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沈怡昕影評／《聖蛛》非·說教電影
[NOWnews今日新聞]「我不希望人們將其視為一部傳遞訊息的電影（message movie）。儘管『厭女父權』和『非人道處境』是我們探索的主題。」出身伊朗、移居瑞典的導演阿里阿巴西（Ali Abbasi）在坎城影展官方記者會表示，他以一部「黑色電影」來思考《聖蛛》，就像是一面不特別乾淨的鏡子，基於人道、人性，忠實傳達，而非另一部批判伊朗社會的寫實、政治電影。
《聖蛛》以2000年至2001年間，真實發生於伊朗聖城馬什哈德（Mashad），一名謀殺16名女性性工作者的政治狂熱殺人犯賽義德（Saeed Hanaei）案為題材，故事以德黑蘭女記者拉希米（Rahimi）離鄉調查事件，與「替聖城清理街道」的賽義德，兩人的觀點雙線交織，女記者甚至獻身扮妓女，與殺人兇手鬥智。
電影片頭城市的夜景空拍揭示了，從馬什哈德市中心的宗教輻射而出的八條道路，就像是一隻蜘蛛的八隻腳。電影中的馬什哈德，就像是一隻蜘蛛，有著陰暗的下腹。阿巴西以黑色電影風格，剖析了伊朗神權政治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政教社會的專制和貪腐問題，更透過影像直擊伊朗與伊斯蘭社會底層的性別、宗教、政治、毒品與貧窮問題。
導演阿巴西曾以同樣「黑色」風格的《邊境奇譚》（2018）獲奧斯卡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提名，作為伊朗移民的阿巴西，以乖誕風格捕捉一名瑞典海關遇上的奇幻犯罪故事，獲得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影片，其中導演的移民身份對描繪故事主角有不少加分。《聖蛛》這部睽違多年的第二部長片，是他構思多年的題材，他將2001年移居歐洲留學前夕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改編成犯罪電影。
導演阿巴西參考了事件發生隔年審判過程紀錄片《And Along Came a Spider》（Maziar Bahari, 2002），阿巴西將真實事件中僅採訪審判的女記者，改從離開充滿職場性騷擾的德黑蘭，她堅毅但絕望，以調查為引，導演讓拉希米前往聖城追緝案件的心境，其實是從沮喪職涯投入另一個「無法被偵破」的連續殺人案黑洞中。
事實上，飾演女主角拉希米的Zar Amir Ebrahimi也有一段流亡演員的故事，導演讓她將流亡演員的心境融入劇情中，帶出典型黑色電影角色「自我放逐」的意味。Zar Amir Ebrahimi曾經是千禧年代初的伊朗巨星，但2002年一部假情色影片的外流，讓人們開始在街上出售「她」的影像，Zar Amir Ebrahimi只能出走歐洲。
《聖蛛》沒有傳統黑色電影中的頹廢虛無、憤世嫉俗或遊走道德邊緣的私家偵探，更沒有美麗又危險，將偵探玩弄於股掌間的「蛇蠍美人」（femme fatale）作為劇情的轉軸；查案的女性記者確實地成為本片的女英雄，因為她的視角奠定了《聖蛛》連續殺人犯故事的女性主義基調，本片的緊張氛圍不需依靠傳統黑色電影「反英雄」角色晦暗、沙文、厭女的形象。
故事觀點上，本片採雙線進行，主要觀點從女記者拉希米，隨著案件發展、兇手面孔揭曉，慢慢往兇手這邊移動。當不斷有無辜妓女遇害，兇手自行向報社爆料，自命剷除異端以完成「清掃聖城」使命。緝兇過程中不斷發現重複的殺人模式，拉希米也不斷碰壁，夥伴勸她放棄，最終拉希米卻寧可捨身為餌，誘引殺人犯上鉤。情節上，其實沒有太多「鬥智」過程，看似是典型的正邪對抗情節，其實只是電影工具，為了讓我們看到兇手平淡無奇的生活，以及相對應拉希米獨自查案的女性身心焦慮。
隨故事緩慢發展，我們開始進入兇手賽義德平凡無奇、與家人共處的家居日常。我們漸漸得知，賽義德其實既是受害者又是罪犯。他曾是伊朗戰爭前線的一名士兵，將青春奉獻給國家，希望讓生命有意義，直到戰爭結束發現社會並不關心自己，所謂犧牲並沒有改變任何事情。他融入這個既神聖又平凡無奇的罪惡城市背景中，掙扎著想成就更「不凡」的人。我們看他被日常淹沒，謀殺妓女是唯一讓他興奮的事，比性還性感。或許，兇手賽義德比女記者拉希米更像是黑色電影中遊走黑色地帶的反英雄主角。
