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全球化轉型的先驅─懷念朱雲漢

台灣政治學界的3位中研院院士之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朱雲漢教授，於元宵節晚間辭世，令政治學界感傷與不捨。

朱院士長年耕耘民主化研究，1990年代和胡佛院士共同受邀，代表台灣參與「選舉體系比較研究」跨國研究，是全球公認的東亞民主研究巨擘。但是，他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拔尖學者。事實上，朱院士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比較台灣和南韓產業政策，後來又在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最頂尖的《國際組織》期刊獲得發表。可以說，朱院士的研究扎根於西方的科學方法，也獲得西方學術社群的高度肯定。

即便如此，他並沒有被西方研究範式所綑綁。我剛到台大任教時，朱院士慷慨地邀請我和他一起開授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透過臨摹他的治學途徑，我見證到他超越美國主流、重視和馬克思學派的對話，一方面取法馬克思學派的社會關懷，一方面是勇敢面對科學方法的不足。

2008年金融海嘯前我們首次並肩授課，朱院士的做法給我極大的震撼。後來金融海嘯發生，馬克思學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日受重視。到2019年，美國學界宗師Benjamin Cohen也承認，多數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都保留相當成分的馬克思學派，像美國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那樣排斥馬克思和獨尊實證方法反而是少數。以此來看，朱院士絕對稱得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界的先知。

正如他嫻熟科學方法也挑戰科學方法，朱院士的社會關懷則是因為瞭解西方而反思西方發展路徑的欲振乏力。近幾年，他聚焦於川普震撼和英國脫歐後搖搖欲墜的自由國際秩序，擔憂曾經讓億萬人脫貧致富的全球化戛然而止。因此他常常談「金德爾伯格陷阱」，擔憂日趨自利的美國恐怕導致全球化的崩解，希望中國大陸接替美國成為良善的霸權，推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向前推進。當然，這樣的看法在台灣難免會有人質疑其道德立場。然而，朱院士並未因此退縮，毅然承擔先知的孤寂，為引領思想變革努力到生命末了，他的使命感令人欽佩與尊崇。

眾所周知，朱院士師承胡佛院士研究東亞民主化。5年前胡院士去世時，在台大舉行的告別會場，布置一幅胡院士對後輩的提醒「民主、科學、愛中國」，也映照朱院士的終極關懷。雖然「中國」這個概念在很多人感覺已經不合時宜，但在我看來，那不只是家國情懷，還有著對美好未來的追求，追求一個「充滿公平正義」，「永遠有對人道、人心、和人本質的尊重」的理想國度。這樣的家國情懷，不帶著強迫，不讓人為難，可以和不同的歷史感情並肩，又能不斷激勵人心。這是胡院士那個世代的執著，也是朱院士這個世代的承擔，希望有一天在我們這個世代，以及我們之後的世代，還能看到這樣的傳承。（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