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現場／新新聞直擊六四》歷史浩劫目擊證言之三：我發覺我摸到的是他的骨頭

六月五日，香港政府派了一架飛機接回在北京採訪的八十多位中外記者，下飛機時，他們有如「歷劫」歸來般，和親友相擁而泣，提起北京六月四日那一幕情景更是心有餘悸。有些記者仍然有子女留在北京，有些記者則正在設法透過管道再進入大陸，有的則是再也不願提起這段「慘事」；但無庸置疑的是，他們是「六四事件」的目擊者，為此本刊特地採訪了六位「目擊者」，透過他們的敍述，讓讀者更清楚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煽動情緒居心叵測

在採訪這些香港記者時，他們都無法想像為什麼要採取這麼血腥的手段，而且每次學生情緒稍為緩和時，就有人想煽起學生的情緒，李少媚說，「五月十九日李鵬一開口，不是又惹來學生的不滿嗎？」謝志峰也分析說，「軍隊故意把槍枝和彈匣放在老百姓看得到的地方，而且伸手就可以拿到，這不是在引誘老百姓嗎？」但是誰這麼做？為什麼要這樣子？沒有人知道原因。

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中說：「實彈打出來的都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話，不醉於墨寫的挽救，威力也壓不住它，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這幾天北京連續下了幾場雨，雨水沖洗掉地上的血漬，卻沖不掉屠殺血債的記憶。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美國攝影師魏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資料照，美聯社）

●謝志峰（香港亞洲新聞電視台記者）：

從三月底中共人大會開會時到六月四日為止，我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北京，採訪人大會、學運、戈巴契夫訪問大陸等新聞事件；在五月底時，雖然研判政府一定鎮壓，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打一次，但是，我認為應該會使用棍棒或催淚瓦斯，而不是真槍實彈的「大屠殺」；學生更樂觀的認為，只要他們不反抗，最多一個個被押走或趕走。可是，誰都想像不到他們竟然用這種狠手段。

軍隊進城步步懸疑

六月三日凌晨，我本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後來聽說有軍隊進城了，我開始四處去找尋，直到清晨六、七點左右，我看見有許多穿白上衣、草綠褲的便衣軍人，他們都理個小平頭，看上去相當年輕，有點像是剛入伍的新生，另外，還看到一輛滿載武器的指揮車，車的有許多用綠布袋製成一袋袋的物品，也有幾枝槍並沒有包起來，只要打開車窗就可以把槍拿走，但是圍觀的群眾都很理智，只是把槍枝架立在指揮車頂上。

下午一點多，人民大會堂西門廣場出現了五千多名穿軍服的軍人，但沒有配帶槍枝，另外有通訊兵隨行；沒多久，原本裝有一袋袋物品和槍枝的指揮車附近有人施放催淚彈，等群眾再度靠攏時，車内的東西已經不在了。

解放軍要出發前，一位軍官對著部隊訓話。（資料照，美聯社）

六月三日深夜、四日凌晨，我聽說有軍隊要入城，沒多久我和在場的一些記者，看見了大約一、二連人數的軍隊進城，他們邊走邊開槍，遠遠看去槍上似乎微微向上，一個小時後，又有兩千多名士兵進城，這次和上一次軍隊入城的情形不太相同，他們並沒有開槍，群眾和軍隊的距離只有幾步路，群眾並且鼓掌、高喊「打倒李鵬」。而後又有二百多位軍人進城，這一次他們顯得神情緊張，採取高度戒備的反應，沿途還邊走邊開槍。

鎮壓行動計畫已久

三點多，學生透過廣播要求談判，並且希望人民解放軍不要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要天安門前絕食抗議的歌者侯德健也提出同樣的要求；沒多久，我看見一輛黑色軍車由人民大會堂向廣場方向前進，當時我以為開始談判了，但留在北京飯店的同事告訴我，裝甲車已經出現在長安大街上了。此時，我了解了這次鎮壓不單單是為了對付學生。

發生鎮壓行動的當時，我和亞州電視台另外八位記者、台灣華視三位記者，以及一名荷蘭籍記者等十多個人，是站在一所廁所的上方，雖然比較高能多看一些範圍，但我們的目標也相當明顯，因此，我們離開那裡，往南進入胡同内，躲在一個朋友的家中。等天亮我再出來時，部隊已經排成六列，把中國商銀往廣場的路全部封鎖。

1989年6月3日，北京市民與軍警發生推擠衝突。（資料照，美聯社）

這一次，顯然是有人故意挑起學生和老百姓的情緒，這根本不是動亂，而是有人挑釁，汽水瓶怎麼敵得過槍枝呢？此時，我腦裡浮現了《一九八四》小說中的一些情節，中共是有能力這麼做的。

