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出道20年──7座金曲獎也擦不亮的臨暗時刻


文房慧真 攝影林佑恩 2017/5/15

車子彎進田間小徑,路越收越窄,前方疑無路時,一棟簡約風格的雙層建築,不張揚地種在稻子、木瓜樹環繞的田中央。遠處的美濃山稜線,拉開了山水畫的捲軸。林生祥在屋外候著來客,他穿著T恤與訂製的寬鬆棉褲,腳踩木屐,吸著菸吞雲吐霧,飄飄若有風。

林生祥說:「美濃的新居落成大約在2年前,為了讓女兒上小學後,有自己的房間與書桌。」新居裡什麼都大,連廁所都寬敞,除了角落有一張迷你的小木凳,彷彿錯放在巨人國裡,「2006年剛結婚時,老家還沒改建,我們所有的家當都塞在一個房間裡,桌椅、櫥櫃,每一樣家具都小小的。」

獨立出來後,一家人每天晚上還是回車程不過10分鐘的老家,吃林生祥媽媽煮的菜。我們抵達時已近中午,飯菜不夠,林生祥急call救星:頭戴斗笠,外罩客家花布的林媽媽,騎機車速速運來一大鍋剛炒好的美濃粄條。

七十幾歲的客家媽媽仍然勇健,晴天騎機車,雨天開她那台從前運送豬飼料的手排卡車,馳騁在美濃鄉間。林生祥家門前的一畝田,秧苗正翠,媽媽每天來巡田,照看稻子也照看兒子一家。林媽媽從前最多養過一千頭豬,問她現在還養豬嗎?她笑著說:「早就不養囉!現在只養一條大公豬,沒辦法淘汰呀。」大公豬指的是林生祥內向寡言的父親,林媽媽講笑話像她炒粄條的手勁,俐索有味。

收錄於《菊花夜行軍》中的〈風神125〉,一開始客家母親的口白,就是林媽媽所錄。林生祥說:「那時我媽開著卡車往返屏東養豬,空檔時來幫我錄這一段。」林媽媽補充:「錄音比養豬累多囉!」大學畢業、退伍後不久,林生祥在1998年就返鄉,一邊做專輯,一邊幫忙養豬,拿著一把小刀,在公豬離奶時把睪丸閹掉,「最辛苦的是賣豬時,要把一百多頭,一隻重達一百多公斤的豬趕上車,有些豬特別聰明,會抵抗嚎叫。如果我不去幫忙,爸媽就會更辛苦。他們要搬上百包穀包,膝蓋都開過刀。」

今年是林生祥出道20年,《菊花夜行軍》發行15週年。5月20日,生祥樂隊將要登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演出這張專輯。〈風神125〉中林媽媽的口白提到都市人開BMW,農家子弟駛鐵牛車,「罔拖罔拖定著會有/高進介日吶」(湊合湊合一定會有/高進的日子)。林生祥眉飛色舞地說,到時候會弄到一台鐵牛車,駛上舞台。

從前養豬時,林媽媽日復一日地親自開著手排卡車往返屏東運送豬飼料,養活一家人。林媽媽如今七十幾歲,身體仍然勇健,晴天騎機車,雨天開卡車,馳騁在美濃鄉間。(攝影/林佑恩)
從前養豬時,林媽媽日復一日地親自開著手排卡車往返屏東運送豬飼料,養活一家人。林媽媽如今七十幾歲,身體仍然勇健,晴天騎機車,雨天開卡車,馳騁在美濃鄉間。(攝影/林佑恩)

同樣的舞台,在1994年,林生祥曾是台下的樂迷,在人群中搶奪著樂手從台上丟下的pick(吉他的撥片)。那時林生祥還是淡江大學的學生,得過校園歌唱比賽冠軍,和同學組成「觀子音樂坑」樂團。台上令他瘋狂的是英國搖滾歌手Sting,「當時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在這裡辦演唱會。」

1994年的一張門票是2,000元,林生祥省吃儉用好久才存下來。從美濃北上讀書,讓他見識了都會學生的日常用度,吉他社學姊有騎馬的嗜好,馬場採會員制,「聽到那費用,我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來了。」

採訪到一半,請林生祥到家門前的稻田間彈奏月琴,讓我們拍照。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條汗巾,南方日頭熾熱,豆大的汗珠不停滴落。他沒有抱怨,只是淡淡說起,以前這塊田種的是檸檬。隔天他來回開4個小時的車,去恆春的國小教唱客家民謠,演講時他說:「小學的暑假我每天都在檸檬園度過,一家六口全出動,永遠都有採不完的檸檬,我怕死了。」果園的童工自然沒錢學樂器,林生祥到了高中才自學吉他,他能看懂吉他的六線譜,女兒正在學鋼琴,而他至今看不懂那五線譜。

