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的政治哲學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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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esta imagen proporcionada por la agencia de noticias Xinhua, trabajadores desinfectan tiendas cerradas tras el brote de coronavirus en el distrito de Jiang'an, en Wuhan, provincia china de Hubei, el lunes 10 de febrero de 2020. (Cheng Min/Xinhua via AP)
圖片來源:AP

⊙陳嘉銘

我們面對武漢肺炎該採取的基本道德原則是什麼?遇到道德難題時,我們該怎麼取捨?

我先提出看起來很明顯的三個道德原則,看是否符合我們的需要:

道德原則1:自保原則。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生命保存的權利和義務。

道德原則2:不傷害原則。我有義務致力於不造成他人傷害。

道德原則3:協助他人原則。如果我可以充分確保我生命的保障,我應該盡可能去幫助這世界上(或者我關懷的社群)每個人的生命保存。

從道德原則1來看,每個人都有義務進行健康的自我管理。這包括了,勤洗手、避免高密度聚會和往來、避免出入醫院、公共交通和密閉娛樂場所。即使有必要出入,也必須要正確戴口罩等等。

但是,每個人也都想囤積口罩。這似乎難以被責備。可是如果囤積非常大量,我該被責備嗎?我囤積的限度在哪裡?我不是該囤積愈多愈好嗎?畢竟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發展。專家說,現在沒有社區感染,所以沒有症狀的人不需要戴口罩。可是明後天如果發生了社區感染,我還來得及搶口罩嗎?

讓我們假設資源很緊張,集體隔離無法做到單獨隔離,因此集體隔離的人感染機會更高。如果我是被集體隔離的人,例如如果我是關在武漢封城裡的人,我可以逃離嗎?畢竟我有自保的義務和權利?如果我是被封在武漢的人,而且我發燒了,難道我就不能逃離嗎?畢竟其他大城市的醫療資源還很優渥,我生存的機會比較高。畢竟我有自保的義務和權利?

再者,我們有權利基於自保的必要性,把有感染嫌疑的人都集體隔離起來嗎?隔離對象的範圍要擴大到什麼程度,我才能確保自保是充分的?

這裡,或許我們會認為道德原則2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些難題:我不應該造成他人傷害。

基於道德原則2,我再一次有自我健康管理的義務,不讓自己成為感染源。而且如果我從疫區回來,我有自我隔離的義務,不去感染其他人。

而大量囤積口罩,等於減少他人取得口罩的機會和數量,相當於某種程度上造成他人的傷害。所以或許我們囤積口罩該因為第2個原則而有限度。但是我囤積的限度在哪裡?我如何得知,在什麼囤積點上停止,我不但保護了自己,也留給其他人充分和一樣好的防護資源?

基於道德原則2,如果我是封城裡、被集體隔離的人,我也不應該逃出來,因為我可能在潛伏期,可能會傳染給別人。我逃出來也可能造成模仿效應,大家都想逃出來,如果大家都逃出來,危害更大。但是至少我逃出來生存機會變大了?

這裡有三個難題。

第一、自保和不傷害他人,這兩個原則如果相衝突,哪個原則優先呢?

追求自保如果是我們的首要的道德權利和義務,即使我們有可能傷害他人,難道我們不該追求自保的最大化嗎?人們似乎無法抵擋懼怕死亡的恐懼,似乎必然會為了這種恐懼,而不管他人受到傷害。

如果「自保原則」的道德優先性遠高而「不傷害原則」,那「強者法則」就會開始出現。身強體壯的人開始可能打劫體弱的人囤積的口罩。他們幾個人可能集結起來,打劫運送肺炎相關醫療資源(口罩)的運輸車。比較聰明、比較富裕、比較有權力、比較有關係的人等等,就會開始各顯其能囤積更多口罩和相關醫療資源。弱者也會集結起來,以集體強者的力量,對抗個人。在「強者法則」運作下,各種強者的生存機率比弱者高出許多。

第二、即使我想要遵守道德原則2,「不傷害他人」,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我不知道不傷害他人的尺度在哪裡。

口罩要囤積多少才算傷害他人?誰需要被集體隔離?所有去過中國的人?來自武漢的人?我不能逃離封城嗎?畢竟我傳染他人的機會即使存在,其他地方的醫療資源也比較充分,不會造成太大傷害?

