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比染疫更先逼死人！學者回顧台灣「防疫模範生」慘況：窮人將更難翻身…

2021年5月份台灣爆發大規模COVID-19本土疫情、近乎半封城之「三級警戒」一路持續至7月底，儘管如今台灣似乎走過疫情、街頭人潮恢復，12月4日由台日韓三國共同舉辦之「2021台日韓貧窮與債務國際研討會－疫情下的債務與貧困」，長期關注與陪伴貧窮者的律師與學者看見疫情難以抹去的傷害。

儘管在台灣、日本、韓國皆有各種社會福利與貸款協助貧窮人，曾於京都市役所服務個案超過20年、如今日本佛教大學講師佐藤順子，對日本社福最大隱憂就在於審核制度「剝奪尊嚴」，造成人們不願求助；台灣雖於疫情期間提供紓困貸款、低利率政策，在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看來，這也可能造成台灣股市與房價居高不下、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窮人將更難翻身。

沒錢比染疫更先逼死人，這是全球疫情下共通狀況。雖然台灣於三級警戒看似失業率只上升1%，這1%背後代表的是數十萬人，更不用說失業率看不到的、被迫放「無薪假」的人口，而該如何撫平疫情海嘯難以抹去的創傷，也將是台灣難題。

失業與無薪假人口激增、低收入戶卻沒增加 律師點出台灣社福制度大盲點

就台灣COVID-19疫情狀況，法扶律師李艾倫回顧，雖然2020年1月份台灣出現首例境外移入確診個案、3月起旅外台人紛紛歸國而確診案例陡升，台灣在2020年其實疫情尚稱平穩，直到2021年5月份才陸續出現群聚感染狀況、實施類似國外「半封城」之三級警戒。對於疫情造成經濟衝擊，台灣也自2021年5月27日推出「紓困4.0」系列方案，包括──

疫情趨緩後的2021年9月份，台灣也發放「振興五倍券」，總金額超過1150億台幣。但，這些預算真能幫助到受疫情影響的貧窮人嗎？各種數字可見端倪。

就低收入戶來看，台灣低收入戶人口遠低於世界平均，李艾倫說，這不是因為台灣貧窮人口真的這麼少，是制度有缺陷──台灣低收入戶申請制度包括所謂「擬制所得」、除例外都會被視為可以有所得的勞動人口、此外還有扶養人口問題，造成人們申請低收入戶困難。

從數據來看，台灣低收入戶人口比率是逐年降低，從2017年的1.35%降到2021年第二季1.25%，弱勢與兒童青少年扶助因限於中低收入戶、扶助人口亦是逐年下降，這其實很弔詭：「近兩年受到疫情有民眾失業減薪，理論上貧窮人口應該會增加，但低收入戶核准戶數沒有增加，可能就是擬制所得與同住親屬的影響，我們認為這無法反映民眾受疫情影響真實狀況。」

受疫情影響真實狀況是什麼？就疫情失業率來看，2020年3–4月有小小波動、整體變化沒很大，直到2021年5月份才明顯上升1%，之後又慢慢下降──上升1%看似數字很小，背後卻是近60萬人失業的事實。

上升1%看似數字很小，背後卻是近60萬人失業的事實（資料照，謝孟穎攝）

跟失業率相比，更致命的是顯有增加的「無薪假」、即勞資協商工時人口，2020年春季就有一波增加、2021年6–7月更多了6萬多人，顯見很多企業會以無薪假規避直接裁員的情況；儘管後期數字有慢慢下降，但能否回到台灣社區感染之前的狀況，恐怕還要再觀察。

總結以上，李艾倫指出，以數據來看台灣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弱勢兒少人口確實都逐漸減少，但能否反應民眾收入減少狀況是個問題，疫情更直接造成的衝擊是「無薪假」趨勢；疫情也可能一失業就是永遠，就李艾倫協助的卡債當事人，可能是高齡、可能在觀光餐飲業工作、努力工作還錢卻因疫情而失業，即便疫情趨緩、商家恢復營業，這些雇主也不見得會再找本來的高齡員工，可能就改找年輕人了。

