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德斯歌劇院「台」柱 吳佳芬、謝煜祥唱出新人生

世界台灣人專題（中央社記者田習如根特28日專電）在182年歷史的表演廳，繁複華麗裝飾著雕梁、壁畫、大鏡子及三盞直徑3公尺的巨型水晶吊燈下，合唱團與樂團排練著為烏克蘭募款的古典音樂會。整排西方人裡出現一張東方面孔，當眾人歌聲響起，你會聽見一個宏亮高亢的飽滿唱腔，毫無疑問來自這個矮小身體。

她是在嘉義朴子長大的吳佳芬，現任比利時荷語區法蘭德斯歌劇院（Opera Ballet Flanders，荷文Opera Ballet Vlaanderen）女高音，伴侶謝煜祥是同劇院的男低音，他們是此地300多年歌劇史以來，唯二的全職終身聘僱台灣人。走在劇院所在的根特（Ghent）街頭，常被劇迷認出來親切招呼。

這是吳佳芬一年多來參與的第2場為烏克蘭公益演出，謝煜祥也參演過一場。俄烏戰爭期間，為了聲援烏克蘭，並安慰因自己國家發動侵略而悲憤無措的俄籍女同事，吳佳芬還曾特地請台灣音樂家徐惟恩編曲，由她與這位俄國女低音合唱烏克蘭民謠「月夜」。

溫暖而開朗，是吳佳芬與謝煜祥給人的鮮明印象。法蘭德斯歌劇院在2019年獲得全球權威「國際歌劇獎」（International Opera Award）的「最佳劇團」（Best Opera Company）獎項，亞洲歌手能夠在歐陸重量級歌劇團穩穩立足，兩人直說自己很幸運、很感謝。

但「幸運」的背後，其實有著許多刻苦努力和來自台灣的養分。故事要從兩人擠著住了4年的「半個車庫」說起。

那是2006、2007年間，自從念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時就是「班對」的他們，已到倫敦讀了幾年音樂，卻卡在「先有工作證才能考劇團、先考上劇團才有工作證」的無限迴圈裡，正愁著無以為繼，直到一起考進法蘭德斯歌劇院的工作室，先以類似實習生的方式待下來。

「來這裡以前，連根特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還以為這邊講法文，來了以後才發現居然是講荷蘭文。」吳佳芬哈哈大笑回憶起沒什麼國際觀的菜鳥時期。

同時兩人也在根特的音樂學院進修，租住在人家車庫前一半的狹小空間，警察來查戶口時差點要認定為無法居住，就這樣硬撐了4年。「很苦啊！真的很苦…」吳佳芬說。

謝煜祥說，當時他們到處打工接演唱機會，「我們是外國人，我們想要留下來，我曾經一天三個不同地方跑，然後一天唱12個小時，你就跑啊！你就唱啊！」

從零開始的兩個台灣人，要在源自歐洲貴族文化的歌劇界生存自是不易，「我曾經考到（一齣表演）工作，但隔天導演說不要亞洲人，我就被拿掉了」，他說。

但他們不認為是種族歧視，而是有些角色確實由亞洲人來演會奇怪，「我們就是夾縫中求生存，知道我有這樣的劣勢，但我也有怎樣的優勢」，吳佳芬說。

問她優勢是什麼，她笑說：「就是我們很強壯啊！亞洲人很強壯，我看到的日本歌手也是這樣，當大家唱得很累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唱得很好，這大概是他們覺得我們了不起的地方，堅持性比較強。」

除了因生存壓力拿出拚勁，謝煜祥說，在台灣的訓練打下很好基礎，包括背樂譜、算拍子，兩人是劇院合唱團裡最快把譜背好的，「其實在北藝大我們（成績）算後段班，來這裡變天才，哈哈哈！」兩人互相取笑著說。

因此他們沒有那種喝了洋墨水就回台灣把自己捧很高的姿態，「我們也是在台灣養成，才在國外有表現」，身兼比利時台灣協會現任會長的謝煜祥說。

剛到比利時的那年，他們就參加了在布魯塞爾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總部前的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活動。從小具有「絕對音感」的吳佳芬在街頭字字精準地清唱「台灣翠青」台語歌曲，受到許多路人讚賞，連歐盟警衛都問這群台灣人「下次什麼時候再來辦活動」。

