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字如見人｜專訪李立峯（下） 生存不是躲起來 記者在壞環境保持堅韌

特約記者：冼麗婷

攝影：陳奕釗

【Yahoo 新聞專訪】

今天記者的 resilience，其實很簡單，雖然做起來也未必容易。他說：「我們在過去一兩年，學界多了說一個字『resilience』， 即是在一個壞環境，如何 being resilient，外國也有很多人說，在 COVID 又生病又封鎖之時，如何保持 resilient 呢？香港的社會狀態，有 COVID 也有整個社會轉變的問題，也會問如何保持 resilient？我說過，在威權化的過程裏，要有風險管理，要小心是不是需要這樣高調，但我也覺得，有些 resilience 是要讓大家看到的，不只是我做或誰做，如果一個社會大家都嘗試 survive（存活），而大家又全部都躲起來，好像不是那麼好。」

他的意思是，在有限空間、被收窄的空間下，大家不是很抽象地說有沒有報道空間，而是具體看到有某些報道的可行性，這就是存在與意義。2022 年之後有好幾個新網媒出現，都是想延續專業報道精神。包括只報道法庭新聞的《法庭線》和《庭刊》，他們人手與資源都不多，但法庭新聞報道內容比任何媒體詳盡、詳細，對社會運動案件及大家關注的案件講得更多，報導風格平實，李立峯認為策略與效果都可取。

他又引報道社會新聞為主的《集誌社》為例，也是存在之現實，「那些東西（報道）是有意義的，尤其今時今日在香港，talk is cheap，如果我坐下來抽空說，這些東西不行，那些空間存在，都是自己噏，你怎麼噏都可以啦。」從噏化為行動，自媒體做風險評估，實務摸索，或許會更明白，為什麼以為沒事的會出事；相反，恐懼的事情，又會不會是過度退縮？

「做媒體當然想有影響力，當你有很大影響力，又會怎樣（有風險）呢？」記者問。

「對啊，這其實是媒體的 dilemma。」有影響力之時，不可能低調，進退兩難的前行，這就是媒體人非堅韌不可的心理狀態。李立峯說，媒體比公民組織更加難，媒體的 nature（本質）就是要公開、要說今天發生什麼事，好難低調，「低調好像不是一個 option 喎，你做媒體低調？」

風險管理之不能高調 與媒體之不可能低調

荒謬的矛盾存在，令人苦笑。存在與現實，安全與風險，問的與答的，都知道沒有最終答案。繼續生存，嘗試找生存的方法，就是 being resilient。但究竟應該怎樣生存呢？

「要完全不出事，唯一方法就是不做，才可以做到零風險。但風險評估、風險管理中，也總有一種怎麼都輪不到你（有風險）的人，例如教育記者，也就很難出事。」相反，有些人政治風險相對高，如果願意承擔風險，也應做風險管理，這是李立峯的看法。媒體是公民社會一部份，他說在威權壓下來的時候，「公民社會組織很難完全不縮的，你縮都說你『軟對抗』」，在真正敵意的政治環境下，縮的方法很多，例如自我設限，在這環境，媒體功能被削，有些人認為達不到十成的原有功能，寧願不做。若只保持七成、五成甚或三成功能，記者之存在意義還存在？這樣做下去，對社會或記者自己有何影響？

媒體監察權力弱化

「短、中、長期的影響一定有，壞的一方面，以前我們叫溫水煮蛙，現在都不是溫水了，但都是相同狀態，慢慢習慣了，慢慢忘記了一些價值。我們相信新聞的自由和價值，可以監察政府，例如防止貪污、防止濫權，這些功能愈弱，愈防止不了某些問題。」那現在有沒有甚麼警示呢？「少了制衡力量，社會出現貪污、政策失誤的機會便大了。」

