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從柏林新機場到疫情大逆襲

文/廖天琪(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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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新冠肆虐,各地機場賓館門可羅雀時節,千呼萬喚的柏林布蘭登堡機場却終於不合時宜地落成了,這些天還在驗收試驗階段,10月最後一天才將正式開始營運。
本來是喜事一樁,但是不得不說,這是德國建築業上的一個難產醜聞。兩德1990年統一後,首都定在柏林,為了接應日益增加的航運業,原來的幾個機場都已經不堪重荷,因此數年之後就開始規劃,欲建一個吞吐量夠大的現代化機場。預計於2006年動工,5年完成,於2011年啟用。誰知一拖再拖,工程造價也一再追加,其中緣由甚多,除了設計不合格,行政管理出紕漏,官僚主義,甚至腐敗的暗箱作業,也都逐漸曝光。柏林市長換了幾任,造價也從開始的19億歐元翻了幾翻,到如今算是將近80億才打住。

難兄難弟的機場和愛樂廳

這個機場以從前的柏林市長、後來的德國總理威利布蘭特命名,正式名稱叫「柏林布蘭登堡威利布蘭特機場」(Flughafen Berlin Brandenburg Willy Brandt),國際航空的代碼是BER。布蘭登堡是德國東北部的一個州,從地理位置來看,柏林剛好位在它的中心,所以柏林和它就形成了「柏林/布蘭登堡大都會區」。新機場在遜內菲爾德區(Schönefeld),這裡本就有東德原來的機場,所以交通網是現成的,直接有非常便利的電車、火車,大巴士連結到柏林市中心。


剛剛落成的柏林布蘭登堡新機場。圖/Günter Wicker,作者提供

從這個機場建造過程的尷尬醜聞,可以管窺當今德國社會的各種弊端。建築業的另一個「難產」項目是漢堡的「易北愛樂廳」(Elbphiharmonie),它和柏林機場可謂是難兄難弟,其「誕生」前的「陣痛」同樣地令德國人感到痛心甚至憤怒。構想好、設計美的易北河畔的愛樂廳於2007年開工,打算2010年完成,結果往後拖延了6年,直到2016年末才完成,而且造價從原來的7700百萬,躍升了11倍多,高達8億6千6百萬。當然落成的大工程的確美輪美奐,每年吸引了上百萬的聽眾和數倍的參觀者。

柏林新機場建造了14年才完工,造價翻了4倍。圖/haz.de,作者提供


德國建築業堪比落後的第三世界

世人對德國人做事的效率和精準都十分佩服,但是在建築業上,筆者實在不敢恭維。別說像機場、大樓這樣的大建築,就是在我居家的科隆市,整個城市有數百個挖開的路面,修修補補的小工程,只要是一動工,不論多小的項目,哪怕是埋個網絡電纜,或下水管道的更新,一開工就收不了攤,拖上個把月甚至幾年都是常事。就拿科隆城南增修的地鐵工程來說,十多公里的工程,從開工到結束超過了十幾年,路旁的商店都因工地的防礙,一家接一家倒閉,待到全部工程於十數年之後竣工,一切都很美觀方便,却凸现了一個缺陷,就是沒什麼市民搭乘它,這根本是一個多餘的、浪費的「無用工」路段,顯然是工程計畫的預測評估不周密。


作者家門前中世紀的古老城樓,已經有700年歷史。圖/作者提供
我家門前的舊城樓,美麗古老,是每年嘉年華會的龍頭出發點。兩年前開始要改建地下安全通道,春去秋來,白髮徒增,至今還是深坑一個,偶爾有一個升降的起重機在那兒打轉,平日幾乎看不到工人在幹活,不知何年何月能完工。整條路都重新改道,擾民真是「到家」了。而這種情況遍及整個德國。每每看到中國在短期內建造的華麗大樓、跨海橋樑、飛天公路,都驚詫不已,怎麼工業技術先進的德國,在建築業上竟呈現一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態勢?實則是,德國法律對於任何動工動土的工程,有條條框框的限制,繁文縟節,不堪其煩。平常自己家要改造或增建一個陽台,只要房屋外觀有所改變,都得向當地的工程局申請,批文一般都得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很是惱人。

城樓底部要加修一個地下通道,建築工程一拖就是兩年,何時完工還遙遙無期。圖/作者提供
社會風氣受到數據化的衝擊

年紀大的人都愛抱怨時代變了,懷舊的情緒濃厚。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來到德國,那時學生運動餘波盪漾,青年一代挑戰歷史詮釋、顛覆社會既有的成規和秩序,但是社會大眾依然比較傳統守舊,一般人衣著整潔,言談有度,沒有人在公共場合上吃喝、化妝或高聲談笑。而今在電車、火車或者街道上,有時可以看到年輕人手拿著啤酒瓶,邊喝邊玩手機;女孩子們放縱嬉鬧、打電話,將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間當成自家的化妝室或客廳。行人道邊總有無業遊民或吉卜賽人坐在那裡向路人伸手。尤其是數據化時代的來臨,很多人對其他人或周遭環境都視若無睹,只專注地活在自己手機裡的世界,走路時常會被旁邊人高聲的話語或笑聲嚇一跳,待要反應,才發覺自己並非對象。以前人們隨時都在閱讀書報,現在低頭族隨處都是,連過紅綠燈斑馬線時,眼睛不是盯著手中寶貝,就是拿著它在講電話,教養全無,還危害公共安全。

