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面對敘利亞與烏克蘭難民兩樣情，「雙重標準」的原因何在？

文：廖倍妤

俄羅斯於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引發大批難民潮，生命受到威脅的烏克蘭人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離境並前往其他國家。根據聯合國統計，截至3月21日為止，不到一個月已有超過355萬人逃離烏克蘭到其他國家尋求庇護，他們的目的地多為波蘭、羅馬尼亞、摩爾多瓦、匈牙利、斯洛伐克等鄰近國家。

在此之前，全球最大規模的難民潮是2011年以來，敘利亞政府與國內反對派間的持續交戰所造成的大規模人民流離失所，目前已有500多萬人逃離。

雖然大部分敘利亞難民都待在鄰國土耳其、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和埃及，但也有不少人選擇到德法、瑞典、奧地利、希臘、荷蘭、等歐洲，和美國、加拿大等其他已開發國家尋求庇護，足跡遍布全球130多國，不過大量且持續的難民潮也引發部分歐洲國家的反彈，出現排斥外來移民的聲浪。

在同樣的時間區段內，俄烏戰爭引發的難民潮規模遠大於敘利亞內戰的難民人數規模，俄軍的入侵讓烏克蘭在一週內出現120萬的離境人潮，兩週內已逼近250萬，而這個規模甚至超過敘利亞內戰至2013年時所造成的230多萬難民人數。

此次歐盟針對烏克蘭危機迅速建立的人道救援措施受到國際讚揚，但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歐洲國家先前在處理敘利亞難民危機上，被動的態度曾被譏為是在互踢皮球，因而這次歐盟在短時間內對烏克蘭難民敞開大門，其動機值得探討。

因應烏克蘭大批逃難潮，歐盟首次啟動「臨時保護指示」（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讓烏克蘭人在歐盟境內獲得三年的生存、就學及工作保障，許多會員國如波蘭、匈牙利、希臘和丹麥，在此次危機中也迅速動員，許多家庭自願收留來自烏克蘭的難民，提供他們食宿和安全的庇護，當地學校也很快地讓流離失所的孩童入學，儘快讓這些被迫與父母分離的孩子感受到關懷。

但這些歐洲國家在敘利亞議題中的態度卻是偏向保守，或出現較多排斥外來民族的爭議，例如丹麥政府為限制更多難民前來尋求庇護，於2016年通過《珠寶法案》（jewellery bill），強制沒收難民的貴重物品，並用以解決難民的相關支出，被視為是排拒難民的不人道作為，而丹麥政府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後，則表達積極收留烏克蘭難民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歐洲國家在兩次面臨人道危機時的態度出現落差，歐洲內部也出現不少關於歐盟雙重標準的討論：難民或移民的身份是否影響其受到的待遇？接納難民的標準為何？以及為何歐洲各國對烏克蘭難民相對包容等議題，都成為這次各方討論的焦點。

首先從聯合國難民署的定義來看，難民和移民的主要差異，在於人們於母國的生命安全，是否受到威脅並需要越境到其他國家尋求庇護，且難民受到國際法保障，庇護國不得要求他們返回仍具生存威脅的母國；而移民並非受到迫害或人身安全威脅，主要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遷移。

不過，聯合國亦指出近年前往希臘、義大利等歐洲國家的難民潮中，也確實存在移民的行為，但仍屬少數，「絕大多數」都是受到國內戰亂而逃離的難民。而俄烏衝突中為逃離俄羅斯武裝攻擊的烏克蘭人，確實符合難民的定義，因此為何同樣是難民，歐盟國家對待他們的態度卻有所不同？

在敘利亞內戰初期，歐洲國家對難民啟動庇護政策來安置這些因戰爭流離失所的人群，但長期下來，對國內不論在資源分配或社會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也逐漸累積不少反對的聲浪，許多歐洲國家出現反對外來「移民」的討論和新政策。

也就是說，有部分歐洲人不再視這些離鄉背井的人們為需要協助的難民，而是一群與他們爭奪國內資源及社會福利的外國人，認為當地居民的權利受到外來族群的排擠。雖然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其來有自，但也忽視了這群流離失所的人，他們的家園仍遭受戰火摧殘，以聯合國的定義來看仍然是「有家歸不得」的一群。

回到俄烏衝突，烏克蘭人為難民抑或移民的身份再次成為討論焦點。

對此，支持廣為接納烏克蘭國民的人認為，這個群體確實符合難民的定義：他們正遭受來自俄羅斯的生存威脅，理應擁有受庇護的權利，因此積極接納的作法符合人道救援精神；但以此論點反檢視敘利亞、甚至阿富汗等危機所造成的逃難潮，大規模的人口移動確實對庇護國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他們的遷移來自國內巨大的推力，而事實上也沒有人會願意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到完全陌生、缺乏基礎的地方重新開始，還不論途中可能遭遇的各種死亡風險。

若烏克蘭人面臨的境地如此，那麼其他逃離母國的人們亦然，既然敘利亞人確實屬於難民身份，但卻不見歐洲國家在烏克蘭危機中的積極接納，甚至在庇護國國內出現排拒的情緒，顯然具備「難民」身份與否，並無法充分解釋歐盟出現雙重標準的原因，而是當地居民認為其本身的利益受到影響，抑或是政府無法繼續負擔更多的外來人口所產生的成本（國家利益受損）。

其次從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可分為種族文化、經濟發展程度及戰略資源三方面觀察。

歐洲鄰國互相接納的行為，首先讓人直覺聯想到種族及文化的親近性，或是所謂的白人基督徒情節，亦即雙方在文化、信仰、語言等的隔閡較低，或是因地緣近鄰而較為熟悉，對彼此提供協助的意願就比較高。

不過觀察其他的白人社會，長久以來各國對外來的白人移民仍存在歧視問題，即便現今的美國，社會對於義大利裔、波蘭裔、愛爾蘭裔等群體的歧視或偏見仍未完全消除，因而也許相似的樣貌和外顯行為能降低疏離感，但仍無法完全排除種族（或民族）是影響人類行為的重要變數之一。

從經濟獨立性及戰略資源的角度，也許能較為客觀討論何以歐洲人張開雙臂歡迎烏克蘭人的作法。

對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或希臘等國而言，與敘利亞相較，烏克蘭的經濟發展程度與其較為接近，或許如此，歐洲國家認為在協助烏克蘭難民的生計或未來的重建工作時，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相對低，種族文化的親近性加上經濟自主性的第二層因素，即便要在他國重建新生，可預見烏克蘭難民具備較高的社會適應性和融入能力。

再來是戰略資源方面，除了烏克蘭全民皆兵的軍備體制，在俄烏開戰前後，美國及歐洲已先後支援烏克蘭軍事武器，尤其歐洲諸國大規模動員，購買並向烏克蘭輸送軍事援助，這些武器也確實增加了烏克蘭的自衛能力，在與俄軍交戰時發揮一定的打擊作用，戰爭的終結似乎並非無法預期。

因此針對歐盟對待敘利亞與烏克蘭難民間的態度落差，並非是某個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在種族文化的親近感上，考量了對方的需求以及自身所能付出的資源、以及外部援助的投入程度，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廣為接納烏克蘭難民的決定，也許並非所謂的差別待遇或雙重標準，而是民眾及政府均秉持人道精神，在不損及自身利益的基準上提供最大限度協助的結果。

但要徹底解決難民問題並防止災難一再重演，最關鍵的仍是雙方在衝突發生前就透過外交、協商等和平途徑取得共識，才能真正避免無辜的人民成為國家間利益衝突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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