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九一一：阿葉德的最後演說（廣播原音）

文／Salvador Allende（智利前總統）
譯／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譯按】大家記得17年前的美國九一一事件，但不一定記得（或甚至知道）45年前的智利九一一事件。

當時，具有泛左色彩的總統候選人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在境外勢力操作的動亂中上台（美國國務院、CIA都參與其中），並在上任的短短三年間力行各項改革措施，將土地收歸國有、調高勞工工資，改善與古巴的外交關係等等，建設了智利的經濟現代化基礎，清理了美國境外資本與智利買辦階級的勢力，逐步擺脫拉丁美洲對美國的「依附」魔咒。他的種種行動都激怒了包含美國政府與美國企業在內的境外勢力，因為他的改革行動勢必與這些資本家和政客們的利益相衝突。

接著，就是我們在亞拉非國家都非常熟悉的劇情了：境外勢力雙面押寶、創造政變有利條件、打擊左傾／民主派／改革政權、軍事獨裁強人上台、國際經濟組織如IMF或世界銀行提供借貸與「結構性重整」發展計畫、國內失業與通膨嚴重、境外資本以榨取低廉人力成本與自然資源（美其名為「提供工作機會」、「促進國內就業」）......。

以下這篇文章，就是1973年9月11日，在受到尼克森政府支持的智利三軍統帥奧古斯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以空軍轟炸一步一步逼近之際，阿葉德透過廣播面向全國民眾的訣別之詞。

皮諾契特上台後，與美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弗里曼的徒子徒孫們合作，在經濟上展開「休克療法」，推行退休金、國營企業和國有銀行的私有化，消減政府支出，取消工會特權與最低工資。確實，這些政策在七零到八零年代間帶給智利強勁的發展，而有「智利奇蹟」的美譽；但不要忘記，經濟發展都是需要代價的，只是償付的恐怕永遠不是那班真正獲利的人們。

美國政治哲學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曾在美國九一一事件後質問「哪些生命是值得被憑弔的」，為何不同的生命的「可哀悼性」不是均勻分配的，這背後顯示出我們對於國族與種族的等級化認知；而只記得美國九一一，卻不記得智利九一一，這背後的問題恐怕也是非常雷同的。


■  全文請見苦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