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為我寫的青春日記? 威權時期校園監控檔案觀後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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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圖、內文圖由作者提供)
(顯圖、內文圖由作者提供)

文 / 陳建志

這篇文章其實在去年即已完稿,當初原本的用意僅是想如書寫日記般的記錄下在促轉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閱覽了自己從前被中國國民黨的情治系統監控紀錄後的震撼,並與一些當年的學運夥伴分享。 不過最近看到范雲貼出在陳文成事件40週年紀念座談會中提到,台大至今連一個陳文成紀念廣場上碑文的說明文字都仍存有爭議無法取得共識,以及促轉會在今年五月舉辦的研討會中曾公布去識別化後的「校園安定系統之佈建運用情形」名冊中揭露了當年情治系統以一年佈在各大校園的監控網員額居然有高達4000位的誇張人數後,再加上文嘉最近在臉書貼文中曾提到,當年有兩種學運分子,必須面對歷史檢驗,特別是那些當年甘心成為情治系統細胞並在暗地裡監控我們而今日卻仍在政治領域的人。 因此我決定將自己在監控紀錄的觀後感受投稿見諸於媒體,至少讓大家看看黨國機器對我們的監控是如何的巨細靡遺,我認為這些當年黨國機器情治系統主導下的惡劣行徑應該要被公開地留下紀錄。 也祈願這樣的歷史不可在未來台灣青年學子的身上重演。

自從9月1日去了促轉會一趟翻閱自己在威權時期被校園監控的資料後至今已過了數日。 和范雲不同的是,我在看完資料後的當晚,睡眠其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但是在接下來的兩晚卻在失眠了大半夜後才得以入眠。 所以,我想還是得趁著記憶猶新,震撼猶在,並配合著當天所做的錄音筆記,把我在促轉會所翻閱的資料筆記加上個人感想後把它寫出來,並把這個當做一種自我心理治療的過程,希望未來不會再被 "當年倒底是誰在偷偷紀錄著我? ”, 這些如同沾到鳥屎般的情緒所困擾而影響生活裡人際關係的信任品質。

另外,我知道一些當年的學運老友也陸續至促轉會申請閱覽自己的檔案,所以我也希望我的這份觀後心得,能做為老朋友們去看檔案之前的參考。

上午特地向公司請了半天假,前往一個特別的單位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要原因是前一陣子收到了促轉會的來信,通知我可以前來閱覽先前申請的黨國威權統治時期於校園遭受政治監控者的檔案,二來也順道拜訪現在負責促轉會的主委,我所尊敬而且好久不見的翠姐。

到了促轉會後,先由工作同仁領我進入一間小型的辦公室,這間辦公室裡的桌上有一個已經開好機的電腦螢幕,畫面停在Windows的標準桌面,而上頭則有一個名稱為"陳建志檔案彙整"的資料匣圖示! 在促轉會工作人員對我進行一段錄音的訪談後,他就讓我獨自一人留在房間內,好能不受打擾的閱覽我自己的個人監控檔案。

就在這位工作人員離開房間並禮貌的幫我關起門後,我坐下來望著螢幕盯著那個黃色的資料匣圖示,腦海中先停了幾秒鐘的空白,接著在深吸了一口氣後才伸出手來移動滑鼠把資料匣點擊打開。

資料匣打開後,我看到內含了11個子資料匣,依序打開11個子資料匣後,每個資料匣則分別有著數十頁不等的檔案,接下來,我花了數個小時一頁頁的細讀這些由 "我所不認識的人" 替我書寫的我的青春日記,讓這些制式的,瑣碎的,潦草的,泛黃的,退色的字跡把我強拉回三十年前的時空。直到看得老眼昏花後決定就此打住,上樓去辦公室找翠姐喝咖啡聊聊天換換心情。