●李少媚（香港亞洲新聞電視台記者）：

我是從深圳、廣州採訪學生運動後，又到上海採訪，然後才到北京的；在深圳、廣州和上海的學生認為，他們天天上街遊行一定會造成許多不便，因此只要達到喚起民眾對民主的認識就可以了，所以在一、兩次大規模活動後，學生也就靜下來了。而北京的學生呢？依我的觀察，學生也清楚離開天安門廣場是必然的，問題在於要選擇哪個時候而已。

大家以為不會開槍

六月三日以前，政府也曾多次傳出軍隊進入天安門的消息，但也有軍隊常常被阻擋在外面，可見此時政府並沒有具體的意見，對於如何鎮壓學生的主張也不一致，要不然是訓練過的軍隊，老百姓如何能阻擋他們，如果老百姓這麼容易就把軍隊擋住，這些人也稱不上是軍人了，可見上級並沒有明確的指示。

我想當時在天安門附近採訪的記者都認為，軍隊進城一定會流血，但絕對不會開槍，誰知道軍隊不但開槍了，而且還是用真槍實彈對付學生。

三日，天安門廣場前還是有好幾萬個群眾，他們很多人是為了要來看侯德健的。一直到晚上，人潮始終沒有減退；十一點多，我和另外一位女同事留在北京飯店，九位男同事一道出去採訪，當時我曾經認為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也希望一同出去採訪，但事情並不是想像中那樣簡單。男同事出去採訪以後，我向其他各地打聽消息，知道各處都有軍隊部署；沒多久，我從北京飯店十二樓的房間向下看，正好看見一輛坦克在長安大街上由西向東快速前進，當時長安大街上仍然人來人往，但坦克車並沒有減速的打算，好在群眾也都及時的閃開，待坦克車一過，就有不少騎單車的人在後追趕。

此時，天安門也傳來陣陣的槍聲，有時只有一、兩聲，有時卻連續長達一、兩分鐘，這些槍聲一直到天亮都沒有間斷過。

天安門廣場前停放了許多二十七軍的戰車。（資料照，美聯社）

槍聲不斷血跡斑斑

但是，群眾還是沒有減少，也有不少人被送去醫院，一個晚上，長安大街上就不斷有受傷的人被送去急救。

四日凌晨四點多，天安門前全部陷入黑暗中，半小時之後，軍隊透過廣播說，五點開始要清場，要求在廣場前的人趕快離開，但學生和群眾並不為所動。

五點多，我聽到一聲巨響，由遠而近愈來愈清楚，我以為是飛機的聲音，因為之前曾經有直升機來過，結果由飯店房間向下看，六輛坦克車正快速前進，後面跟隨著三十多輛運兵車，沿途並且不斷開槍。

清晨，天安門前的廣場西邊已經被軍隊「佔領」了，而東邊還是有不少群眾，他們有時候向軍隊的封鎖線前進，軍隊一開槍他們就跑，但沒多久又開始靠近封鎖線。

六月五日，群眾已經減少了許多，但坦克車仍然穿峻在長安大街上，又帶了不少軍隊進入天安門，槍聲仍然清楚到畫過天安門。一直到我離開北京，軍隊仍然在廣場西邊，槍聲還是可以聽得到。

事實上，從一開始群眾就沒有破壞的行動，最多是將欄杆推倒來當路障，喊著「打倒李鵬」、「要罷工、罷課」等口號，但後來卻變成向軍隊丢石頭、燒車、打破街道玻璃等激烈行為，可見他們的心裡是多麼憤怒，他們要把憤怒發出來。

●劉銳紹（香港《文匯報》記者）：

這次會發生如此情形，實在是因為給軍人太大的權力了，上級指示他們可以開殺戒，只要是抵抗者格殺勿論，而且不用負任何責任，一位司機在駕車壓死了人，不但面無表情還說他是執行工作沒有錯。

我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進入《文匯報》工作，兩年半以前被報社派到北京擔任特派員，在那裡人面比較熟可以間接打聽消息；但事實上，六月三日到四日發生的詳細狀況誰都不太清楚，港台記者和外籍記者大部分都在外圍，因為要了解軍隊調動情況一定要在外圍觀察，而有些記者是回住處發稿後，再回到廣場時已經開始封鎖了。好在事後透過一些管道仍獲得不少資訊。

其實當政府出動軍隊同時，我就認為是打算要鎮壓了，但竟然是用這麼殘酷的手段；更可笑的是，在郊外待命的軍隊有些根本不知道來北京做什麼，有的以為是演習，更有人以為是旅遊。

六月三日下午，政府開例行性紀念會時，港澳台和外國記者的採訪有七條嚴厲的限制，但有良知的記者根本不理會，拍照的一樣拍照，文字一樣進行採訪。不過，從這個記者會可以感覺到，鎮壓行動是有計畫的在進行。

