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生」文學─序楊明《南方有嘉木》

流亡「生」文學？

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好不容易贏得對日抗戰，旋即陷入國共內戰。山東是雙方最早出現拉鋸的省分，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三進三出」的情形，不少人親眼目睹共軍占領區土地改革與鬥爭地主的場面。教育界遵循抗戰時期的前例，帶領學生流亡他鄉，待局勢平穩後返鄉。然而國軍兵敗如山倒，「超前部署」的山東流亡學校則得以一路南下，渡海來臺，以致「流亡學生」成了「山東」的專有名詞。

山東流亡學生自一九四八年離開故鄉，一路走走停停，不知何去何從，終於決定渡海來臺，八所中學分兩批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與七月上旬抵達澎湖漁翁島（今西嶼）與馬公。七千多名師生驚魂甫定，正慶幸脫離戰火，誰知厄運守候在前，先後三個事件成為這群師生終生難忘的集體創傷。首先是「澎湖七一三事件」，五千多位年長個高的男生，在軍方武力脅迫下棄筆從戎；其次是「山東流亡師生冤案」，煙台聯中張敏之總校長與鄒鑑校長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多方求援，觸怒軍方，遭嚴刑羅織匪諜罪名，十二月十一日兩位校長與五位學生於臺北馬場町槍決，成為戒嚴時期首起重大冤案；第三是「台中四二五事件」，被迫從軍者久久不得退伍，一九五五年四月數百名現役軍人於臺中火車站前靜坐請願，引發秋後算帳。三案牽連甚廣，使得山東流亡師生在一九四九年上百萬大陸來臺者中顯得特別突出。

七十五個年頭過去了，當年的青青學子許多已辭世，在世者也年登耄耋。戒嚴時期他們壓抑記憶，不願多談往事，即使未曾失憶，也已多年失語。一九九八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山東流亡師生冤案」得到平反，昔日遭到不公審判與不義監禁者得到不同程度的補償。

儘管事發至今已四分之三個世紀，相關書寫依然有限。筆者寓目的資料中多為男性的自傳或回憶錄：將軍如秦德純、李振清、劉安祺，師長如劉澤民、王志信、周紹賢，學生如李昌民、黃端禮、馬忠良、陶英惠、張玉法等。合集與雜誌則有王志信與陶英惠合編的《山東流亡學校史》（1996）、陶英惠與張玉法合編的《山東流亡學生史》（2004），以及張玉法和陶英惠等人創辦的《山東文獻》雜誌，收錄的作者也絕大多數是男性。

唯一較突出的女性聲音，是高惠宇與劉臺平根據王培五口述整理的《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2000）。至於筆者編註的《山東過台灣──流亡學生夫妻自傳合集》（2004）中收錄母親孫萍女士的《人海萍蹤──法粹自述》，則是個人僅見的山東流亡女學生自傳，與父親單汶先生的《泓川流蹤》成為自傳傳統中罕見的夫妻合集，並與編註者形成跨世代對話。流亡學生第二代陳芸娟根據碩士論文出版的《山東流亡學生研究（1945-1962）》（1998），至今依然是此領域的代表作。

一九八六年齊邦媛在綜論臺灣的「留學生文學」時，巧思出「留學『生』文學」一詞，以示自一九六O年代起臺灣留學海外的作家，如於梨華、白先勇等的文學作品大都「生」自留學的經驗與見聞。相形之下，流亡學生離開故鄉來到臺灣的年代早於這些離開臺灣前往西方的學子，一路遭遇慘於這些有辦法「去去去，去美國」的佼佼者，個別與集體創傷更遠甚於實現出國夢的留學生。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2011）繁體版序中感慨：「中華民族是個健忘的民族，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沒有在文學中有相應的表達」（2）。山東流亡師生所遭遇的事件亦復如此。相關文學作品較多的當屬昔煙台聯中學生張放，在澎湖深受白色恐怖折磨，以自身經驗糅合見聞與想像，寫出《天譴》（1998）與「邊緣人三部曲」（《海魂》、《漲潮時》、《與海有約》〔2001〕）。楊念慈的《十姊妹》（1961）聚焦於十位流亡女學生的手足情，及姊妹淘隨校遷臺後的不同遭遇。郝譽翔的《逆旅》（2000）則從第二代的角度，結合身為流亡學生的父親的回憶與有限的文獻，運用文學想像，開啟人生逆旅。而郝的小說又順向催生了廖俊凱、洪儀庭、高俊耀的劇本《逆旅》（2023），將這段歷史搬上舞台。

四分之三個世紀過去了，在華文出版百無禁忌的臺灣，山東流亡學生第一代的自述、第二代的書寫，甚至不限祖籍山東者的文學創作，依然為數甚少，誠為憾事。冀盼更多有心人持續重探與再現，以書寫對抗遺忘，「不容青史盡成灰」！

