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意凡觀點:當代藝術與科技的「無我」較勁

當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杜象(Marcel Duchamp)的好友Francis Picabia由巴黎到蘇黎世避難。在那裡他遇見前衛詩人Tristan Tzara與一些來自歐洲各地、「自我放逐」的藝術家。他們由Tzara發表宣言,開始了「達達」運動。「達達」認為,人類相互殘殺,是因爲社會過度崇拜理性 - 一種自我中心的布爾喬亞價值觀。「達達」運動就是要將理性邏輯打下神壇,以更接近自然的態度活著。

一戰結束後,「達達」運動在歐洲大陸與紐約吸引了一眾對既有體制失望並深具才華的藝術家。除了Picabia,還有布荷東(Andre Breton)、恩斯特(Max Ernst)、Man Ray等,以解構既有邏輯思考的方式,大量創作藝術,並自費出版雜誌。他們喜歡在繪畫裡使用各種機械圖像以顯示自己較他人優越,Tzara並以高超的組織能力舉辦了幾場著名的達達活動,他尤其滿意其中一場引發近千人的暴動。在激烈宣傳改造的同時,這些藝術家們盼望,當每個人以「達達」態度生活時,能形成更美好的社會。

dada2000-5:圖二:Picabia於1919年繪製的Tristan Tzara肖像畫。(作者提供)
dada2000-5:圖二:Picabia於1919年繪製的Tristan Tzara肖像畫。(作者提供)

Picabia於1919年繪製的Tristan Tzara肖像畫。(作者提供)

透過Picabia,杜象雖然與這些「達達」藝術家交好,但仍保持距離,並未提出解決人類文明危機的方式。相較於別人的成見,他更關注於打破自己的成見。安靜又緩慢地,杜象進行幾年前便已開始的藝術實驗,在他的公寓裡,可見到思考實驗過程 - 以不同於平日模樣懸掛著的包括小便盆之「現成物」。他創作使用的「隨機」方式與「透視法」,都需要極大的耐性,才能完成。

後來,「達達」藝術家們在帶領人們抵達彼岸之前,就先因看法不同而內鬥。首先,Picabia與達達公開決裂;接著,距離Tzara的宣言不過六年,布荷東帶一批人出走,發起「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運動。至此,「達達」運動也就解散了。

dada2000-5:圖三:1922年「達達」運動最盛時,由Max Ernst所畫的「朋友們的重聚」。收藏於Museum Ludwig。(取自Wikiart)
dada2000-5:圖三:1922年「達達」運動最盛時,由Max Ernst所畫的「朋友們的重聚」。收藏於Museum Ludwig。(取自Wikiart)

1922年「達達」運動最盛時,由Max Ernst所畫的「朋友們的重聚」。收藏於Museum Ludwig。(取自Wikiart)

而「達達」運動開始時,藝術家們滿懷熱情宣傳的大規模思想改造,並未成功,只影響了一小撮圈內人。世界與這些藝術家們的美好想望漸行漸遠,歐陸各國敵意飆高,二十年後再度發生世界大戰。

戰爭揭露了每一位「達達」藝術家不同的思想信仰本質。被蓋世太保拘捕的恩斯特與達達藝術家愛人分開,在美國收藏家佩姬·古根漢(Peggy Guggenheim)協助下逃亡,並在同年與這位為他著迷的古根漢家族成員結婚,幾年後又與之離婚。Tzara不滿藝術家們的做法太學術,無法對抗納粹,轉而認同共產主義,並加入共產黨,卻又在1956年的時候,因蘇聯入侵匈牙利而幻滅退黨。Picabia於戰時待在法國南部,畫風丕變,以寫實風格模仿色情雜誌,在納粹容忍範圍內作畫。至於布荷東,則於納粹佔領法國時逃往美國,並在耶魯大學繼續宣傳,至死時都沒有放棄「超現實主義」。

dada2000-5:圖四:Picabia於1941-1942年完成的畫作。私人收藏。(取自Christie’s)
dada2000-5:圖四:Picabia於1941-1942年完成的畫作。私人收藏。(取自Christie’s)

Picabia於1941-1942年完成的畫作。私人收藏。(取自Christie’s)