我自認為自己當年僅是一位小咖的學運成員,卻居然有這麼多資料,而且有些內容巨細靡遺的讓人驚訝,但由於促轉會要求不可翻拍自己的資料 (坦白說,對於這點我覺得沒有道理),於是我改用錄音的方式把一些看到的細節讀出來錄下。以下便是我個人對促轉會所整理出與我個人相關的被監控資料的一些摘錄:

<資料的數量>:

共計6個專案 (包括了林國明學長在紀錄片訪談中曾提到的「安苑專案」與「春風專案」),其內容分別存於11個資料匣內。

<資料的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的解密檔案 (11個資料匣裡的檔案全數來自於此)

<資料的型式>:

分別為手寫報告與經過電腦排版後的文書檔,促轉會提供給我閱覽的是這兩者在掃描後的影像檔。

<監控報告的種類>:

這裡所指的是當年調查局的線民與承辦人員所填寫的制式表格,我看到的共有下列幾種 :

1:“大專院校情報移文單”,這一類是監控人員的第一手現場觀察記錄,內容泰半為手寫的記錄,主要就是人/事/時/地/物的流水誌,例如主旨為:『東吳大學學生會在校舉辦二二八靜坐和平哀悼會』的過程記錄。

2:“動態資料報告”,與上述的“大專院校情報移文單”類似,我猜可能是同一種形式的報告但是換了名稱,這一類也是監控人員的現場觀察流水誌,主旨例如『東吳台文社紀念世界人權日舉辦讀書會情形,並決定聲援黃華』,又例如『東吳大學學生會紀念美麗島事件11周年,邀請民進黨新潮流系江鵬堅等十人舉辦系列演講』 等。

3:“專案動態表”,這一類是監控人員摘要某一段較長週期的綜合動態報告,例如: 『X X專案東吳大學動態表』 裡所紀錄的,包含針對學運社團裡的核心幹部的個別動態報告,以及在某段時期間裡該社團舉辦了哪些活動和接下來計畫舉辦哪些活動。

4:“活動調查專報”,這一類的內容較多頁數,看來有些類似結案用途的報告,原始檔案已經是以電腦輸入的文字檔,例如:『第二屆全國學生自治組織負責人研習營1990暑期活動調查專報』,又例如對全學連內部不同股學運團體之間的競合關係的敘述!

5:“情報報告”,這類看起來像是屬於緊急通報的密文,例如:『全學聯第三次籌備會議預計出席名單』,紀錄的就是在我們當年準備召開籌備會議的前一天的情資通報。

總結以上五種表格,絕大部分是以敘事摘要方式處理,有的監控者比較認真,會寫出某某人說了某某意見,但看得出來大部份的監控者其實蠻懶惰的,只簡單地摘錄會議重點與結論,而鮮有why, what, how的分析。 有分析成分的報告只佔了小部分,但也可能因人而異。

<檔案的紀錄期間>:

我原本以為是四年,但後來細看筆記才發現是從1987到1993。 咦! 我讀大學的時間是從1987到1991,那麼為何檔案紀錄期間可長達六年? 況且這些資料其實並沒有任何來自我當兵期間部隊保防的紀錄啊? 後來我總算看出端倪,例如我看到的最後一筆資料,其紀錄日期是1993的3/24,那時我不但正在當兵,更已經是部隊中等待退伍的老鳥了,而該筆資料紀錄的內容卻是描述我在大學社團的某次活動紀錄,所以我推測可能是因為調查局對有些案子日後進行了重複檢討 (是要做教材嗎?),或者可能只是重複謄寫,並將某一部分的手寫報告轉為電子檔後結案存封,因此才會出現某些監控檔案上的紀錄時間並不等於事件發生的時間。 未來若有人被通知去看檔案時,可稍微留意一下這個情況。