各種「回不去」的狀況不只高齡失業，也包括到府家事清潔者失去工作、約聘與非典型工作失去加班獎金，雖然過往有負債者可能可以延期繳款，但沒有錢還債的問題不會因此解決，李艾倫判斷，各種無法還錢的違約狀況可能會在2022年慢慢浮現與爆發。

「本來台灣一直被視為『防疫模範生』，卻在一個月內跌落谷底…」

「本來台灣一直被視為『防疫模範生』，卻在一個月內跌落谷底。」這是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的感慨。2021年5月中旬陸續出現諾富特、萬華、新北群聚感染案，接著台灣確診案例就迅速突破萬人，5個月內計16,436人感染、847人死亡。

疫情帶來的影響包括所有餐廳禁止內用、學校改為遠距上課、公共場所禁止聚集、外出皆須佩戴口罩等防疫政策，而在這些政策影響下，最顯見的影響是失業率快速上升、影響人口約53萬人，尤其集中於餐飲與觀光業，無薪假人數也從平均每月4000人快速上升到單月近6萬人，「老闆沒有開除你，但工作期間也沒給你薪水，有將近60萬人在這一兩個月內突然就沒收入了……」

除此之外，也有許多「非正式就業勞動人口」受影響，包括工地工人、臨時工、計時薪資工人、清潔人員、健身教練、代課老師等，都因三級警戒下餐廳與公共場所關閉受衝擊，頓時沒有收入。

被認為一無所有的「無家者」即街友，也因疫情失去更多了──因為公共場所關閉，許多無家者得不到食物支援、可以洗澡的地方都關閉、去打臨時工的收入也完全消失。所謂「無家者」不一定睡在街上，沒有家的人也可能住網咖或24小時速食店、要洗澡就去運動中心，吳宗昇說這人口高達數千，在疫情期間都無處可去，流落街頭人口激增。

備受影響的也包括單親家庭，當學校停課、孩子在家要用網路上課，就勢必要有家長待在家照顧。有些單親家長或許還可以把孩子送由親友照顧，但更多是因此被迫辭去工作、在家照顧孩子，收入也成了問題。

低利率政策看似幫助多數台灣人度過難關，吳宗昇也提醒，這些狀況會讓台灣的「游資」變得很多、股市與房地產依然維持在高點（資料照，謝孟穎攝）

疫情之下的台灣不是沒有好的一面，雖然吳宗昇家住醫院旁、三級警戒期間天天可以聽到幾十趟救護車聲、「我住十幾年沒聽過這麼多救護車在跑」，但他也看見台灣迅速應對疫情的各種狀態──政府快速進入三級警戒，關閉公共場所、大量篩檢、居家隔離、提供紓困貸款，人民也自主配合進入「類封城」狀態、盡可能減少外出，至於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萬華，政府與地方社福團體、里長快速動員，很快提出對貧困人口與街友的協助對策。

此外，友好國家支援疫苗或許也是疫情趨緩的關鍵，日本6次支援計420.4萬支AZ疫苗、美國2次支援400萬支莫德納疫苗，在台灣最困難時給予關鍵性的協助，最終結果是疫情於8月底得到較好的控制，台灣也未曾實施過真正的「封城」措施。

疫情得到控制了，但經濟呢？吳宗昇看見的隱憂之一是，台灣有大量臨時工、非正式勞動人口，這些人的狀況難以被國家掌握、不會反應在統計數字上。此外，大量紓困貸款取代一般貸款，可能日後也會轉為對國家的債務，貧窮者也可能開始「以債養債」、過一陣子開始產生還不出錢的大量違約狀況，該如何處理都是問題。

紓困貸款、低利率政策看似幫助多數台灣人度過難關，吳宗昇也提醒，這些狀況會讓台灣的「游資」變得很多、股市與房地產依然維持在高點，如果有資金者透過借貸買房，就會因房市上漲而獲利，「是否會形成富人更富有、貧者更貧困者發展，仍值得觀察……貧富差距在疫情發生時可能透過更細膩的金融體系產生，貧困者將更難翻身。」