疫情氾濫顯出東西方民族性的差異

進入秋季,新冠病毒第二波反撲,來勢兇猛,歐美依然是重災區,美國那無賴無能的川普總統只會說,現在檢測數量增多,因此確診人數也多,美國每日感染人數將近9萬,總統都能無恥地無作為,只一心想繼續霸著權力,不過他的日子也到頭了,美國人民會用選票將他趕下台的。歐洲許多國家再度進入緊急狀態,閉市封城的措施,似乎又要實施了,然而這又會讓經濟滑坡加速,民生凋敝,失業飆增,真是情勢堪憂。德國的局面雖然不樂觀,據說抗疫疫苗明春就能問世,從醫療系統和經濟層面上看,似乎還能安然應對這次危機。但歐盟一體,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周邊國家如今紛紛告急,9月間歐盟輪值主席德國梅克爾夫人領銜主持的聯席會議中,提出了救援計劃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設計的,現今的危機並未計算在內。冬季以後的情況將如何,誰都說不準。

以前常聽說中國人的民族性不團結,是一盤散沙。現在看來,時代變了,人也改變了。武漢病毒爆發,中共政權鐵腕手段,雷厲風行,將1100萬武漢人禁閉家中,於短短兩個月之內,就控制住疫情,並在全國進行嚴厲管控,病毒就如「異議份子」一般,硬是被老共壓制下去。中國老百姓倒也服服貼貼,沒有人反抗政府的強制手段和措施,極力配合。習近平政府打出大外宣,宣揚中國抗疫的傲人戰功,對自己作為病毒原發國,給世界帶來的巨大禍害,沒有一點歉意和表示補贖的態度。不論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服貼是真的團結表現,還是為了保命的妥協,都還是能看出,專制獨裁採用的洗腦宣傳和強制手段,能讓人民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的命運跟統治者(中共)的命運綑綁在一起,甚至在某些認知上模糊了界線,失去了個人的意志。

民主社會包容,極端份子和小眾唯恐天下不亂

反觀西方民主國家,傳統以來的個人主義遠比東方文化中佔有更高的比重,加之法律上明確保護個人的公民權利,限制國家的公權力,一般人很清楚,個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不是國家、更不是政府能越權控制或侵犯的。當疫情氾濫,各國政府開始下禁足令時,人民反抗之聲時有所聞。各國都有大規模的抗議「抗疫」示威遊行。據調查,雖然80%的德國人同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但是少數的小眾很會鬧事,他們唯恐天下不亂,以常理跟他們無法溝通。德國的這些「抗疫份子」竟然不知羞恥,自稱是「橫向思維者」(Querdenker),在全國都有組織,時不時跳出來跟警察對峙,痛責政府。在當下疫情反撲,朝野上下傷透腦筋地在佈局應對之時,10月25日的週末,柏林還是有數千人在不同的地點群聚,反對政府的各種限令。這些人的逆向行為,對東方社會的人來說,很難理解。也許新冠疫病不夠厲害,很多人覺得這不過是類似感冒的小事一樁,政府何必用大砲打蚊子,鬧得社會雞犬不寧。如果新冠如中世紀的鼠疫或黑死病那麼厲害,想來就不會有人反對防疫措施了。總之,西方民主社會普遍尊重個人的意志和權利,即便在生死關頭,政府也不能越權越界,運用強制的禁令手段。當然,目下如果有人在封閉式的公共場合或人群密集的室外不戴口罩,是會被罰款的。但是在有成百上千人的街頭抗議行動中,這些參加者故意不戴口罩,不保持一米五或兩米距離,警察管不過來,有時發生肢體衝突。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許多極端的極左或極右組織混進人群,打出自己組織的旗幟,利用空隙,製造暴力行為,而警察百般忍耐,只採取防禦策略,儘量不讓暴力的場景出現在公共視野。

民主社會普遍尊重個人的意志和權利,即便在生死關頭,政府也不能越權越界,運用強制的禁令手段。10月25日的週末,柏林還是有數千人在不同的地點群聚,反對政府的各種限令。示意圖/擷自DW網路影片
新冠病疫橫掃全球,亞洲國家處理應對得比歐美國家好,究其原因,似乎亞洲人的行為模式跟西方人有別。在東方文化裡,人們交往時的肢體接觸少很多,握手、擁抱或親吻都十分有限,而且一般人更耐得住寂寞,自我隔離和減少社交活動,對很多人來說並不是太困難。在西方人的習慣裡,這些禁忌都是很難忍受的。這也並不限於年輕人,人們慣於群聚,往往病毒就在私人的慶生聚會、宴請、婚禮等場合擴散開來。雖則當局一再警告,但是違規的例子不斷出現。由於長期的孤立隔絕,許多人在精神上都承受不了,心理醫生一再警告,病毒所造成的心理傷害不可小覷,而心理又波及到生理,衍生出許多平日不會出現的病例。這種現象在亞洲似乎並不頻繁,也許亞洲家庭成員之間關係比較緊密,甚至兩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屋簷下,孤獨的老年人比西方少得多。

漫長而嚴寒的冬天即將來到,為喜愛低溫的病毒創造了良好的繁衍條件,疫苗問世之前的幾個月將如何渡過,各國政府還有什麼保護(限制)民眾的措施出台,一切都是未知數。本來以為進入新的二十一世紀,我們這代人已經跟戰爭、瘟疫這兩個催命符無緣了,誰知它們就近在眼前。
滄海桑田,世事難料,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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