在成都也發生了群眾暴動。（資料照，美聯社）

我們的記者都死了

六月四日凌晨，軍隊已經開始趕人了，接著就包圍了廣場，然後再對學生、群眾廣播，「馬上要清場，如果不離開的人，不負責性命的安全。」沒多久，天安門的燈全被熄滅了，當廣場的燈再度打亮時，軍隊又再一次廣播，四點四十分，軍隊正式向學生動手。

照當時情況來看，學生是可以分批安全撤退，而學生也決定要撤離廣場，但包圍的軍隊緊緊圍住學生，而且還用機槍掃射學生，有些裝甲車也向人群前進，學生有不少人被輾死；當時只要給學生留一個通道，軍隊還是可以「佔領」天安門的。

當天半夜，我的位置是在廣場的東北角，有一些港台記者站在另一邊廁所的頂上；香港《百姓月刊》記者張結鳳被橡皮子彈打到頭部，由《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送去北京醫院治療，但張結鳳非常急著想出院，幾次掛電話給我，後來我去醫院接她，六月五日她搭乘飛機回到香港。不過，聽說當天晚上在包圍區內，《新華社》和國際台記者有人遇難，但真相如何我不知道，離開北京前，我曾和他們記者聯繋，他們情緒很低落，並且對我說，「還替他們發什麼稿，我們的記者都死了……」

●馮玉蓮（香港電台記者）：

六月三日晚上的情形很緊張，一些記者出去了，我當晚留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裡。由於北京飯店可以看到長安街，許多記者都站在陽台上往外看，這時一個自稱北京飯店服務員的人走進記者房間，不准記者站在外面看，說這樣觸犯戒嚴法。一位記者和他理論，拿一份國内報紙給他看，說戒嚴法沒有說不給人往街上看，後來這人就走了 。

目睹開槍感受深刻

事實上當晚有很多傳聞，比如說軍隊可能會接管北京飯店，甚至公安人員會來記者房間搜查，有些人於是將筆記、錄音帶等毀滅或洗掉，以免成為罪證。那天整晚我們都看到軍隊進入長安大街的情況，見到軍人如何開槍，裝甲車和坦克好像跨欄一樣的跨越群眾設置的路障，也目睹一有人倒下，大板車就飛快冒險救人的情況。

1989年6月4日，市民騎自行車將天安門清場鎮壓的傷者送到醫院。（資料照，美聯社）

一件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很多記者不斷寫稿，不斷傳去香港，開始還平靜，越寫越難控制感情，尤其是樹上不斷傳來槍聲，他們一面寫一面問：「怎麼可能這樣，民眾都這麼和平，又開槍！」情緒很激動。

有時候我在想，不知該說這是中國人的犧牲精神還是有一點愚昧，我親眼見到民眾隔着大約一百碼的距離罵軍人，軍人一開槍就有十多個人倒下，事實上民眾也怕，立即往回走，但隔了一段時間看到自己沒死，又再聚上前去罵：「禽獸，禽獸！」然後軍人又開槍。雖是正義，但又覺得以血肉之軀抵擋子彈，民眾頂多丢塊磚，能做什麼？我們在上面一直心急的唸「為什麼還不走，為什麼還不走」，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

身為一個記者，有義務將發生的事情拍攝下來，報導出去，但是以這次事件而言，外國記者比我們在採訪上有利，因為香港記者是中國人，北京可以你是中國公民的名義逮捕你。外國記者有領事館的保護，但是我們既沒人保護，如果有事也沒人出面，所以要審慎些。事實上這次很多記者不想回來，如不是報館或電視台下令他們回來，我想他們會堅守下去，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

●廖美香（香港成報記者）：

在北京停留二十天，最難忘的一幕是六月三日晚上軍隊進入天安門的時候，裝甲直進，有些電視台記者一面報導一面流淚，實在是令人心痛，我們經常提起這件事，有時實在很想抱著其他行家（即記者）大哭一頓。

北京飯店一向是記者大本營，鎮壓事件過後的氣氛就很不尋常，住在裡面的記者發現有很多特殊現象，如服務員全不見了，商店、飯店都不開，昨天（四日）早上只有一間中餐廳開放，吃的短缺且限量供應，購買必需品方面也出現很大問題。平常北京飯店有不少外國人，但昨天卻空空洞洞，人們紛check out，氣氛恐怖。北京飯店是天安門附近最高樓房，不少人擔心一旦兵變，軍人會立刻進駐飯店，且有傳聞軍隊即將前來接管，所以昨天上午紛紛集合，希望透過報館向香港政治顧問求助。許多人將安全放在其次，但最重要的，我們留在北京事實上也無法再進行任何採訪工作了。鎮壓當晚回來的記者全被沒收菲林（即底片）和錄影帶。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示威學生。（資料照，美聯社）