對比於「達達」藝術家們,言語不多的杜象,卻以其無疆心靈,為當代藝術指引出路。當代藝術家們學習杜象的表達方式,得以讓藝術繼續蓬勃發展,然而他們之中不少人更喜歡模仿「達達」前輩的作派,想像自己是思想先驅,將引領人類社會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如此一來,藝術家就勢必得與科技直接競爭了。如同中國當代藝術家徐冰上個月受《財新週刊》訪問所言:「最終有價值的藝術家,必須要完成在藝術上的推進,包括跟現實較勁,跟新科技較勁,全是這樣。」

dada2000-5:圖五:徐冰於1987至1991年創作的「天書」。(取自Xu Bing Studio)
dada2000-5:圖五:徐冰於1987至1991年創作的「天書」。(取自Xu Bing Studio)

徐冰於1987至1991年創作的「天書」。(取自Xu Bing Studio)

然而當今藝術界的創造力卻比不上科技領域,原因在於,當代藝術存在著自「達達」時代迄今仍未消失的難題:藝術已經失去要實際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杜象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應對這個難題。

在照相技術使繪畫失去實用功能、年輕藝術家標榜自我表達的狂飆時代,杜象似乎感覺到藝術將陷入自溺。他不接受同時代藝術家的概念,重新檢視繪畫藝術面臨的危機本質,並在每一件創作上,給自己設嶄新的問題來解決:包括「透視法」、以及預設規則下的「隨機」法。只有需要去解決一項嶄新問題,盡全力找到方法時,人才會被迫檢視自己的成見,並放下執著,充滿活力地創造

等待科技界解決的問題繁不及備,解決問題的過程激發了新的觀點與新的認知。如今各種互聯網產品與「達達」創始者Tristan Tzara提出的創作方式,非常類似:設計一項規則讓隨機(用戶的行為)發生。不同於「達達」的是,這些產品有具體問題要解決。一旦成功解決問題並增長用戶量,這些直接塑造用戶體驗、潛移默化思想與認知、誘發行為的互聯網產品所達到的效果,遠遠超越它們的先祖 – 「達達」藝術。同時,在互聯網科技領域中成功的發明家對人性或人類社會面臨之問題的理解,有時還高於當代藝術家,這也是他們成功的條件之一。

如此看來,一開始懷抱理想、企圖改變世界的互聯網創業家,更像是當代的藝術家了。

徐冰雖然提及藝術要能與科技較勁,卻沒說怎麼做。難道這意味著,藝術家真要一籌莫展了?

科技領域的創造力雖然充沛,一但發展到某階段時,卻往往因為變現壓力而被「和諧」掉。互聯網產品因為過去矽谷與中國大陸的新創投資人在乎增長遠大於獲利,一開始總充滿理想,顛覆性十足。但自準備上市開始,新創企業便會在外界給予的營收增長與獲利能力雙重期待下,調整產品設計與運營策略,顯得老套、理想漸失、索然無味,與其他產品一模一樣了。

追求利潤往往意味著因循成功方程式,在特定範圍裡尋找解決辦法。想要引領人類社會的當代藝術家在與科技發明家面對同樣問題時,必須去科技領域沒有動機涉足的場域尋找寶藏。這意味著,藝術家要能自絕於屢創新高的藝術拍賣市場;藝術家得在成為藝術明星與引領人類之間,做出抉擇,用創作之外的方式獲得經濟利益,比如杜象年輕時擔任圖書館館員,靠買賣朋友的作品賺取收入,或如Jeff Koons早期在投資銀行工作一般。志存高遠的藝術家不能是職業的,不能那麼「市儈」。當代藝術若要與科技較勁並勝出,關鍵便在此。

Tristan Tzara在「達達」宣言中說道:

“達達之道非關當代,而是向佛家「無分別心」的回歸。…如同生活本來無一物,達達是無用的。達達不裝腔作勢,一如生命該展現的本性。”

當今藝術自詡要達到的目標,早已被科技領域作爲副產品更好地完成。藝術的推進,意味著藝術只能往與科技領域以及現實中大部分人們,不一樣的境界去。達達宣言中如此美麗的話語、對人而言難以企及的境界–畢竟連「達達」藝術家們都耽溺於我執而水火不容,若真能達到,「物我兩忘,無欲則剛」,倒就是藝術與科技較勁的終極絕招。雖然人於此境,也不會在乎較勁了。(推薦閱讀:我的外婆不是神隱少女的湯婆婆─永清浴室:《細姨街的雜貨店》選摘(1)

dada2000-5:圖六:Tristan Tzara於1918年在瑞士發表的達達宣言。(作者提供)
dada2000-5:圖六:Tristan Tzara於1918年在瑞士發表的達達宣言。(作者提供)

Tristan Tzara於1918年在瑞士發表的達達宣言。(作者提供)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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