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混亂時代，不當巨嬰：2022年末對國際局勢的一點看法
⊙劉又銘
強者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弱者只能做他們必須做的事。（While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隨著2022年進入年末，拜登總統的第一任期也接近一半。華盛頓政策圈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相當滿意。因為至少，在他們接過川普的爛攤子後，美國民主和世界資本主義秩序都沒有在 2022 年崩潰。從以下國際事態的發展來看，或許真有令他們志得意滿的理由。
首先，烏克蘭戰爭使北歐國家如瑞典和芬蘭紛紛申請加入北約組織（NATO），北約因此比其成立至今的任何時刻都還更加團結而強大。另一方面，美國自冷戰以來對歐亞大陸進行圍堵的德日前線，也都將自己的軍事預算推高至二戰以來的巔峰。分別增加了對美軍事採購，以及與美國的軍事合作。
其次，美國與印太地區盟友的合作也日趨穩健。以日本為中心的QUAD（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繼續發展，有潛力逐步發展成類似北約的組織。甚至韓國總統開始出席北約峰會，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也持續與華盛頓建立更深層的防務關係。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的獨裁政權流年不利。烏克蘭戰爭把俄羅斯折磨得只剩三分之一條命，中國的經濟因為COVID-19封控的突然解除，持續受到疫情衝擊而黯然失色，伊朗則對本國人的抗議殘酷鎮壓。上述三國的逆風，讓本來風行世界的「威權=效率」模式黯然失色。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代誌不是憨人想得那麼簡單
針對上述華府的樂觀氛圍，美國國際關係宗師學者Walter Russell Mead則對這種「聖誕行情」提出了警告。他強調，拜登政府這樣自誇是不明智的。因為烏俄戰爭讓美國沒辦法專注地「重返亞洲、針對中國」；華盛頓讓伊朗重返核協議的規劃也持續延宕；拜登政府無預警的從阿富汗撤軍，是再度以美國外交史上反覆出現的「單邊主義」，強烈驚嚇美國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根據Mead的看法，「白宮看世界」的全球形勢大好，並不是因為拜登團隊做對了甚麼；而是因為，美國和平下（Pax Americano），長期為世界各國所認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旦受到侵蝕，縱使美國左支右絀，其他國家也會基於「維護穩定國際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因此挺身而出。這種廣為人知的「制度霸權穩定論」讓美國接替了英國的擔子，扛住了一戰後的世界秩序。
而上述各地區美國盟友的活躍，無論是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德國與日本增加軍事預算，或印度與澳洲抱團，其實都是害怕「美國正在衰弱」成為事實；或甚至，害怕美國國內反覆無常的民意，會再度帶來另一個反覆無常的總統，以及無視盟友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而美國盟友的恐慌，更揭示了美國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政策連動下，經常辯論的議題。也就是，單極、兩極或多極的國際體系，哪個才是最安全的國際體系？
帝國的迷亂：永遠不知道哪一種秩序對自己最有利
對二戰後的美國學界與政策圈而言，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所支撐的「單極秩序」，應該是最簡單粗暴的穩定狀態；退而求其次，美蘇冷戰下雙邊對立的「兩極秩序」，因為核武強權的「相互保證毀滅」邏輯，避免了東西兩大陣營的輕舉妄動。同時，兩大強權對各自陣營內部，也時而進行約束。區域性的衝突因此頂多限定在有限戰爭或代理人戰爭，而不至於上綱成為全面戰爭；但最糟糕的，就是各區域「修正主義強權」四起而形成的「多極秩序」。因為20世紀的兩次次世界大戰，幾乎就是這種，多個霸權國間「重商主義下的經濟競爭」與「軍備競賽下的同盟對抗」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若是以這種「單極優於兩極、兩極優於多極」的偏好排序為基礎，來看待2022年美國所面對的國際情勢時。實際上，當下這個時間點的國際秩序，縱使不是主流媒體與美中強權矢口否認的新冷戰「兩極秩序」；但也是後冷戰時代，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秩序」，行至「多極秩序」的轉捩點。「一超多強」的世界，可能正在變成「多強壓過一超」的世界。至少印太地區「中國對抗所有國家」的狀況正在成形；同樣的，歐亞地區，則是「俄羅斯對抗所有國家」的狀況也在進行式。對Mead來說，這樣的態勢，對奉行「單極優於兩極、兩極優於多極」的美國而言，無疑是利空大於利多。