另外,我在這些資料中並沒有看到任何一筆與1991年5月所發生的因獨台會事件而引發的學生運動,以及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的相關紀錄,不曉得是調查局尚未繳出當年所有的校園監控資料的緣故,還是促轉會尚未完成所有的檔案整理? 畢竟獨台會案件引起的學生抗爭與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是該年度裡 (1991)最受矚目的學生運動,其運動期間並不亞於前一年的野百合學運。 數百位的學運成員與教授曾實際佔領了台北車站大廳的一隅進行了六天五夜的抗爭,並在520發動一場大遊行,這樣的一場運動調查單位卻沒有紀錄是不太可能的,更何況為了抗議獨台會事件,在1991年5 月12日於國家戲劇院前的那場抗議集會中,我們所有的參與者皆被鎮暴警察強制押(抬)上了鎮暴巴士!

<我對自己被監控檔案的分類>:

我把這些監控資料分為四類。 這些分類彼此之間的內容會有些交集和聯集的關係,不過這也很難避免,其實當年所謂真正的學運圈內人數其實不多,所以我們通常會參加與成立不只一個社團以壯大聲勢,跨校學運團體其實也是如此,例如全學聯與學自聯裡就有不少人是兩邊都參加的成員。

1:野百合學運前的紀錄。 其中一筆紀錄是參加了1988年1月16日由南方雜誌社所舉辦的『後蔣經國體制國事座談』,該監控報告記錄了參加這場座談會的學生與發言的內容,座談會的主席則是當年仍在台大政研所的林佳龍。 我依稀記得這是一場青年國事論壇,蔣經國在當年的1月13日過世的,而這場論壇則是在他逝世後的第四天舉辦,在當時情治人員的眼中我們可謂大逆不道吧? 也難怪參加的成員會成為需要被監控的對象。 原本我以為自己在大學被監控的起因是高中時頂撞教官並且是班上少數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學生,再加上自己出身於長老教會所內建的強烈本土意識,但看了這份監控報告才理解,原來自己在當年所參加了這場座談會後,從此成了調查人員的監控列管對象。

2:跨校的大型學運活動紀錄。這些包括了1990三月的野百合學運,五月初的重返中正廟行動,與五月中的反軍人干政運動,其中又以野百合學運的資料最多,監控報告可謂巨細靡遺。 而且這些監控紀錄包含了運動發生前的會議紀錄, 運動發生過程的敘述性紀錄, 以及運動發生後的後續發展紀錄。 就連野百合學運結束後所成立的暫時性任務型組織 ”善後處理小組” 與 ”野百合基金會” 其成員和開會內容在這些監控報告裡也被記錄的十分清楚!

3:野百合學運後成立的跨校組織的監控專案記錄。 我看到自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我曾參加的兩個跨校性組織的監控紀錄裡,而這兩個大型的跨校性學運組織參加者眾,也是中國國民黨在70年代與80年代未見,因此調查局為這兩個組織各自成立了專案,包括:

全學聯案 (全學聯是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簡稱)

學自聯案 (學自聯是全國學生自治組織聯誼會的簡稱)

這兩個專案的內容很多,從我所能瀏覽的資料裡可以看得出調查單位很認真地爬梳這兩個跨校學運團體內的人際關係,那些人分屬哪些系統? 以及彼此間的競爭與角力的關係。 畢竟這兩個跨校學運團體都是在野百合學運後才成立的,皆具有號召各地學生發起抗爭的能量,可想而知,情治單位一定會想從成立之始便滲透進來以求充分掌握組織發展的狀況。 所以對全學聯和學自聯的每場會議都是全程監控。 例如,在這些報告中甚至提到我和文燦等人曾在會議中提出全學聯的名稱建議應為 ”全台學生革命聯盟”的想法。

調查人員鉅細靡遺的記錄我們的一言一行,其目的不外乎在於先了解學生間的意見與背景差異,再透過其安置的細胞學生在我們之間分化彼此,與削弱學生的凝聚力與行動力,最終達到裂解學運團體的目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的內容就不只有監控記錄而已,還加入了一些調查局人員的分析。

