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台灣代表團1964奧運期間的成員「投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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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選手克里斯蒂娜·齊馬努斯卡婭(Krystsina Tsimanouskaya)
白俄選手克里斯蒂娜·齊馬努斯卡婭(Krystsina Tsimanouskaya)前往波蘭尋求庇護

東京奧運2020近日發生一起白俄羅斯女子田徑選手克里斯蒂娜·齊馬努斯卡婭(Krystsina Tsimanouskaya)拒絶回國,向日本警方求救,並最終繞道前往波蘭尋求政治庇護的事件,引發廣泛關注。

儘管包括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內的重大國際體育賽事主辦方均力求中立和非政治化,但是在歷史上,不同國度運動員利用這種高度曝光於國際媒體面前的大好機會「叛逃」、 「起義」或「避難」的事件屢屢發生,一直未中斷。

史料顯示,在上一次日本東京舉辦的1964奧運期間,也發生過一起關係到台海兩岸的重大運動員出逃事件——這就是當年曾轟動一時的台灣代表隊馬晴山和陳覺先後尋求政治庇護並「投共」到中國大陸的事件。

馬晴山和陳覺事件

1964年10月10日,東京奧運在昭和天皇朗讀祝賀詞下盛大開幕。作為亞洲首次,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由非白人國家所舉辦的奧運,那屆東京奧運被廣泛認為代表著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蒸蒸日上,對東道主來說象徵意義重大。日本也竭盡全力希望能辦好一屆零差錯、零事故的成功奧運。

然而,就在10月24日大會閉幕前後,代表中華民國隊的射擊選手馬晴山跟攝影師陳覺卻相繼「失蹤」。

馬晴山先是在23日,跑到東京當地的華僑總會尋求「政治庇護」,聲稱想念在中國大陸的雙親,隨後去東京警視廳單位做筆錄。 1926年出生在當時中華民國遼北省的馬晴山,1949年跟隨國民黨到台灣,退伍後曾經在公路局任職。據稱他表示在台灣時長年思念故鄉,甚至跟東京警方愁容滿面地說「就算失去性命、我也不要回台灣了,我的心意已決」。

東京警方在判斷之後,決定依其意願「遣返」馬晴山往中國大陸。由於當時中國大陸與日本無正式邦交關係,台灣也還在戒嚴時期,此事件最後由香港的《文匯報》率先披露下開始傳回北京與台北。

奧運閉幕之後,攝影師陳覺前往蘇聯駐日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陳覺,此前曾長年在新竹縣政府任職,也表示出于思鄉之情與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滿而希望前往大陸。

當時日本因為只與中華民國政府有正式邦交,時任總統蔣介石也透過外交管道全力斡旋,但最終未能成功阻止二人「叛逃」。馬晴山與陳覺兩人在當地華僑與企業家資助下,11月初搭上挪威籍貨輪返回中國大陸。

Tokyo 1964
1964東京奧運開幕式上,日本空中自衛隊特技表演,用噴氣勾勒出奧運五環

兩岸宣傳口徑

台灣當年的國民黨政府官方口徑是,定義兩人為「遭到共產黨情治單位」設計利用下,而叛逃的「投共分子」。

對於中共政權來說,馬晴山跟陳覺則無疑是「起義」來歸。據中共官方媒體檔案記載,當時政府高層不僅安排馬晴山父親與兄弟、以及陳覺的母親與妹妹在港口迎接,更在《人民日報》高調宣傳。

據查,是年11月17日北京方面更安排超過1500人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辦歡迎會,由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國家體委副主任蔡廷鍇出席,並頒發一萬元人民幣起義獎金。

馬晴山在致詞時,感謝「毛主席及偉大的祖國」,並稱「台灣人民對美蔣的黑暗統治深為不滿,我在兩年以前就有返回祖國大陸的想法了。」

陳覺也聲稱自己是「浪子回頭」,他抨擊「台灣並不像外國人所謂的『美麗的寶島』,而是虎狼集團所控制的罪惡的地獄。」陳覺當時表示,期盼能夠早日「解放台灣」。

當時有分析指出,馬晴山跟陳覺投共事件當年對北京來說十分重要。原因在於中共在1958年時,因抗議台灣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在奧運代表中國,曾憤而退出國際奧委會,並隨後與印尼等國攜手,在1963年舉辦「新興力量運動會」對抗奧運。

1964年東京奧運前,《人民日報》社論也多次抨擊奧運是美國帝國主義陰謀,甚至在舉辦途中,於10月16日試射首枚核彈,警示意味濃厚。但是在馬晴山跟陳覺投共後,中共官方對於奧運的抨擊詞語開始出現緩和。

另據中國大陸媒體報導稱,馬晴山後來參加過兩次中國大陸的全國運動會,之後成為了一名射擊教練,在河北省培養了不少射擊運動員,很多人對他的印象是「心直口快、嫉惡如仇,很有江湖大哥的味道」,他和陳覺的故事在中國大陸「慢慢被歷史所淡忘」。

而在台灣,媒體間則有馬晴山涉嫌「下藥」當時有望獲得奧運獎牌的著名「亞洲鐵人」楊傳廣,以及所謂中共「美人計」等故事而一直作為一樁公案流傳至今。

蔣介石在台北閲兵
馬晴山和陳覺事件發生在1964年還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圖為中華民國已故前總統蔣介石在台北閲兵。

日本的尷尬

對當時的日本來說,如何妥善處理馬晴山跟陳覺的「投共」事件,也相對考驗對國際政治的判斷。日本當時雖然與中華民國有邦交,但是在日華僑勢力也是各分親共、親台兩派,加上馬晴山跟陳覺沒有日本居留資格,簽證到期後只能依其意願被遣返。再加上日本與中國有戰爭歷史,因此當時也希望從速了結,避免夜長夢多。上述多重考量均讓日本政府頗為頭痛尷尬。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番處理白俄羅斯運動員的做法似乎也與上次處理馬晴山、陳覺事件有類似之處,也是通過第三方介入盡快了結,以期盡可能減少事件對日本與白俄羅斯的關係影響。

回顧1964當年,除馬晴山跟陳覺投共外,日本當時還歷經過一些其它波折。比如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又 赫魯曉夫)在黑海度假時被變相政變,一度讓選手村的蘇聯選手不安,以及非洲的北羅德西亞突然更名為尚比亞(又 贊比亞),出現開幕式與閉幕式國名跟國旗被更換的罕見現象等等。

國際賽事「叛逃」簡史

特別是在冷戰期間,蘇聯和東歐國家運動員逃亡西方的事件幾乎不斷,另外古巴棒球運動員逃亡美國的事件也有多起。

即使在冷戰之後,也出現過多起大型「逃亡」事件:例如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15名來自非洲國家的運動員先是「失蹤」,後來又正式向英國政府申請難民庇護; 2018年在澳大利亞舉行的英聯邦國家運動會期間,先後有超過200名來自非洲國家的運動員和裁判員申請「避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