他告訴恆春的孩子:「這裡的雲和風流動得好快,老天爺給恆春特有的風土,你們不要去羨慕都市小孩。」

1994年,也是美濃反對興建水庫運動正熾熱時,那年,林生祥和大他7歲的同鄉鍾永豐,第一次見面,卻沒有激出任何火花。鍾永豐在〈歌手林生祥〉的散文裡寫,林生祥交給他一捲音樂創作的錄音帶,鍾永豐聽完之後覺得「不怎麼樣。」

1998年4月,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美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興建。反水庫運動來到存亡危及之際,鍾永豐想到林生祥,文章裡寫:「我抽空去淡水看他,向他分析目前的危急情勢。生祥也跟著緊張,焦慮地問我可以做些什麼,但他除了唱歌又什麼都不會。我跟他說:生祥,運動的事我們自會處理,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

6月,鍾永豐將美濃鄉親北上立法院抗爭的情境,寫了第一首詞〈夜行巴士〉傳給林生祥,此後林生祥作曲、演唱,鍾永豐作詞的合作模式,不但造出文化原子彈,也斬獲多座金曲獎。

9月,林生祥決定回鄉,他關掉淡水的銀行帳戶,只剩57元,提領不出來。鍾永豐寫:「自1990年秀梅(按:指鍾永豐的妹妹鍾秀梅)回到美濃,組織田野調查隊以來,陸續返鄉的夥伴們,幾乎都在夏後離開都市。秋返,令我敏感。生祥在夏後回鄉,又是首位音樂人。預感會有新的連動,我特別記下他回來的日子。」

客家人尊稱土地公為「伯公」,對「伯公」的信仰成了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林生祥每次經過便會停下腳步,和「伯公」說些話。(攝影/林佑恩)
客家人尊稱土地公為「伯公」,對「伯公」的信仰成了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林生祥每次經過便會停下腳步,和「伯公」說些話。(攝影/林佑恩)

音樂回到土地,介入現實,在鍾永豐家廢棄不用的菸樓,交工樂隊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都在這裡錄製。

林生祥說:「回來就是反水庫最忙的時候,我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要做運動音樂之前,首先要讓音樂運動起來。會反過來思考形式是什麼,醞釀了一段時間才把嗩吶搖滾化,而這個實驗方式,我居然是在夢裡先夢到。」

重回錄音室,先經過鍾永豐家的三合院祖屋,接著是大樹下的土地伯公壇,林生祥經過時拜了拜,再過去就是昔日的錄音室,經過南部幾次大地震後搖搖欲墜的舊菸樓,門前有淙淙溪水流過。

菸樓中,錄音的地方在以前燻菸葉的塔樓裡,能利用空間是上下,而非左右,生祥探頭進去張望,說以前鼓要用童軍繩吊在半空中打,看到用泡棉胡亂做成的低音陷阱,他忍不住自嘲:「這根本不是音樂工業,是手工業」;「我們沒有錢去租錄音室,想說菸樓附近比較安靜,結果把蟲鳴鳥叫也錄進去,算是意外的效果。」錄不進去的還有氣味,旁邊就是豬舍,濃濃的豬屎味,對於家裡養豬的林生祥,並不陌生。

1998年鍾永豐是反水庫運動的要角,美濃愛鄉促進會總幹事,熟悉鄉里民情、地方掌故。他像老師,也像父親,將林生祥帶在身邊潛移默化,沃養小老弟在音樂美學和社會運動上的土壤。

林生祥說:「剛回鄉的時候,每天跟著永豐當他不支薪的助理,跟著他見各種世面。我真的不吝於跟大家講,永豐是我的貴人。」如父如兄的鍾永豐給出的養分,林生祥也並非全盤吸收,「我和永豐吵最多的是他用第一人稱寫的詞,那是他的感受,當那個第一人稱要跨到我身上來,我就會反駁他,應該是你一半我一半,如果你沒有照顧到我的感受,我就不能將歌曲詮釋得好。最後還是我要上台演出,我要去面對群眾。」

「我們吵架吵太多了,我之前有跟永豐撂過狠話。我對於父權這個東西很敏感,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家族這麼多人,沒有任何人敢反抗長輩,反抗長輩就是不孝。後來我好痛恨這些事情,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吵架不會吵到想要拆夥嗎?林生祥說:「因為永豐有在政治圈打滾過,不像一些藝術家會吵到徹底翻臉,他不會當面吵到和你完全決裂,他不會這樣做。」

「我和永豐一路過來,早期像父子,後來像夫妻,《我庄》之後,關係變得比較平衡,現在像伴侶關係。永豐後來再婚,現在的太太影響他很多,讓我和永豐的關係也得到改善。」……連結至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