第三、道德原則3看起來更難遵行。我怎麼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充分獲得保障?誰知道明天會怎麼發展?基於對死亡的恐懼,我們對自保機率的追求,只有不斷更大化,沒有所謂的充分這回事。

這三個難題都牽涉到知識的不確定性。我們不知道該做到多少,自保才算足夠。我們不知道該遵循什麼尺度,才不算傷害他人。我不知道我對他人的威脅可能有多大。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兼顧這些道德原則。

知識的不確定性似乎都來自對死亡的恐懼。在死亡的恐懼面前,我們無法有共同的尺度。

基於這三個難題,或許有人會說,顯然我們需要考慮集體合作。也許集體合作就可以同時兼顧這三個道德原則。好吧,那國家進來吧。讓國家建立尺度,建立知識的確定性。讓國家說有光。這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贊成國家需要掌控和管制情勢。而且都會贊成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動員所有資源,包括每個人的移動、勞力和財產。國家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集體生命保存的最大化。

國家在這裡有三個優勢。

第一、國家有公共定義的權威。國家出面統一定義了什麼是充分的自我保存(需不需要戴口罩、囤積口罩的限度),定義什麼是對他人的不當傷害,定義了我們該隔離誰、不該隔離誰。即使國家背後沒有科學社群背書,國家具有公共定義的權威,對情況有很大幫助。因為它穩定了知識的確定性。每個人似乎有了尺度,不會永無止盡地需要和想要累積更多醫療資源。

第二、國家有懲罰機制。如果我遵守「自我保存」和「不傷害他人」的公共規則,其他人都不遵守,我最倒楣。國家的懲罰機制因為嚇阻了違規的人,也因此幫助我能夠遵守規則。但是嚇阻效果有其限制,在死亡的恐懼下,很多人還是會違規去追求自保機率的最大化。

第三、國家有科學社群的支持。公衛和醫療專家在國家的支持下,統一、及時、透明地對全國公布所有武漢肺炎的相關資訊,提供全民該怎麼做的建議。他們不僅要說,他們知道什麼,也要說他們不知道什麼、以及他們在未來何時能夠知道什麼。好的、壞的都要說。這些公共權威必須擁有公共信任,因為人們是否會聽他們的專業建議,全部依賴於他們是否能贏取信任。

在以上國家管制的狀況下,我們似乎就該接受國家頒布的公共定義、守法、聽從國家的指揮。果真如此嗎?

首先,我們願意讓國家調度所有資源,包括我的移動、勞力和財產,因為我們相信這能夠幫助集體生命保存的最大化。

可是國家一旦有這麼大的權力,我們如何確保國家把每一個國民的生命價值視為平等呢?我們如何確保國家不會濫權、隱藏資訊,只想保護特權階級的利益呢?

再者,民主國家一定會表現得比威權國家好嗎?威權政府的正當性高度依賴經濟成長的表現和人民的安全,所以它對情勢的敏感性一定比民主政府差嗎?民主國家因為講究平等,有細瑣的考試和選用規則,因此政府容易平庸化,人才很難在官僚和政府體系中出頭。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政府的公共信任感一定比較強嗎?有些民主國家是,有些民主國家似乎不然。民主國家的資訊,因為言論自由,一定比較透明嗎?可是民主國家的誤導資訊和偽訊息似乎也很多。

最後,即使生存在一個對政府和科學社群有相當公共信任感的國家,我們真的能完全信任政府和科學社群嗎?

過度仰賴專業、經驗和官僚體系,可能會導致錯誤的訊息判斷,乃致導致錯誤的組織決策。如果自保是首要的道德義務和權利,我們是否還是要有準備政府是可能犯錯?我們要準備違法呢?

自保作為個人首要的道德義務和權利,在十七世紀是現代政治思想的哥白尼大革命。它作為頑強的個人主義,推倒了無數傳統的忠君愛國、君父體制和為國為民的意識形態。我們有準備好要擁抱這樣的自由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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