平平穩穩做調查、問反應，方方正正的專業報導，可以是生存方式？

「在這一刻來說，專業報導可以有生存空間，但當然已經 cut 了某些東西。」李立峯說。

「Cut 了哪些東西？」記者問。

「譬如我們說新聞專業，傳統的理念就是客觀事實報導，平衡各方觀點，但監察權力這方面，現在弱化了很多。不用說什麼，就講尊子，其實在一個正常開放的社會，用政治漫畫表達嘲諷，在媒體理念是一種監察功能的體現，是不是？就是笑一下你，想指出一些可能是大家會有疑惑，甚至民眾覺得荒謬的地方。」他直接說，批評，在傳統有自由的社會是沒有問題，這是新聞功能；但在現時，批評被看成有立場，可能被指煽動，這是「斬緊」一個自由媒體身體裏應該有的東西。

正向新聞必須誠實面對負面問題

其實，他在新書中提及 2011 年向香港新聞工作者所作的意見調查中，關於「表揚正面價值觀的新聞」以及「敍述勵志及感人故事的新聞」，分別有近八及近七成新聞工作者表示重要。只是，要談真正正向新聞，必先誠實面對存在的負面問題，這是李立峯解釋新聞「正負之間」的精髓之一（《閱讀新聞》第八章），也是新聞工作者所需了解的價值觀，並決定如何處理。

「你書裏面提到正向新聞，反過來想，是不是做正向新聞就不出事？」 記者問。

「看你所謂正向新聞是怎樣做，正向新聞都有標準，如果純粹是唱好的新聞，當然不會死（有風險），但我不會將那些視為專業新聞。」

他說，正向新聞中，專業的 solutions journalism（解困新聞學），不會隱惡揚善，同樣要把所有問題講出來。他書中提到，歐美國家所做的 solutions journalism，都由很專業記者處理。那麼，報道這種新聞，是不是相對低風險、可以嘗試而又有意義？

「首先，你要說出問題有多嚴重，只不過是加一個 solution，你看「《立場》案」審訊時，官也會問你（被告）沒有提供 solution，好像變成提供一個 solution 可能感覺會好少少，這些也是風險管理問題，不是盲目做正向新聞的。傳統嚴肅地揭示社會問題，報道社會解決難題的力量，很多民主社會媒體都會做，但是不是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做這類新聞會好少少？我不直接評論，應由機構自己判斷。」

他解釋，報道專業的解困新聞，本身有一定難度，不純是政治風險問題。在目前社會情況，有沒有專家肯分析討論？找不找到消息來源？還有一個前提：「公民社會要運作，如果公民社會沒有了，你也很難報道。」

不知不覺，記者本能地問了好幾種記者生存的方法，不單純政治，一切運作也是不確定因素。要明白一個現實，大時代，相聚本來就是偶然，不確定甚麼時候離開，不確定會走。風險、相聚，要來要散，都沒有絕對答案。唯有信念，傾力做好眼前一切，也許是香港人百年練就的功力。

「我相信很多記者、學術界，都是盡量做。」他說。例如寫《閱讀新聞》， 不是說讓人看見他存在就心安一點，某程度，跟幾年前他做港台《午夜講場》的意義是差不多，抱着知識普及的宗旨，部分內容是教「新聞理論與分析」的課程內容，「可是，誰會想到，2023 年出書講新聞，身邊很多人就會『嘩』，那種不只是知識普及的眼光，這就有所意味了。」

八九年以後，李立峯的家人開始分散海外，他早就申明自己不是決心跟香港共存亡的人，或許，有天也會因為私人原因離開香港。作為來自「移民家庭」的人，三十多年來，已經訓練好「分開在一起」的情感智商。倒過來想，此刻仍然留在香港，必然有存在的原因。

「講將來做乜啫，我（目前）存在就是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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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lasher 新世代，冼麗婷是香港記者 / 作家 / 人物寫作導師 / home baker。咀嚼人要時間，寫字要時間，等天然酵母開心要時間，用百分之二百真誠，等待深刻的味道，這是她做人、造麵包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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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麗婷，畢業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其後於香港大學修讀比較文學學士及碩士；著有《見字如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