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140年前在淡水的教訓今日也適用」 專家建議用水雷阻中國兩棲進犯

面對潛在的兩岸衝突,史汀生中心訪問研究員多西、高級研究員葛瑞科,以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卡瓦納撰文直言,布署水雷能拖延、擾亂、降低中國進犯行動與能力,形成有效威懾,只是台灣這部分尚未做好準備,必須增加水雷和布雷艦數量,並建立快速布雷能力。

美國國安及外交政策網媒《戰爭困境》(War on the Rocks)21日刊登多西(Jonathan Dorsey)、葛瑞科(Kelly A. Grieco)、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3人聯名文章,內容提到1884年10月,法國戰艦進犯台灣淡水河口時,遭遇水雷抵擋,就算派出陸戰隊也無進展,而這或許可成為台灣防衛選項之一。

卡瓦納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治國方略專案的高級研究員,專門研究當代地緣政治動態和強權關係。葛瑞科關注美國外交與防衛政策,研究無人機戰爭、空中作戰和未來戰爭。多西則是現役美國海軍軍官,《戰爭困境》強調,文章不代表美國海軍、國防部及政府政策和立場。

文章表示,美國官員和台灣戰略家一直說,把台灣變成「豪豬」是最佳防衛模式,而軍事分析家提議,用地對空飛彈和無人機來阻擋中國取得制空權,並用反艦飛彈達成海上拒止(sea denial),但蘭德公司(RAND)高級工程師薩維茲(Scott Savitz)認為,被忽略的水雷對台灣而言是最有效、最划算的拒止武器。

文章強調,對於中國的灰色地帶行為與封鎖台灣,水雷抵禦這類脅迫可能不有效,但能弱化中國的兩棲進犯,而台灣威懾的可信度取決於讓中國相信無法達成「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即在聯盟部隊趕來援助前,先迅速奪取台灣。文章稱,比起制海,台灣只需達到較容易的海上拒止來阻擋中國獲勝。

<cite>2022年10月8日,海軍近年新興兵力整建成果之一的快速布雷艇,由於搭載自動化布雷系統,使水雷布放任務能以更具效率方式遂行。(蘇仲泓攝)</cite>
2022年10月8日,海軍近年新興兵力整建成果之一的快速布雷艇,由於搭載自動化布雷系統,使水雷布放任務能以更具效率方式遂行。(蘇仲泓攝)

用水雷建立海上拒止能力

文章提到,根據英國海軍理論家柯白(Julian Corbett)對制海和海上拒止的區分,前者旨在確保能在特定時間和地點動員及自由行動,後者則是防止敵方取得制海。文章表示,中國解放軍需要能夠制海來支援兩棲任務,台灣的戰略目標應讓中國相信無法達到此目的。

文章直言,台灣的地理位置特別有利進行海上拒止和使用水雷,西部海岸和南北大港都很淺,成為布署水雷的理想地點,且適合兩棲登陸的沙灘有限,台灣可在分散的數個地點布雷,而台灣周邊的淺水區和泥灘會強化布署在海岸附近的水雷效果,較易引導中國軍隊進入較不敵台灣攻勢的區域。

文章指出,台灣可以此方式拖延中國進行兩棲登陸、打亂攻擊計畫,並降低對方優勢。首先,水雷讓台灣有多的時間組織防衛力量,且讓中國分心,耗費大量資源聚焦在排雷,而水雷或類似水雷的武器做為深層防衛的「外層」之一,在不同水深處、不同距離布署不同類型水雷,會為中國帶來多面向且難解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國海軍會要投入資源排雷或尋找替代道路,兩者都相當耗時,且會要有多種反制措施,花上數倍時間來清除不同類型的水雷。文章說,台灣可布署沉底雷(bottom mine)和一系列繫留雷(moored mines)形成垂直的「簾幕」,不同威脅程度及布署深度讓中國特別難排雷。

根據文章,中國約有60艘掃雷艦,但不是全部都能掃除不同類型的水雷,其中約40艘掃雷艦,平均每天可清除0.8至2顆水雷,而要能清出安全通行的Q路線(Q-route),基本上要清除雷區10%範圍,基於小型雷區也約有600顆水雷,中國軍隊行動可能被拖延0.75至1.8天,若布雷密度高,可能拖延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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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雷爆破。(資料照,蘇仲泓攝)

拖延、擾亂、降低進犯行動

對台灣而言,大量水雷和引雷混合布署,或許是能爭取多點時間、增加中國排雷難度,且成本較低的方法。由於掃雷艦的行動是可預期的,所以台灣可鎖定掃雷艦,用反艦飛彈及被稱為「遊蕩彈藥」(loitering munition)的自殺式無人攻擊機來拖延掃雷艦行動。

文章以北韓1950年在元山港布雷為例,當時進行兩棲攻擊的美國為首聯合國軍因「地雷多到難以計算」,難以進攻海灘,美國開始複雜的排雷行動,結果失去4艘艦艇,部隊8天後才上岸。由於兩棲進犯要周密且事前精心安排的計畫,而解放軍傾向高度照本行動的情況,使其容易受到干擾,水雷則能發揮此效用。

