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價值結合在地文化，台灣如何透過「公眾外交」成為世界的貢獻者？

文：林育全（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學生）

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詞，係指政府藉由實際參與一外國公眾社會的互動、影響該國公眾輿論氣候，進而使外國政府做出有利於己的決策。

而近來在不同領域，也出現包括文化外交、體育外交、醫療外交、科技外交和數位外交等公眾外交架構下的新概念，透過公眾外交的實踐，國家得在國際社會中建立吸引力的「軟實力」（Soft Power）和「國家品牌」，提升能見度並促成國家利益的獲得。

對於台灣來說，由於特殊的外交地位，我國外交空間相較他國更顯狹窄，陳樂宗（Gerald Chan，1997）曾貼切描述「台灣是一個財政富有但外交貧瘠的國家」，在此情勢下，公眾外交對於台灣外交拓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儘管在現實的國際政治場域裡，公眾外交的發展難以讓他國改變既有外交承認的政策、或讓我國成為聯合國體系的會員國，惟成功的公眾外交政策得以塑造有利於台灣與外國互動的環境，避免中共於國際上不斷擴張話語權所帶來的邊緣化威脅，透過頻繁的對外溝通與合作，能夠保障台灣安全和經濟等利益。

台灣在公眾外交的環境結構擁有不少挑戰，在外交關係上，台灣位處美國和中國的三角關係之中，外交空間的拓展不免受到兩國政策的影響；台灣擁有的邦交國於2021年亦僅剩15國，在國際舞台上能理直氣壯為我國發聲的盟國則相當有限；再者，台灣內部持續存在國家認同的歧見，使國際媒體對於台灣往往聚焦於兩岸關係、台灣兩極政黨政治或國家認同之相關議題，若台灣要發展更寬廣的公眾外交關係相對困難。

回顧過往台灣的公眾外交發展策略，我國主要側重「價值」與「文化」二面向，2000年至2008年陳水扁執政期間以及2016年蔡英文執政至今，台灣國際溝通的策略著重「台灣民主的歷史成就」以及「亞洲自由民主燈塔」的價值。

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學者奈伊（Joseph Nye）即曾指出，民主價值對於公眾外交的推廣相當重要，著名政治學者里格爾（Shelley Rigger，2011）亦曾寫道，台灣已經成為蘊含美國多數欲向世界推廣重要價值的代表性社會；因此，我國將自由民主價值作為公眾外交策略主軸，得以彰顯與主要西方強權「價值的一致性」。

然而，在2008年至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台灣的公眾外交轉以強調「傳統中華文化的繼承地」，例如我國書法藝術之文化價值，羅恩斯利（G.D. Rawnsley，2014）提到此一政策的轉向對於台灣來說是合理的，因為相較於台灣民主化的議題，宣揚中華文化的傳統能避免敏感的兩岸政治，讓台灣在2010年與中國達成「外交休兵」，避免兩岸互相在外交場域消耗大量資源、相互競爭。

同時，亦得近一步提升兩岸經濟的合作關係，例如2010年簽署之「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惟羅恩斯利認為，文化作為公眾外交的媒介較難以衡量其政策效果，國外受眾也可能視不同的文化為其本土文化之威脅，故此一政策難以轉換為實質的軟實力成果。

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1942）寫道：「在國際政治裡，權力的追求並非為了實現道德價值，道德價值是為了被用來獲得權力。」點出國際政治之現實，國際社會中行為者會使自己的安全或經濟利益，符合國際普遍的道德規範，或嘗試使自己的價值成為國際規範，以此獲得相對應的報酬或國際上的地位。

換句話說，道德得以納入國家政策之戰略，在一些情況下，作為更有效取得國家利益之方法。此一角度，合理解釋長期台灣為何以「醫療為世界人權」，爭取台灣不應被排除參與WHA會議之策略，或者將台灣視為民主對抗威權的重要地方。

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國家是追求國家利益的理性行為者，台灣除了以醫療受害者和醫療人權角度爭取參與WHA外，亦應強調我國願意向國際社會貢獻之專業醫療技術與資源，相較於世界上相當多的「求援者」，告訴世界我國得作為「援助者」之角色，對於理性判斷的國家來說，或許是更有效之公眾外交策略。

故我國去（2020）年即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以#Taiwancanhelp、#Taiwanishelping作為醫療公眾外交之提倡策略。另外，以亞洲民主燈塔推廣台灣重要性的同時，此種公眾外交若結合經濟、科技、醫療等領域之優勢，才能在現實的國際社會裡極大化公眾外交之效果。

「文化外交」一直是公眾外交領域內的重要部分，但同時亦是較具挑戰之傳播內容，尤其外國公民通常難以接受另一個其完全不熟悉之文化內容，甚至會對不同文化產生排斥，這亦是我國將「中華文化傳統」作為公眾外交主軸之難處。

然而，筆者認為文化並非不得作為公眾外交之策略，而是必須納入「普世價值」或「共同文化」作為溝通橋樑，例如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即以世界隨處可見的「貧富差距」問題，作為與世界受眾的溝通媒介，同時在劇中亦隱藏韓國街景、自助餐、愛國歌曲等韓國文化元素，乃韓國文化外交之典範。

反思台灣文化，不管是中華文化、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皆為台灣文化之特色， 2020年獲得最佳年度專輯獎的《kinakaian 母親的舌頭》即係台灣跨文化溝通的成功範例，其專輯音樂不僅傳遞原住民文化，更結合現代音樂元素，讓不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大眾閱聽人，都能進入相同的音樂世界進行溝通。

近年台灣多齣戲劇嘗試與HBO、Netflix等國際影音平台進行影視合製，讓我國影視產業獲得更多世界曝光的機會，然而，我國應把握此種機會，讓戲劇的產出不只是傳遞本土文化，若能結合普世價值或大眾都能輕易接受的題材，相信此種文化外交能取得更大的公眾外交效果。

總結來說，台灣面對著諸多外交環境的限制，使得我國在推廣公眾外交任務上相對困難。然而，台灣擁有豐富且多元的文化，又與西方共享自由民主價值，若能制定更縝密的公眾外交戰略與思維，以「共通文化」作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並結合道德價值以及我國的優勢資源和技術，塑造台灣為國際社會的「貢獻者」角色，相信台灣勢必能在競爭的外交環境中突破重圍。

延伸閱讀
判死的標準有哪些？為何湯景華縱火殺人釀六死改判無期徒刑？
地方政府倉促規劃第一劑施打惹民怨，疫苗注射正是檢驗「高齡友善城市」的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