《南方有嘉木》

楊明身兼創作者與研究者，曾在《鄉愁美學──1949年大陸遷臺作家的懷鄉文學》（2010）中寫道：「外省第一代註定失去了故鄉，他們在年輕時離家，數十年後終於得以返鄉，而家鄉的人事景物都變了，他們再也回不去，回不去故鄉，也回不去已然消失的青春時光。這一分無奈與傷痛，也對第二代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祖籍山東的她，如此自評《雁行千山》（1994）：「藉著候鳥終將飛回出生地的習性，比喻離家者的心情，是外省第二代作家寫作懷鄉文學的典型之一。」《雁行千山》寫的是一九四九年來臺者的懷鄉與返鄉，《南方有嘉木》則直面山東流亡學生的集體創傷及前因後果，集中於如何在南方臺灣尋得嘉木棲息，安頓身心，開枝散葉。

此書首要特色在於以「後記憶」（postmemory）為基礎的文學創作。楊明身為流亡學生第二代，運用來自第一代的記憶、口述、文字、圖像等資料，建構出這部長篇小說，使得《南方有嘉木》既有深厚的個人情感與家族記憶，又不受限於前輩的記憶與史實，以文學手法綜合多方素材，創造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與情節，以期達到最佳藝術效果。

另一特色就是女性觀點。藉由女作家的角度，透過以母親為原型的女主角沈語燕，由為人孫女、女兒、妻子、以至人母的經歷，揭示山東流亡學生中罕見的女性面向。筆者所知另一有關山東流亡女學生的長篇小說就是楊明之父、小說家楊念慈早年之作《十姊妹》。就這層意義而言，楊明既繼承了父親在六十多年前開拓的方向，又以女作家的身分，以沈語燕為焦點，訴說一同流亡的男女學生與老師的遭遇，對女性角色著墨尤深。

流亡學生來臺是確鑿的歷史事件，見證者眾，作者在撰寫時務必有所本，才具說服力。然而在相同的大環境下，各人秉性與遭遇又有不同，繁複多元，史實不及處則濟之以想像。如何精挑細選，排列組合，透過角色塑造與情節安排（包括把現實中父母的戀情化入小說），予以充分呈現，在在考驗著作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力圖遵循史實以求真，擷取各方精華以求美，又能表現出同甘共苦的人性之善。

全書以「山東流亡師生冤案」為背景與潛文本，這種書寫既是被壓抑者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藉由直面並袒露昔日創傷以尋求療癒，也如福克納所言，「過去從未逝去，它甚至從未過去。」選擇坦然面對過去，以鑑，審視並觀照了解現在，進而期待打造出更公義、多元、平等、包容的未來。如此看來，《南方有嘉木》也帶有安魂、寬容、和解與超越的意味。

楊明曾是「以敘美景、嘗美食為工作內容的旅遊記者」，撰有《酸甜江南》（2014）、《路過的味道》（2014）與《情味香港》（2019）。《南方有嘉木》中即便是寥寥幾筆對景觀與烹調的描述，都生動表露來到異地的新鮮好奇及故鄉之思，尤其藉由記憶復刻故鄉飲食，以撫慰舌尖上的鄉愁。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雙鄉情懷。流亡學生離鄉背井，於臺灣定居逾七十載。大陸是所來的故鄉，有著幼時家庭的溫暖、長輩的溫情、親友的溫馨與美好的回憶，尤其在兩岸隔絕、音訊渺茫的數十年間，更是朝思暮想、魂牽夢縈之所在。臺灣則是安居落戶、生兒育女、一手打造的家園。隨著時間的遞嬗、風土的薰陶、家庭的建立、人際關係的拓展，日久他鄉變故鄉，許多人在返鄉探親後更認定臺灣是家鄉，選擇做為安身長眠之地。

良禽擇嘉木

女主角名語燕，延續《雁行千山》中的飛鳥意象，書中多次提到燕子，讓我聯想到同為流亡學生的先母在我幼時常誦念白居易的〈燕詩示劉叟〉：「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然而當年拜別雙親、逃難離鄉時，焉知一別即是永訣，終未盼得與兩老重聚，抱憾終生。語燕返鄉時，物換人非，窮極一生無可奈何的離散之苦、懷念之心與孺慕之情，也只能盼望將缺憾還諸天地。

主張以記憶對抗遺忘的米蘭．昆德拉曾說：「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南方有嘉木》志不在宣揚道德，卻透過虛實相間的文學手法，發掘至今仍罕為人知的事物，讓世人得以認識、知曉其中的幽微曲折。身為流亡學生第二代的楊明，以特定的敘事視角，立體的人物塑造，精確的語言，生動的對話，溫厚的情感，跌宕起伏的情節，來追憶、反思與再現來臺第一代的個人遭遇、家族歷史、集體創傷，以女性的角度生動呈現大時代中渺小庶民不為人知的故事，其中自有其道。

南方有嘉木，北方為故鄉，良禽擇木而棲，思鄉之念不斷，此乃人之常情，宜以哀矜與同理之心看待。對擁抱雙鄉情懷者，南北原本並生，故鄉家鄉共存，兩者在個人生命中都具獨特的感情與意義，此書恰為見證。（本文係《南方有嘉木》序，聯合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