4:以學校為名的專案,例如”東吳大學案”。 在這個部分的紀錄裡還會區分為:

1. 被監控者所參加的異議性社團 (即學運社團)的活動紀錄,以我為例則有校本部的蘇菲亞社,以及城區部的台灣文化研究社。

2. 被監控者所參與的改革派學生會,以我為例則是第一屆普選同時也是第一次被改革派學生贏得的東吳學生會。

<檔案裡描述的場所(地點)>:

由於人/事/時/地/物是每一筆監控報告中的基本元素,我也因此在這段閱覽的過程中,被這些文件所標示的地點,在事隔多年之後以神遊方式舊地重遊了一趟。 茲列出一些我們被紀錄的會議的開會與活動地點,看看可以喚起老夥伴們多少舊時的記憶。 與會的人名太多我無法全記錄下來,在此就不一一說明了,因此我僅列出事件,時間,與地點: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七日晚上十一點全學聯會議,地點在新生南路的教權會。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一點全學聯會議,地點在元儂茶藝館。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七點半野百合基金會成立大會,地點在萬國法律事務所。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全學聯會議,地點在台中悲情城市茶坊。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日晚上十點半跨校代表會議,我們跨校代表十來人在范雲的租屋處開會。這則記錄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這是發生在晚上十點半以後的事,而且是在學生的租屋處,屬於私人場所的聚會。 這代表調查局所安排的學生眼線其實就在我們身旁。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三日上午十點全學聯會議,地點於中央圖書館外開會討論如何抗議回應郝柏村被任命行政院長一事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全學聯北區會議,地點在綠色和平辦公室,討論反軍人干政的抗議活動方式,包括十八日去立法院抗議,十九日發動小蜜蜂噴漆游擊隊,二十號發動聯合文宣。 (這則跟監記錄算是厲害,因為我看這則報告的時間欄位填的是五月十七日,換言之,我們為18,19,20三天所規劃的所有抗議活動,情治單位早就事先全部掌握了)

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學自聯在清大舉辦的研習營隊

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全學聯在烏來迷你谷舉辦的研習營 (這個活動我印象深刻,因為開會開到有點枯燥,所以中間有一段時間我拿著釣竿跑去一旁的溪邊釣魚,還有,晚上那個溪邊的營火是我起的,以上這兩則軼事並沒出現在跟監紀錄裡,純粹是我的記憶)

我先簡單地列舉這些,各位夥伴未來去看檔案時可以再多分享一些。

另外,在這些監控檔案裡我有看到一個很震撼的表格,但內容太多我實在沒辦法把它抄寫下來,甚是可惜! 這份表格的名稱叫做『學運組織社團簡介表』,顧名思義就是把全台灣校園內當局認為思想有問題的所有組織一網打盡的總清單,它是一個橫跨數頁的大表格,內含八個重要的項目欄位,包含了

1.團體名稱: 包括各大學的異議性社團,跨校組織,也包括自由派大學教師的組織 (例如台灣教授協會,教權會與澄社),

2.負責人

3.成立時間

4.社員人數

5.成立宗旨

6.重要成員

7.活動情形: 這個欄位主要是填寫該組織最近參加了哪些指標性活動。 以及 8. 備註 : 這欄位很特別,主要是填寫該組織的統獨性質,例如獨派,偏獨派,自由派,偏統派等等,而表格內九成以上的組織都被標註為獨派或偏獨派!。

這個大表格裡總共記錄了67個組織,其中的成員當然有許多重複之處,例如我自己便出現在表格內的東吳學生會,兩個大學的學運社團,以及兩個跨校性組織的欄位裡。 這表格中也能看到好幾位當今DPP的政務官,民意代表,國會議員與地方首長,還有多位重要的學者和教授。 就我們今日的角度來看,應該可以自我安慰的把它視為一份榮譽榜,但另一方面,這也代表當時的情治系統早就將我們盤點的清清楚楚,也就是說,假使當初政府最後若沒有走向民主化,那這份表格上的名單就是反民主的保守派可用於進行對知識份子展開清鄉計畫的首波名單! 寫到這裡不能不說還好是李登輝前總統最後掌握了中國中國國民黨的實質權力,才使我們這些人沒有落入被消失的命運。

<心得與感想>

資料為何僅來自法務部調查局?

