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販獲減刑 法官判決的一念之間

作者：江元慶

國道員警陳啟瑞慘遭吸食安非他命的聯結車黃姓駕駛撞死，警察大學退休教授葉毓蘭指出，在台灣毒駕比酒駕罰責還輕，就算遭警察查獲，法官還會百般維護，「台灣毒品的氾濫和法官縱容輕判有關係。」毒品氾台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甚至有學者呼籲把毒品問題升高層級為國安問題來處理。在毒害如此張狂下，還有法官敢對毒販縱容輕判？

葉毓蘭教授這般指控，並非無的放矢，確實有法官對毒販減刑。甚至是減刑之後，還覺得刑期太重，因而再次減刑；而且，法官還是同時對三名毒販減刑、再減刑……

從民國103年起，一對褚姓兄弟和男子「阿齊」在大台北地區販毒，且曾經在丹鳳國中附近交易。他們被捕後坦承犯行，供稱曾經販賣、轉讓及吸食毒品共12次。其中，販賣海洛因5次、安非他命2次、轉讓海洛因4次。（最高法院判決書，106年度台非字第19號）

販賣毒品是重罪，更何況，他們販賣的還是屬於第一級毒品的海洛因。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販賣海洛因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此外，販賣第二級毒品的安非他命，則是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再根據刑法「一罪一罰」規定，光是他們販賣海洛因多達5次，刑期就足以高到「天花板」了。但是，台北地院刑九庭的合議庭法官，卻是對這三人減刑、再減刑。

為什麼？

第一次的減刑，並不是出於法官的自由心證，而是法律規定──在偵查及審判中，只要都自白坦承犯罪，就可減輕其刑。阿齊等三人被捕後，由於自始至終都承認販毒、吸毒，因此符合減刑規定。

至於他們會獲得「再減刑」，則是法官動了惻隱之心，認為他們有值得憐憫寬恕之處。

法官舉例說，褚家兄弟等三人每次販賣的數量，都是0.2公克海洛因、或是安非他命1公克左右，每次販賣所得都大約1000元，至於販賣的對象則都是友人。法官並且認為，他們三人販毒是屬於社會最底層的交易，犯行和以販賣毒品為生的大毒梟的惡性，在量刑上應該有所差異（台北地院判決書，105年度訴字第47號，判決理由三之（二）之3）。

法官為什麼會認為：阿齊等人的販毒行為「是屬於社會最底層的交易」？

法官指出，犯案的褚家大哥以修鞋為業，弟弟有輕度肢體障礙、從事計程車司機，阿齊則是衛浴用品服務員，三人教育程度不高（1人高中畢業、2人國中畢業）、收入不多，且都有父母待撫養。

經過法官減刑再減刑之後，褚家大哥被判刑11年、弟弟判處9年、阿齊被判8年4月（台北地院判決書，105年度訴字第47號）。他們究竟減了多少刑期？從阿齊的刑期加總前後對比，就可一覽無遺。

三被告中，阿齊被判的徒刑是最少的。他販賣又吸食毒品，在一罪一罰下，他的總刑期多達52年9個月（台灣高院刑事裁定書，106年度抗字第22號），但是，他最後被裁定的合併執行刑是8年4個月。

在這個案子裡，三被告獲得法官第一次減刑，是法律賦予，並非法官私相授受。但是，第二次的減刑，則屬於事涉公眾危害的層面，即問題回到了葉毓蘭教授的指控──法官有沒有縱容輕判毒販？

這個案子裡，法官輕判毒販是個事實，輕判的理由則是出於同情心，並非法官刻意縱容毒販。不過，法官有沒有思考過：如果阿齊等三人販毒的對象，在吸毒後為非作歹、釀人死傷，正如撞死國道員警陳啟瑞的司機呢？法官會不會終生良心難安？

而且，如果萬一真的不幸發生了這個事實，屆時，社會評論的焦點會是法官有同情心，還是法官縱容毒販？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不會對這個案子裡的三毒販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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