當賽義德中了拉希米引誘被捕入獄後，他一改原先殺人後焦慮、壓抑的反應，以輕鬆挑釁的眼神鄙睨女記者，露出自戀、興奮的眼神，甚至展現有些「純真」的模樣，正是典型的殺人犯自戀情節；賽義德將自白與政教綑綁，以教義為名，正中媒體下懷，明明是殺人嫌犯，大眾卻不再以兇手稱之，有人看他純真無辜，他也演得入戲。
聖城馬什哈德充斥著貪腐且漠視妓女人權的警察與行政機關，卻隨劇情推進漸漸超越情節角色，成為電影的主體。兩位主角和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們的命運逐漸交織在一起，絕望、慾望、希望攪和成一塊，整座馬什哈德變成一個亦正亦邪的灰色蛛網。
作為伊朗的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扮演伊斯蘭教什葉派聖城角色，不僅帶來龐大朝聖人潮，也因其富裕、國際化的特色，吸引了運輸至歐洲的阿富汗毒品供應鏈和蓬勃性產業發展，罪惡不光集中在紅燈區，而是圍繞著宗教機構，遍佈全城。
千禧年後的黑色電影 反應當代社會
如果《聖蛛》是一部因為政治而黑暗的「黑色電影」，那它並不是一部看完讓人覺得「好看」的黑色電影。這類故事本質，往往仰賴背後歷史與政治背景。舉例來說，大衛芬奇的《索命黃道帶》、奉俊昊的《殺人回憶》，都是千禧年後拍出「黑色電影」的典範。它們不像早期黑色電影成本不大、離不開片廠，千禧年後的黑色電影不是實景，就是精緻的片場大場面，藉由拍真實事件，還原歷史時刻，回應了當下社會的民主狀況。
與典型黑色電影晦暗憤世嫉俗的主角形象不同，上述兩部電影的主角都是正義純真的小人物，為了抒發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發展數十年的無力感，他們將掙扎在永遠無法查明的「犯罪真相」內。在導演的安排下，這兩部千禧年拍攝的作品，分別描繪了美國七Ｏ年代與韓國八Ｏ年代的犯罪事件，呼應彼時兩地社會正經歷的民主化運動浪潮。
相較之下，《聖蛛》卻像是刻意反向操作，讓埋藏在類型故事下的「政治問題」先行，這部不能在故鄉拍攝的家鄉時代劇，將城市、政治、官僚、性別問題置於最初，卻又試圖主張情節推動是為了女記者追求的普世人道價值，加上本片安排觀點轉換給兇手、情節安排觀眾關懷兇手人性化的一面，導致我們無法如《索》、《殺》兩部電影，通過類型故事的推進，慢慢體會主角的無助，進而察覺到社會結構交織出罪惡不斷複製的根本問題。
若《聖蛛》還是黑色電影，導演阿巴西不能忘記的是，無論主角是小人物或遊走於道德邊緣的反英雄偵探，「無法揮別的過去」、「對未來缺乏沒有安全感」，才是讓故事主角迷人的根本，也是讓故事中一切犯罪發生的原因。電影可以沒有「蛇蠍美人」作為社會發展中悲劇宿命的隱喻、主角可以不用設定戰爭退役老兵或無產階級底層，甚至主角本人可以就是犯人，但黑色電影，甚至政治電影，絕不是傳達政治訊息的電影，社會問題不能作為故事的主體。
《聖蛛》製作於後疫情時代，當馬什哈德在2018、2019年經歷大規模抗議後迎來疫情爆發，本片無緣在故事發生地拍攝，卻精準描繪社會氛圍。電影裡案件被解決、兇手被處死，未來還在重複。故事結束在2001年，22年過去了，未來仍然在重複。
那麼，然後呢？
伊朗社會繼續複製問題，絕望就只是絕望。對本片高度讚賞的影評，看中的是批判政治問題的道德勇氣，其實與影像本質、影像運作機制無關。勿忘黑色電影之所以風靡人心，人們進戲院體會這類電影，終究是為了「被娛樂」。電影儘管允許主角無解、絕望，但電影的世界觀不能；黑色電影可以不談論政治問題，可以衝著審查制度挑釁，但不是對政治沒有立場。畢竟看完黑色電影欣快的本質，有時候正是因為它回應了人類對黑暗事物的本能：投以光和希望。
《聖蛛》太急促的談論政治問題，有政治立場卻拒絕表態，反倒讓自己變成一部僅傳達訊息的電影（message movie）。如此看來，將類型反向操作還是有其但書。
●作者：沈怡昕／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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