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回頭 亞裔受刑人的回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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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非裔佛洛伊德因遭受警方的暴力執法死亡,全美要求改革刑事司法制度的呼聲高漲。相關研究數據表明,美國是世界上在押受刑人最多的國家。僅占世界人口5%的美國,監獄在押人數卻占世界在押人數的25%。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日常的媒體報導中,「少數族裔」和「有色人種」這類表述,通常都代表著非裔與西語裔民眾,在刑事司法體系中,他們也確實受到最大的影響。但是,對於占監禁總人口約10%的「其他族裔」(Others)的,人們卻知之甚少。

移民、輟學、入監 不幸的惡性循環

根據「亞太裔受刑人」(Asian Americans & Pacific Islanders Behind Bars)的報告顯示,在2013年,在州與聯邦監獄層面上,共關押了11萬8100名分類為「其他族裔」的受刑人,約占監禁總數的9%。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規模監禁期間,亞太裔服刑人數增長250%。與犯下同等罪行的白人相比,亞太裔受到審判的可能性是其兩倍。自1998年以來,已有至少1萬5000名亞裔受刑人因此而遭到驅逐出境。

「屋崙崛起」組織主席蘇克茲(Liz Suk)就表示,許多亞裔移民初到美國,都是來到資源不足但警察過多的社區。1980年代的「War on Drug」大力加強警方執法,然而最後被逮捕的都是有色人種群體。在這之中,包括許多高中都因為資源不足,關閉了學校廁所等。

「新呼吸基金會」的創辦人鄭小飛就表示,全美各級政府用以支持亞太裔社區的資金少之又少,不到0.5%。許多移民青少年常常面臨一個惡性循環的人生歷程,即「移民──從學校輟學──進入監獄服刑」。

躲校園霸凌 他踏上幫派生活

曾在聖昆丁監獄服刑16年的華裔John Lam,就跟記者談到了作為亞裔受刑人在司法體系中的經歷。

John Lam表示,小時候父母每天都工作15個小時,他們深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能過上好生活。但卻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情感去支持家中的小朋友。「我父母是典型的羞於將愛說出口的亞洲父母。」John表示,自己因為染髮問題而遭到同學的嘲笑與霸凌,被叫做「雞」。

這時候,校園裡面的幫派份子便開始羞辱並且毆打John。「這是校園霸凌文化的一種,人們總是喜歡挑選比自己弱勢的人來彰顯自己的地位。」沒有別的解決方式了,John表示,在傳統的社會二元性別體系中,男生都被要求要堅強。

在那個充滿暴力的街區,拳頭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John表示,自從遭到霸凌之後,自己便離開了學校長達三個月。由於不想讓父母失望,John每天都裝作是家長接聽學校的告知電話。

「我生活在兩種角色之中,一種是在我父母腦海中的乖孩子,另一種,我又是街道上的幫派少年。」

吸毒、暴力 受害者變施暴者

談起幫派生活,John表示,幫派確實對邊緣以及少數族裔群體的青少年有吸引力。「那種環境給你一種能量,一種你從未在這個社會與校園中獲得的力量,因為它讓你感到,終於可以對校園霸凌做出回應了。」John在14歲輟學後,便加入了家附近街區的幫派。John表示,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己也漸漸從霸凌事件的受害者轉變為霸凌行為的施暴者。

John表示,加入幫派之後,自己便開始吸食大麻。在幫派文化中,暴力就是權力就是力量。因此獲得更大的權力與地位便與足夠的武力相匹配。隨著時間的推移,擁有槍枝彈藥對於幫派少年來說便顯得尤為重要。「在幫派之中,這代表了安全與尊重。」

John由於非法持有槍枝彈藥的罪名而在14歲時被逮捕過。隨著武器的升級,所從事的活動的暴力性也日漸增長,最終在17歲時因一級謀殺的罪名而被判處終身監禁。

John表示在17歲時便被判處終身監禁。John用絕望感來描述自己在監獄中的感受。當初還沒有對涉及謀殺受刑人提供任何減刑出獄的可能性。「對於一個17歲的年輕人來說,知道自己一輩子都要待在監獄之中,是一件很絕望的事情。」

轉機發生在2006年,加州議會通過了相關青少年受刑人的減刑法案。「這真的是一個曙光,一個希望,我知道自己將來有一天能夠重新從這裡出去。」John在獄中開始自學高中課程,很快便考取了高中畢業證書。在服刑16年之後,John終於在2020年從監獄中被釋放。

關16年後減刑 向受害者家庭道歉

談及對於被害者的歉意,John表示,自己每一天生活的動力就是希望能夠為社會做貢獻,但是無論自己做了多少事情,永遠都無法彌補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傷害。「歉意一直存在於我的腦海之中。」

根據「亞裔受刑人支持委員會」的介紹,目前正在聖昆丁監獄開始一個將受害者家屬與受刑人一起面對面進行治癒過程的計畫。John希望,能夠在受害者與受刑人之間展開對話,看到彼此行為背後更廣大的社會性因素。「對於被害者而言,是我永遠無法彌補的錯誤與歉意。」

根據司法統計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於2005年針對30個州釋放的受刑人的研究發現,三分之二的受刑人在釋放後的三年內再被捕,四分之三的受刑人五年內被捕。研究顯示,私人雇主並不願意雇用有坐監紀錄的求職者,Devah Pager的研究就顯示,有坐監紀錄的求職者相比於其他求職者,僅有不到二分之一的機會得到錄用。

華裔前受刑人Lee Zitsue算是其中的幸運者。Lee16歲的時候被判處23年的刑期。他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兩個月後,便接受了相關組織提供的社區機會,即華埠大使計畫,負責華埠街道的清潔,收發信件,維持社區物品的整潔,社區安全的維護以及相關活動的組織。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Lee又成功獲得了一份來自NGO組織的工作。

John表示,直到今天,自己的父母依然不願意跟親戚朋友談論自己曾經的受刑人經歷。「我的親戚朋友們只是知道我不在家中一陣子,沒有人確切的知道我那十幾年在做什麼。」John表示,當他真的在監獄中看到媽媽來探望時,內心十分激動。「我知道我的家人還在那裡,在支持我。」

35歲錄取柏加大 仍盼讓父母驕傲

John在剛剛過去的申請季申請了多所加州大學,最終被柏克萊加大錄取,將於今年秋季開始自己的大學生活。談及為何要在35歲的年紀選擇步入校園,John表示,希望能夠重新讓自己的父母感到驕傲。「我的父母真的很激動,當他們得知我被柏克萊錄取時。」與所有的大學新生一樣, John對大學生活充滿了好奇與想像。他想要體驗社團生活,同時計畫在柏克萊修讀計算機語言以及繼續為受刑人的相關權力而奮鬥。

柏克萊以及遍布加大其他學校的「地下學者計畫」(BUS),是專門設計用來幫助前受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項目計畫。該計畫最先是由柏克萊前受刑學生所組織,之後通過與州議員漢考克(Loni Hancock)合作,爭取到州政府的撥款,從而正式運營。

受刑人是個極為特殊的人群,受刑人要想走出過往歲月留下的陰影,重新融入社區和社會,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毫無疑問,他們也需要外部的幫助。許多組織和個人,在默默地為此奉獻。沒有人天生就是罪犯,一個人滑向歧途,有著複雜的社會環境因素。無論家庭、社區還是政府,都應敞開心胸打開大門,放棄成見,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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