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亭緊咬烏克蘭，走不出彼得與葉卡捷琳娜兩位大帝打造的「俄羅斯民族主義」

文：湯名暉（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副秘書長）

俄烏戰爭延燒至今，俄羅斯為堅持戰事而付出預期外的代價：耗費近一年的國防預算、國際經濟制裁、西方國家敵視，終至北約再次擴張，讓俄羅斯陷入空前的地緣政治險境。

何以俄羅斯執著緊咬烏克蘭，即使深陷泥沼也不願妥協停戰條件？恐怕得從俄羅斯的文化脈絡與地緣政治尋找答案。

民族主義讓俄羅斯文明演進走上歧路

當代俄羅斯民族（包括普亭〔Vladimir Putin〕）寄託民族主義的領導人有二，前有奠定近現代俄羅斯基礎、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擊敗瑞典取得聖彼得堡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後者為進攻烏克蘭取得新俄羅斯（今日克里米亞半島與烏克蘭東部）的葉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兩者都藉由軍事勝利對外彰顯國威，對內凝聚民族主義以維持政治威望，更是作為威權領袖的普亭夢寐以求的偉業。

今（2022）年的國際婦女節，普亭更引用葉卡捷琳娜大帝名言：「只要我有足夠的生命，我將用語言、筆和劍捍衛我的祖國。」更流露出普亭的憧憬，其小女兒也被命名為葉卡捷琳娜。

然而，彼得與葉卡捷琳娜兩位大帝推進俄羅斯邊界之舉，可滿足俄羅斯民族一時之間的民族情感與封建貴族的利益，卻未能重視人類作為主體的意志才是國家絕對精神昂揚的基礎。

18世紀的歐洲時逢啟蒙運動時期，承繼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氛圍，孕育出公民民主思潮，繼而豐富當代人類的精神生活，繼之而來的法國大革命，更改變歐洲的秩序與人類的精神世界。這些宏偉的人類文明成就，發生在政治分裂、百家爭鳴的歐洲各國，人們更在政治生活上得到紓解，是當時俄羅斯廣大農奴所難以想像的世界。

有別於烏克蘭，俄羅斯更帶有亞洲色彩

有別於今日羅斯民族的政治中心位於莫斯科，烏克蘭的現代首都基輔常被稱為「俄羅斯城市之母」（Mother of Russian Cities）是羅斯（Rucia）文明的搖籃。俄羅斯的歷史發展契機來自於遠離金帳汗國的統治核心，在邊緣地帶經過百餘年的努力，於15世紀末擊敗金帳汗國和殘部，成為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然而在此之前的基輔地區周圍，卻已有繁盛的文化與貿易網路，連通波羅地海和黑海的文明路線，更是整個東南歐的文明燈塔之一，與基於剝削農奴發展起來的莫斯科公國，有著文化生活上本質的差異。

基於莫斯科公國所發展的俄羅斯，承襲了拜占庭和蒙古的統治之術，巧妙運用權力政治與同化政策，將治理的其他民族置於封建體系之下，運用特權利益將貴族為其所用，逐步擴大俄羅斯的生存空間，至葉卡捷琳娜時期更拓土中國、伊朗和今日的烏克蘭黑海地區。

這番風貌成為今日俄羅斯國歌讚頌的「從南方的海洋到北極邊疆，到處是我們的森林和田野。」民族主義的魅影從而深植在民族意識之中。

政治受挫讓民族主義成為救命路標

雖然在葉卡捷琳娜時期，也曾期望能從歐洲的啟蒙思潮改造俄羅斯，而不是只限制在斯拉夫文明的脈絡之下。她熟讀伏爾泰（Voltaire）和洛克（John Locke）等啟蒙主義時期的大師著作，並且鼓勵貴族學習西歐哲人們的學說，期盼俄羅斯成為斯拉夫民族精神世界的領袖。

遺憾的是，經歷晚年的政治鬥爭和普加喬夫起義（Pugachev's Rebellion）讓葉卡捷琳娜卻步，只能從民族主義尋求政治穩定的答案。農奴們傳頌的開明沙皇未能解決階級問題，從而錯過與歐洲同期的公民民主發展，最終將問題留給下個世紀的布爾什維克黨人。

18世紀俄羅斯的發展歷程錯失歷史上難得的開明時期，隨之而來的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更將封建傳統推送到一個新的高度。

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作為「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一員，在東歐地區撲滅漫天而來的民主浪潮，波蘭的11月起義更為慘烈，雖然間接促成1861年俄羅斯農奴制度的改革，但農民卻仍未能獲得土地農民，還需付給政府49年期的補償金，作為補償貴族的損失。

1917年10月的革命在此土壤下引爆，共產專制度成功轉化農奴與勞動階級，俄羅斯更無機會走向民主的發展歷程，與西方文明的民主歷程分歧更甚。

新歐亞主義難掩民族主義魅影

時至今日，2014年起蔚為主流的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us），也是一套基於民族主義提出的地緣政治訴求。該理論的設計者就杜金（Alexander Geljewitsch Dugin）認為俄羅斯兼具歐亞特性，應拒絕歐洲來張舉自身的文化獨特性，俄羅斯的政治、宗教及文化獨特性應坐擁歐亞大陸，他更激烈的主張以帝國型態為主體的俄羅斯民族，才能從美國手中解放歐洲的文化。

普亭主張的反納粹「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也同樣以俄羅斯民族主義鼓動軍隊犧牲奉獻，其主軸與1941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紅場閱兵式的演說相近，皆是以俄羅斯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事蹟來激發民族主義。

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精神世界有著300餘年的分歧，其演進的過程中始終祛除不去民族主義，甚至將歷史上基於民族主義的成績視為國家發展的必然選擇。從彼得、葉卡捷琳娜到史達林，以民族主義驅動人民的本質似是一脈相傳，成為今日俄羅斯政治的權典，新歐亞主義的理論內涵更激進地推進地緣政治的訴求，視俄羅斯民族為超越地理與文明界限的歐亞大陸主宰，東進烏克蘭更是追隨著葉卡捷琳娜的步伐，是再興俄羅斯民族的序章。

失控的民族主義效應將擴散於戰場之外

以俄羅斯為例，當代以民族主義維持政治結構的威權國家，由於未能經歷公民民主的發展，民族主義更似一種深植於集體意識的神秘力量，他們未曾有過精神世界選擇的機會，唯有追隨同一的符號。因此，在其他意見微弱或不存在的環境下，受到民族主義驅使的俄羅斯也難理性回應和平所需的條件，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走向失控的因素，同樣也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催化。

當民族主義的壓力迫使對安全訴求到達臨界，俄羅斯為確保在烏克蘭的優先利益，手上的籌碼清單也將超越軍事選項。在全球通膨之際，俄羅斯以糧食礦產作為經濟制裁的反擊工具，或是擴大道問題讓歐洲難為，甚至其他無視人道價值的手段都將可能出現。民族主義使俄羅斯將鬥爭層次無限上揚，造成超越場域型態限制的效果，負面效應已將世界捲入其中，更超越國際政治層次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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