一開始我個人的出發點是想知道當年的黨國體制到底是花了多少資源跟監我們,如何跟監,與我個人相關的紀錄又有多少? 以至在後來入伍後為何遭遇特別的對待。 不過,顯然目前能看到的仍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認為可能參與監控的官方單位應該還包括:

1. 軍方控制的警備總部

2. 教育部 (大學教官對學運社團與學生的觀察紀錄)

3. 國防部 (對學運份子在當兵期間作息與活動的紀錄)

4. 外交部 (駐外使館對海外留學生裡學運團體的紀錄,例如當年在美國留學時我們所加入的”台灣學生社的”紀錄)

目前我尚未看到來自這四個單位的資料,所以這些資料都到哪裡去了? 三十年過了也都該解密了吧? 還是說這些資料都早已銷毀了,但若已銷毀,又是誰允許銷毀的呢?

資料為何只有文字記錄?

監控的資料其實應該還包括大量的相片與電話監聽的錄音檔,這個部分如果還有保存的話,應該允許當事人可一併調閱瀏覽。

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雖然在翻閱時我嘗試著抽離自己,把這些過往當成章回小說來看。但真實的感受其實就是一種被看光光的感覺,但又不曉得誰是真正的偷窺者? 我其實有點擔心某些朋友看了可能會有二次傷害的感受,因為,看了半天,還是無法曉得究竟是哪些人在監控著我們? 我們依舊無法知道誰是細胞? 誰是那些躲在暗處的監控者? 他們究竟是自願還是被利誘? 清治單位沒有一點點責任嗎? 我們只能用猜測與推估,這實在是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光憑推測,其實只會帶來更多問號,得不出所以然,嚴重一點的,可能永遠都不想再出席大學的同學會了。

這些校園監控檔案說明了中國國民黨在威權時期,透過國家情治系統龐大的力量全方面侵害學生的隱私,他們不是在防止真正的恐怖分子,而是試圖打擊民主意識與本土意識在校園裡的生長,打擊進步思想與創意行動的空間,打擊青年學生對保守僵固體制的挑戰。 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許合乎當時的法律與調查權,但在道德上與人類的良知上是站不住腳的。 而他們對學生細胞的吸收與佈建,更是對同學們彼此原有純真情誼的無情扭曲與摧殘。 這種煎熬與傷害,將永遠停留在我們這個世代的記憶裡。

李登輝總統在暗地裡保護著我們?

這裡還是要提到李登輝前總統在當時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所帶來的可能影響,當年他在蔣經國猝逝後剛剛接下代理元首的角色,但他真正穩固了他在中國國民黨內的權力應該是在成功壓制了中國國民黨內的法統派舊勢力,包括了蔣宋美齡,李煥,郝柏村等人之後。 從1988年1月蔣經國猝逝到1993年2月把郝柏村自行政院長的位置撤下這五年,應該是他與中國國民黨的法統派鬥爭最凶險的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也恰好是台灣學運與社運的高峰期,他巧妙的因勢利導將這些來自民間與大學生的抗爭化為他對抗黨內法統派的力量,並逐步的推動政治上的鬆綁。 我猜想他在這段時間裡也勢必費心的收編與拉攏情治單位,並巧妙的約束情治單位對社運與學運的偵防力道,特別是對於學生運動。 可能因為他從我們身上看到了年輕的自己,想到了他當年在台大讀書時目睹半夜被消失的同學卻無能為力的遺憾。這份來自他親身強烈體會的”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必定在內心驅動他盡力地在暗地裡保護著當時的我們,儘管他應該也知道我們那時候一點都不喜歡他。

該如何面對陳年往事?