文章說,中國缺乏足夠排雷能力來進行多次佯攻,使得中國排雷地點成為其行動意圖的最可靠指標之一,這樣的提早示警情況下,台灣可針對中國排雷水域的海灘增援防衛力量。水雷帶來隱藏威脅,且因水雷而損壞的艦艇也為艦隊帶來碰撞風險,同時使其分心進行救援。

此外,台灣可遙控水雷在特定時間引爆,這對破壞行動特別有效,而水雷的威脅不單是打亂敵方行動,甚至能迫使整個行動停止,像是一戰時期俄羅斯軍隊大撤退(Great Retreat),其布署的水雷對德國軍隊形成威脅,儘管排雷清出航道進入里加灣(Gulf of Riga),但在發現漂浮水雷後就選擇撤退。

不過俄羅斯軍隊利用這時間,再次布署新的雷區,迫使德國放棄進攻。文章稱,除了打亂中國的兩棲進犯計畫,水雷可以2種方式降低其侵略能力,其一是對接近台灣海灘的艦艇造成直接傷害,另一則是把艦隊引入淺水區或岩石水域,造成間接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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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107年國軍春節加強戰備,圖為海軍人員正進行水雷裝載作業。(蘇仲泓攝)

需增加多種水雷和布雷艦

文章直言,台灣可藉由交錯或重疊方式排列水雷,搭配條件惡劣的地理環境,引導中國解放軍進入殲敵區,可使台灣的反艦飛彈、魚雷、砲彈和無人機破壞力倍增,削弱中國的侵略部隊。儘管水雷能大幅強化台灣的威懾和防衛能力,可是台灣尚未做好必要準備。

文章指出,台灣海軍仍優先考量少量的水上戰艦,而非取得包括水雷在內的「大量的小型武器」,以執行不對稱戰力,因此投資必要能力,提升進行布雷任務的準備作業應是台灣的優先要務。台灣目前的水雷存量少又老舊,需要大量且多種的水雷,才能建立不同規模和密度的雷區。

多西等人認為,台灣優先要務是取得大量便宜且容易生產的水雷,像是單純空中或地面投式繫留雷,或是用防水地雷自製的「馬蓋先雷」(MacGyver mine),這類簡單的水雷價格約每顆2000美元,能造成很大傷害,尤其是設置在鄰近登陸海灘的不到30英尺(約9公尺)深的水域。

葛瑞科等人提到,台灣可取得少量更具先進影響力及遠端操作的水雷,這類水雷可在艦艇經過時,感應到其聲學或磁力訊號產生的壓力就啟動,在台灣海峽淺水區特別適用,甚至可設定「計算艦數」,讓掃雷艦通過,以鎖定更高價值的艦艇。遠端操作水雷能讓台灣在遭受入侵意圖前,先在港口和海灘布雷。

布雷能力部分,台灣已有4艘國產布雷艦,但先進水雷需要地下輸送,基於台灣潛艦部隊規模小,會需要用來布雷的無人潛艦,像是美國的「虎鯨」(Orca)無人潛艦或類似用於紅海的水下無人機等成本較低選項。台灣應讓布雷訓練變得更密集、更具能見度,向中國傳遞擁有此能力的訊號。

<cite>2023年7月18日,國軍舉行全兵力預演,海上可見2艘快速布雷艇、2艘LCM機械化登陸艇、數艘特戰突擊艇。(張曜麟攝)</cite>
2023年7月18日,國軍舉行全兵力預演,海上可見2艘快速布雷艇、2艘LCM機械化登陸艇、數艘特戰突擊艇。(張曜麟攝)

制定布雷計畫、加強訓練

卡瓦納等人表示,更強健的訓練應聚焦在能快速大規模布雷,可用假雷或類似大小的球或障礙物進行演練,且要能在港口和海灘布雷,海空軍和海岸巡防隊是優先訓練對象,但最終要擴大到民防部隊,並整合漁船部隊進行布雷任務。更廣泛來說,台灣應制定計畫,應對提前布雷的執行、時程、順序及後勤問題。

基於地面和空中布雷機面臨中國飛彈威脅,台灣會想在開戰前就設置好雷區,但這對政治和軍事領導階層形成挑戰,像是要在開戰前危機哪個階段決定布雷,還有布雷地點選擇和分配數量,這可能引發大眾或經濟恐慌,反而給中國戰爭藉口(casus belli),以混淆關於誰挑起戰爭的國際視聽。

文章提到,台灣至少要數日,甚至超過1周的時間來設置數千水雷,且不能妨礙到台灣海峽的商業航道往來,而此舉也可能引起國際反彈,使得台灣失去國際同情。台灣應擬定快速布雷的程序,包括分配庫存量到較易使用的地點,投資更多地下輸送水雷,包括未來可啟動的遠端操作及可快速大量布置的簡單水雷。

多西、葛瑞科、卡瓦納3人稱,台灣或許想和國際夥伴交流布雷計畫,以鞏固他們的支持。他們寫道,在今日淡水河畔,「愛與和平之鴿」雕像豎立在鄰近清朝軍隊部署的水雷營位置,紀念其阻擋法國艦隊駛入台北,「法國人140年前在這學到的教訓在今日也適用。水雷仍是對抗兩棲進犯的有效海上拒止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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