吳佳芬在歌劇院剛拿到正職的頭幾年，為了證明自己，仍是拚命接工作。「有一天就突然沒聲音了，完全沒聲音，我去看醫生，醫生說聲帶健康，什麼都健康，但是你太累了。」

她回憶：「本來沒工作，突然一堆工作，當然很開心，你會覺得被認可了，所以就盡量想辦法做到最好，但是沒想到身體跟不上。」透過朋友們陪她健走、拿書給她看，漸進恢復工作節奏，才度過那段煎熬期。

「休息快一年反而狀況更好，也知道你的限制在哪裡，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成長。」吳佳芬說。

就在兩人拿出值得信賴的表現，獲得終身職，在舞台上愈來愈發亮的時候，大環境的打擊來了。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重創全球表演藝術工作者，法蘭德斯歌劇院也因此關閉超過半年。除了19世紀瘟疫和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這家經常滿座、售票率8成是基本標準的歌劇重鎮，從未面臨這種狀況。還好因當地政府提供全職藝術工作者相當於薪資的失業金，他們經濟無虞，但長期無法演出仍令人難受。

「她是第一個被叫回來唱歌的」，謝煜祥為伴侶感到驕傲。劇院負責人希望重新開幕的第一場是由自己人演出，而非找外面的大明星，又因當時仍在疫情期間，適合單純的獨唱會，這個重任就交由吳佳芬擔當。

當時比利時政府為了防疫還規定晚間10時宵禁，因吳佳芬也在同劇團經營的安特衛普歌劇院演出，深夜回根特時得向警方出示劇院證書才能通行。

她記得排練時，「因為大半年沒唱了，第一次聽到琴聲，那種感動真的是沒辦法形容，你會不想停下來，我們從原訂2小時排了快5小時，停不下來，因為太開心了」。

吳佳芬說這場演出她「永生難忘」，劇院安排全部曲目都是莫札特，「因為要有最純真的開始，唱最經典的」。音樂會結束時全場起立，許多觀眾哭了，有人告訴工作人員，要不是因為失去了這麼久，永遠不會理解能夠在音樂會現場聆聽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

謝煜祥補充，法蘭德斯歌劇院在比利時有指標地位，一旦開始重新演出，其他地方就會跟進，讓文化活動復甦。

雖然已在歐洲的舞台上證明了自己，但先天條件仍限制了不少演出機會，難道不覺得不甘心、不公平嗎？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在舞台上面。」吳佳芬說：「其實你就算只有兩句可以唱，也很重要，也不能miss掉（錯過）啊！而且你如果做得好，別人還是會看到你。不是說我只有一句就隨便唱，而是因為只有一句所以要好好珍惜，把它唱好。」

謝煜祥說：「她這樣做是有回報的，她曾經有次只唱了6、7句，結果一個樂評寫整齣歌劇，竟然就只寫大主角跟她耶，其他人都沒寫到。」

「這個工作是人家挑你，所以必須保持彈性和開放心態。」對來自宜蘭的謝煜祥而言，單純能夠站在歐洲歌劇舞台上，就是他的成就感來源。「以外國人的角度，我會覺得最大的成就是我站在台上，人家付我錢。」他邊笑邊解釋，曾聽朋友轉述一項統計，世界上所有全職的音樂家裡，亞洲人只占2%，「所以說要珍惜」。

不過話說回來，這兩位靠聲音吃飯的音樂家，一個有菸癮，一個經常縱聲狂笑，好像沒在留意保養「生財器具」？

他們笑說，唱歌其實是「體力活」，像彩排期間一天就要7小時、連續6週，因此工作得像運動員一樣有紀律。當兩人其中之一接主唱的時候，就會有好幾週互相保持「社交距離」、避免朋友聚會，比平常更自律。

相較過去在台灣得要教書或另有一份工作，才能維繫演唱的愛好，兩人在歐洲則可以心無旁鶩，只要把歌唱好。「我很喜歡歐洲人對生活的本質很有想像力。」吳佳芬曾坐在貢都拉船上，沿著河一邊航行一邊唱歌，連鋼琴也吊起來放上船，認真地享受文化。

「我珍惜現在可以做的一切，希望能夠盡忠職守到退休的那一天。」吳佳芬說完，看著謝鈺祥，兩人會心而笑。（編輯：馮昭）11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