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文專欄】日本如何看待台灣半導體業? 從四個問題 看日台聯盟與半導體商機
最近因為在日本出版新書《tsmc,推動世界的祕密》,所以四月初到日本做了幾場演講及採訪,在與日本記者與朋友接觸交流的過程中,我聽到很多日本朋友提出的問題。他們提的問題很直接也很有意思,從日本人角度來看台灣,其實可以看出許多過去我們沒注意到的細節,我就以日本朋友提的四個問題來做說明。
例如第一個問題是,有日本朋友看完書後,對台積電建立的供應鏈有很大興趣,尤其是對於張忠謀先生主張的台積電大同盟(Grand Alliance),對他們來說是很有衝擊性的想法。他們為此先辦了一個線上討論會,才短短兩天就報名了五十幾位朋友,大家一起熱烈討論這個題目,到底台積電大同盟對日本有什麼意義。
這位朋友告訴我,過去日本企業建立的上下游供應鏈,幾乎都是獨家(exclusive)供應鏈,例如豐田汽車的供應鏈,基本上就是專門服務豐田,不太可能同時供應給別家汽車公司。
但是,台積電大同盟的供應鏈,幾乎沒有獨家的概念,像艾斯摩爾的設備也供給英特爾及三星,安謀(ARM)、新思(Synopsys)也都服務其他客戶,台積大同盟將許多上下游產業全部收納進來,大家一起共創緊密合作的生態圈。
日本朋友說,日本企業過去也曾努力過,當本身技術或零件供應商不夠強時,也想採用外部供應商的產品,但很多公司最後還是做不到,還是回到習慣性的作法。日本朋友承認,這種一條龍的獨家供應鏈,對日本產業發展並不好,甚至會傷害日本企業的競爭力。
我覺得,從這個供應鏈的角度,其實可以做為理解台灣電子業為何能夠崛起的切入點。過去台灣電子業不管PC或半導體,都是將原本垂直整合的產業變成垂直分工,台灣把每一個細分出來的產業都當成創業機會 , 每個產業分項都有許多公司投入,因此,台灣企業不只不會什麼事都自己做,甚至把外包或合作都視為理所當然,這和過去一向自己做的日本大財團來說,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日本人為何覺得台積電大同盟這麼有特色,對他們的經營模式可以帶來何種衝擊,歸根究底,就是因為這是他們想做但又做不到的事情。
也因為如此,若再進一步對比,日本雖然沒有在新商業模式上做冒險與投資,但仍舊在半導體設備、材料與化學等領域發光發熱,這些產業是80年代日本第一時就已經擁有的產業,日本在這些領域仍然持續投資並保持領先,有些甚至還遙遙領先其他國家,也讓日本半導體沒有完全失去影響力。
對比台灣的發展情況,日本從50、60年代就開始發展半導體,到80年代成為世界第一,台灣則是1974年授權RCA半導體技術,後來台灣長出來的半導體產業,都是從IDM轉變為IC設計與晶圓代工專業分工下的產物,例如IC設計、晶圓代工及封裝測試,這些都是新的分工及商業模式下的產物,這與日本產業基礎都在IDM時代,但很不同的。
(取自台積電官網)
另外第二個問題是,一位日本朋友問我,早期聯電也曾到日本,但不是很成功。如今台積電去熊本,就一定會成功嗎?
他問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很有意思。我給他的回答是,我說我採訪過很多台灣企業,他們都說和日本人做生意,都要經歷很長的驗證時間,因為日本企業會不斷測試你,要你先證明有足夠實力,才會下單給你。不過,如今台積電去日本,由於台積電實力超強,還把很多美國客戶搞定,因此,我想台積電的熊本廠,應該不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做驗證吧!
其實,我的想法是,早期聯電到日本投資晶圓代工產業,後來不是很成功,也不全然都是聯電或台灣方面的問題。1998年聯電收購日本新日鐵8吋晶圓廠,當時我還曾到新日鐵總部採訪,後來聯電與日立在2000年合資成立一家Trecenti公司,目標也是做晶圓代工,但兩年後這個合作宣告結束。
其中,Trecenti結束的關鍵原因,除了聯電0.13微米開發速度較慢以外,日本的晶圓生產成本難以有效降低、日本IC設計業沒有興起、日本IDM廠外包趨勢不明顯,還有日本人並沒有很看好晶圓代工的前景,我想應該都是關鍵。
其實,我給日本朋友的回答,應該算講得很含蓄吧!老實說,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過去日本人並沒有那麼看重台灣企業,但台積電做到了日本人做不到的事,日本應該會有多一點的尊敬。我相信,當日方有這樣的想法後,台積電熊本廠的發展機會應該就會更看好吧!