有社福制度卻很少人想用 京都市府任職20年的她看見日本大問題

對於疫情造成之衝擊，不只台灣提出紓困與貸款各項方案，深受COVID-19影響的日本亦有各種對策，這過程卻也值得台灣人警惕。曾於京都市役所服務個案超過20年、現任日本佛教大學講師佐藤順子指出，日本對疫情衝擊提出之對策包括：維持就業現況、提出資金周轉對策、協助事業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者、協助生活困頓者、稅制措施（所得稅繳納寬限期）──其中與經濟弱勢者高度相關的便是「協助生活困頓者」，但這政策是「貸款」，就有了各種討論空間。

在COVID-19疫情衝擊前，日本早有對生活困頓者的貸款制度，由各都道府縣市町村設立「社會福祉協議會」、中央與地方出資，但在疫情爆發前很少人知道或使用這制度，是直到疫情爆發後日本大幅簡化貸款申請手續與審核制度、在郵局窗口就可以申請貸款並拿到錢，才出現總計貸款超過1兆日圓的驚人狀況。

疫情對觀光餐飲業者造成的衝擊不只在台灣，日本亦是如此。佐藤順子舉例，據滋賀縣大津市社會福祉協議會調查，前來求助的民眾就有以下幾類：因離職或工作單位倒閉所致無業與失業者670戶、依靠年金與打工度日的年長者家庭260戶、單親家庭195戶、外國人家庭100戶。

日本因應疫情貸款改制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貧窮人可以比過往更快拿到生活費，不用像過去一樣等上1個月的審核期才能拿到錢、可能10天就有錢匯進帳戶。但另方面，這快速簡便、申請人數激升的貸款手續，卻也反應以下問題：為何經濟弱勢者的急難救助金制度不完善、以貸款為主？為何過去日本人大多不知道有「社會福祉協議會」這樣的存在、也很少人真的利用救助貸款？讓窮苦家庭透過「貸款」取得生活費，是對還是錯？

讓窮苦家庭透過「貸款」取得生活費，是對還是錯？（資料照，謝孟穎攝）

貸款就意味著總有一天要還錢，就日本過往制度來說，有民眾的身份是「免償還」，總月收入在10萬日圓以下、免徵「住民稅」的家庭就可以不必還錢。但如果貸款的家庭有工作、總收入恰好超過10萬日圓，這筆貸款債務就可能成為重振生活的絆腳石，賺的錢都先拿來還錢。

真的碰到無法還錢的人們，日本也有給予生活困苦者的「自立支援金」，給付對象為貸款額度達上限的借款人。但佐藤順子看到的是，這制度對存款金額有設限、要求申請者證明自己有求職面試才可以申請救濟，申請件數相當有限。

據日本調查，過去申請社會救濟者有之中有60%往後不願領取社會救濟的主因在「政府機關應對」──當政策認定「一無所有的人才能申請社會救濟」，政府會派員到個案居住地調查是否有同住家人可以支持生計、調查過程會讓鄰居議論紛紛，連房租都付不出來的人可以入住機構、但要跟人用空間並遵守相關規約，如果當事人有房產跟汽車會被強迫賣掉換錢，接受社會救濟者也必須每個月影印存摺影本讓政府檢查、每個月進行資產調查；日本在1950年開始的社會救濟法規，也規範當事人必須接受調查、接受相關單位命令接受指定醫師或牙醫師檢查，如果當事人不願配合，就可以變更、停止或廢除救濟。

「想重新站起來，但手上的錢不被允許增加」，這是日本領取社會救濟者的困境之一。2013年聯合國社會權公約委員會，即建議日本應簡化社會救濟申請程序、確保申請者能受到有尊嚴的對待、設法消除社會救濟所帶來的屈辱。

在佐藤順子看來，日本對經濟困難者協助的制度，不只要跳脫「到府調查」的框架，也應視當事人需求提供住宅、醫療、照護、教育等方面的支持──審核制度讓有需要的人難以求助、難被承認是真正的「窮人」，或許就如台灣明明深受疫情衝擊、低收入戶人口卻逐漸減少的狀況，這些潛藏於社會的貧窮黑數，也會持續是疫情海嘯後全球必須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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