從這些校園監控檔案,以目前促轉會所提供的有限資料,我們當事人只能做大致的推測,並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因此苦思誰是當年的細胞同學其實是一個很不愉快的過程,就算把最可能的嫌疑人約出來見面,恐怕只會有更多的困擾而仍難以得到真相。 況且已經過了三十年,當年的細胞學生可能早就沒有罪惡感了,除了對方不見得會想道歉,甚至可能會理直氣壯的反指我們綠色恐怖。 因此對於要不要認真找出誰是當年身邊的細胞這件事,我傾向認同佳濱之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的做法,也就是個人不再去追究了。 因為這整件事是威權時期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所主導的系統性迫害,細胞學生其實只是末端的棋子,以今日的科技來比喻,就是一顆藏在暗處的攝影鏡頭,或是一個被植入在手機的遠端監聽軟體,這背後中國國民黨掌控的情治系統才是真正的惡。

此外,願意去當細胞的學生的原因有多種可能,他們也許是出於被利誘,也許是出於錯誤的忠黨愛國觀,也許是被教官或特務所威脅,但只有細胞學生自己知道當年去擔任情治單位的細胞的真實原因,我們無從得知,因此也就無法有一個客觀的立場來與他們對話或和解。

總之,三十年是個被延宕過長的時間,相較於兩德在1989統一,但1991就頒訂了《前東德國安部檔案法》,該法的主要精神是監控檔案的開放必須同時兼顧隱私權的保障以及還原歷史真相的轉型正義需求,並具體展現在被害人與加害人的清楚區別。例如該法第13條賦予被害人完整的個人檔案閱覽權,包括有權得知檔案內以化名出現的國安部工作人員的真實姓名。 反觀台灣則是遲至2019才因為許多檔案的解密期限已到,才讓我們得以看到這些監控資料。 所以這已經不能稱之為遲來的正義,充其量只是證明了威權時期的中國國民黨的確有做了這些壞事! 但我們當年不早就知道中國國民黨就是雙手沾滿罪惡的政黨才要站出來對抗它嗎?

重要的是當初我們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使得國家的確改變了,而我們如今也都仍好好的活著,夫復何求? 而且坦白說,相較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前輩,我們這一代的學運夥伴並沒有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有太多白色恐怖時期遭遇情治單位逮捕與刑求的受難者,他們與其家人比我們更加急迫需要真相,需要國家追究兇手的責任,唯有釐清白色恐怖時期加害者與共犯的責任,以及揭露加害者與告密者的身分,並讓加害者有機會道歉,被害者有機會原諒,台灣這個社會的品質才能真正向上提升,個人認為這個部分才是促轉會的首要任務。

但是這段威權時期的校園監控歷史應該還是要被清楚完整地書寫下來,但以目前促轉會的人力編制,光是整理這堆校園監控資料,判讀檔案,處理申請閱覽等等大概就忙不過來了。因此對於我們這段別人替我們書寫的青春日記,對這些龐大的校園監控檔案,我有一點建議,政府也許可委託中研院將這段80/90年代的大規模校園監控列為正式的研究項目,把促轉會整理過的這些資料,做為專門的研究類別,並最終以出版正式的研究報告與書籍來為此案劃上一個句點。

最後想說的是,中國國民黨的惡不能被社會遺忘,我個人認為這個政黨在沒有真心地向台灣社會道歉與賠償之前不應擁有存在於台灣政壇的資格。 我也祈願學運世代 (也包括太陽花世代)的朋友之間彼此永遠珍惜曾經共有的情誼,也願那份當年對理想堅持的熱情,成為你我與台灣各個世代攜手合作大步向前的動力!

原文網址: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1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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