第三個問題是,台積電熊本廠真地會向日本在地供應商採購產品嗎?台積電會不會把原本在台灣的供應商直接帶過去?這也是一個很具體直接的問題,顯然也代表日本朋友很直覺的疑惑。
當時,我聽到這個問題時,我說這應該去問台積電才對。不過我還是回答,台積電不一定會把所有供應商都帶到日本,就像台積電也不會把台灣供應商都帶到美國,因為不是所有台灣企業都有跨海經營的能力,此外像台積電為何在日本還設立了兩個IC設計中心,以及一個封裝的研究中心,當然是希望充分利用當地優秀的人才,台積電去每個國家投資,一定要加強當地供應鏈的支持,並盡量吸取當地企業的長處與優點,才能讓本身更進步。
後來,我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問熊本JASM時,JASM的社長就說,未來JASM在日本在地採購的目標將達60%。這個回答,或許讓部分台灣供應商覺得驚訝,但應該也大概證實了我的預期。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請教國內的台積電供應商,他們的回答也很有趣。有供應商告訴我,台積電會如何安排供應鏈,基本上他們根本無從插嘴,都是要聽台積電老大的安排。倒是現在CoWoS缺貨,他們都很認真在幫台積電推動這個計畫。
另外供應商也告訴我,日本人根本不用太緊張,台積電的台灣供應商目前都忙得要命,因為台積電在台灣遍地開花,各縣市都有新投資案正大興土木,台灣供應商都有很多事要做,不見得可以派出多餘人力去日本或美國,而且每個地方都有當地的法規及行事風格,台積電會有很大程度需要仰賴在地的力量,因此尋找日本及美國等當地供應鏈協助,應該是很明確的方向。
最後第四個問題,則是有日本朋友問我對Rapidus的看法。基本上我對Rapidus並沒有很看好,但我也不想講得太直接,我提到幾點建議,一是和IBM合作2奈米,需要注意過去台灣學到的教訓,聯電在2000年與IBM合作0.13微米,是後來輸給台積電很重要的一役。
此外,我也覺得,晶圓代工不只要做好研發與製程開發,還有很重要的IP布局,以及更重要的製造及服務,這些都缺一不可。所有新挑戰者想要贏過現在的龍頭霸主,一定不能用和龍頭企業採用相同的方法,即使所有事情都模仿到很像的地步,也永遠不會有超越的一天。因此Rapidus一定要想出自己獨特的策略,如此才能贏得戰爭。
這篇稿子登出後,我已經又飛到日本,準備迎接忙碌的一周,繼續接受日本朋友提出的各種難題與挑戰。這次除了參與出版社舉辦的新書發表會,另外也會在東京及熊本安排演講與專訪,並與《半導體地緣政治學》作者太田泰彥、《失去的製造業》及《半導體有事》作者湯之上隆做線上對談。
對於出書,我原本沒有抱著很大的預期,但沒想到書出版後,在台灣與日本都得到很多正面回饋,覺得其實自己收獲最多,如今有機會幫忙行銷台灣,為台灣宣揚國威,把大家的心聲與想法傳播出去,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同時,每一場演講與分享,又都變成是一次次的思考刺激與文化洗禮,這個過程也有如創作的過程,讓人覺得充滿挑戰。
台灣如今在晶片及AI取得重要地位,黃仁勳說台灣是全世界AI革命的中心點,我們正站在有史以來最好的位置,而且被世界看見,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台灣也一直是國際社會的孤兒,很少有機會去表達自己,我們當然要抓住這個時機,好好去對外說明台灣是什麼樣的國家,我們在做什麼事。
在我的想法裡,台灣從來不會想取代別人,台灣是與其他半導體列強完全不同的存在,我們都是要當全世界的朋友,不論是台積電或其他公司都是如此。也期待台灣獲得更多的信任及友誼,並在地緣政治的衝擊下,促成更多產業的合作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