回想三日晚上的事，是不是人們真的不怕槍彈？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學生和群眾有一種想法，認為「正義在我手裡，政府無良，生存也沒什麼意義」，有些人甚至已寫下遺書，決定決一死戰。事實上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再去北京，見證一些事，這也是記者的責任。

●許世榮（香港理工學院學生）：

我是五月二十七日去北京的，六月三日下午三點多，我正在人民大會堂後面的西門一帶，内地同學告訴我已經放了催淚彈，由於這段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物資館」（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帶上北京支援學運的物資站），從沒有接觸過軍隊，所以想去看看。現場軍人帶鋼盔坐在西門馬路上，成個長方形，武警也在，周圍圍滿群眾，我上去和軍人講解從香港來的目的。從他們的眼神，我感覺他們不會開槍，我遞菸和拿水給他們的時候，軍人說不要，「別客氣」，其中一位說：「但是你看天安門現在像什麼樣子？」

當晚十點，軍隊從東長安街往天安門去，我和群眾、學生一起拉住他們，說「你們不要去打學生。」我現在聲音會這麼沙啞，就是當時喊出來的。他們說我們不會，我們是去保護學生的。十一點多，西北邊的長安街又再放催淚彈，有槍聲，望到黃色氣體。隔段時間，歷史博物館附近急速衝出裝甲車，向西而去。再晚，西南邊也開始有槍聲。真正的鎮壓終於在清晨天亮前開始。

●鄭秀玲（香港中文大學生）：

鎮壓當晚我在香港物資站。其實那晚已經聽到鎮壓的消息，而且說是不惜一切手段，同學們都不怕，因為前一晚已經有軍隊入城，但被成功的堵截住。其實學生們都很勇敢，有的我覺得真是不怕死，我們香港來的學生怕的時候，他們還安慰我們軍人不會打我們。半夜一點多，開始見到裝甲車駛過，市民立刻將路邊欄杆推倒，作成路障，放物品在地上，希望再有軍隊來時，能阻止軍車進來。不久，士兵操過來，大膽的同學民眾還拍手，和軍人握手。軍人後來停在歷史博物館旁，然後和過去聽到的情況一樣，人們走過去唱歌，和他們講解。再晚，就見到另外一邊有人燒坦克，不斷有救傷車來往。

珍惜生命以告世人

六月五日我們乘專機離開北京當晚，即大屠城第二天所見到的情況。我們幾個人從天安門附近的王府飯店租車去機場，當時住這間飯店因為它是中、港合資，安全一點。但車非常難找，一看到有就立刻走，沿途不斷見到許多軍車，差不多幾步路一個軍人，一段路一群軍車，氣氛很緊張。

●黎洪（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接近六月四日清晨五點時，軍隊開始對付不肯走的人，大喇叭不斷說天亮之前一定動手，不惜任何代價。這時燈一時暗一時亮，這種情況過去沒見過，連過去從來沒開過的燈也亮了。突然間，人民大會堂衝出許多士兵，一路逼近學生。五時許，兩隊軍隊，每隊約三十多人，一來就開始開槍，在紀念碑上向人群頭頂約一、兩尺連續掃射，這時人才開始離開，但那時氣氛好像還不是這麼緊張，我在人堆中還可以照張相，但我走大約十分鐘後血腥鎮壓真正開始，許多後面逃不及的人都中槍死亡。

北京的毛澤東銅像也被民眾掛起追悼的布條。（資料照，美聯社）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文大學學生：

當天凌晨，我看見裝甲車用很快的速度直衝入長安街，撞死和撞傷許多市民，一些人腦漿迸裂，許多則手腳斷在路邊，場面非常殘忍恐怖。這輛車後來被截停，很多民眾跑上去放火燒這部車，希望迫使裡面的軍人出來，然後打這些軍人洩憤，相信這時有軍人被打死的。我們同學們曾手環手保護一位軍人離開，這反映北京學生是完全和平，不想流血的。此外，我們的一位同學頸部受了很重的傷，不停流出血來，我從後面用手去摸他的頸部，發現已經摸到了他的骨頭，我想這位同學是死了。當晚在廣場還見到許多許多的信號彈在天上飛，槍聲不斷。北京學生經常掩護、保護我們，他們說我們香港學生為他們做的事已經夠多了 ，我們不應該死在北京，應該活著逃出去，把真相告訴全世界各地的人。

（＊本文原刊於《新新聞》118期，香港傳真報導，作者：邱近思、徐青雲）

《新新聞》第118期，1989年6月12日出版。（取自《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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