的結構制度改革,會波及到很多人乃至政權穩定,加上長期不景氣,所以很多層面都不敢動。

以日本調整消費稅為例,日本消費稅為全球最低,為能透過稅收強化財政體質,多任日本首相都在此動手,然而,從5%、8%到現在的10%,整整歷經了12年的時間。

關於升息的討論,還涉及日本政府1,300兆元的負債、占GDP比重達268%,為已開發國家財政赤字最大,而零利率政策不僅是寬鬆貨幣,更代表日本政府不需支付利息,一旦日銀利率政策轉向,日本政府財政負擔就要進一步加大。蘇顯揚認為,日銀近兩任總裁一直維持同樣的貨幣政策,是因為「沒有條件」調整利率。

安倍晉三第二度擔任首相時,蘇顯揚曾分析,安倍三支箭政策之一,利用金融擴張政策使日圓貶值,有利於出口企業,出口企業的利益成長「也能支撐日本經濟」;另外,由於股市活絡,也促進了股票投資家的消費,最後庶民的生產以及勞動市場方面「也可獲得改善」。然而,今天日本出口企業獲利帶來股價上漲,是外資帶動、外資也獲利了,日本庶民對日股沒興奮感、對日本經濟也無感,更嚴重的是,社會經濟結構陷入分配不均的深淵。蘇顯揚說,「成也日本,敗也日本」,日本經驗最能讓讓世人理解到,制度改革有多麼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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