當白宮還在額手稱慶「多強壓過一超」時，宗師級國關學者卻警告「一超多強」就要消失，而全球多數媒體與政府卻都在討論新冷戰「兩極體系」成真。面對美國乃至全球這種有關國際秩序「一個事實、各自表述」的認知失調，作為小國的台灣又要如何自處呢？英國國際政治史學者Michael Cox的觀察，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帝國的痛苦」過於高貴：小國不能凡事只想當個罵罵號的巨嬰
作為一個後冷戰時代的冷戰史權威，Cox在自己今年初甫出版的《帝國的痛苦：從柯林頓到拜登》（Agonies of Empire: American Power from Clinton to Biden）》一書中，特別強調國際關係中個別領導者思想的重要性。透過了解美國總統作為美國，乃至世界領導者的觀點，去看他們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也就是一種與國際關係理論家習以為常的「結構影響行為者」模式，完全想法的「行為者塑造結構」模式。希望藉此來分析美國領導人的決定，如何形塑了後冷戰的國際政治。
並且，正如同《金融時報》書評所說的，Cox認為，1990年代至今，是歷任美國總統對一些關鍵國際事件的「認知」（中俄作為修正主義大國的出現、全球反恐戰爭，以及2008金融海嘯），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國際權力結構關係」，決定了當代的國際政治環境。
但在這裡，我們的重點並不是《帝國的痛苦》一書；而是把焦點放在今年初，Cox於《倫敦政經學院書評》（LSE Review of Books）中，針對《帝國的痛苦》所做出的補充。在這篇書評中，Cox近乎「勸世」的強調，英國與美國因為作為20世紀共同經歷無數次戰役的同盟戰友；又是同文同種、溝通起來毫無障礙的民族兄弟。所以很多人英國人相信，英國與美國之間存在一種「英美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更讓英國人普遍認為，倫敦有一條通向華盛頓的特殊通道。只要透過這個通道，英國就可以影響或形塑美國的外交政策。但Cox在這裡要提醒英國人的是，應該時時對這種「英美特殊關係」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
因為根據Cox的歷史研究顯示，在很多情況下，一旦美國下定決心要幹的事情，他們就會幹，根本不會跟誰商量。所以，儘管英國經濟學家、時任英格蘭銀行總裁的凱因斯，在一戰結束時，曾多次懇求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取消英國在一戰期間的對美舉債。但威爾遜這個自由國際主義的始祖，幾乎是毫不考慮就拒絕了凱因斯的請求。
同樣的，二戰結束時，美國總統杜魯門面對被納粹空軍炸得滿目瘡痍的倫敦，也是馬上取消美國作為「民主兵工廠」無償提供軍民物資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幾十年後，19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縱使同為新自由主義盟友，但柴契爾夫人在她的《授權傳記》中也提到，唐寧街十號的很多重大意見，也經常被白宮忽視。更不要說，今年年初，拜登團隊既沒有跟布魯塞爾，也沒有跟倫敦協商的狀態下，就逕自決定阿富汗撤軍。
Cox上述的歷史觀察，無疑是反駁各種將「多邊主義」視為美國外交政策主流，而特別凸顯美國外交中「單邊主義」的一面。Cox就強調，在上述幾個美國總統的例子裡，杜魯門對取消《租借法案》的說明，是對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單邊主義，最為傳神的解說。
杜魯門認為，《租借法案》於其前任羅斯福總統通過時，美國的主要動機就不是利他主義或慷慨大方；而是因為，幫助歐洲國家打敗納粹，甚至不用美軍直接參戰，是美國利益的極大化。《租業法案》的通過，為美國爭取了投入戰爭、直接面對敵人之前，無論是輿論或軍事上的戰爭準備。
所以按照Cox的總結，當你擁有巨大權力時，無論別人許可與否，你都可以為所欲為。這是美國作為帝國的特權，也是其他名為盟友、實則為「帝國附庸」的國家，必須認清的事實。在這裡，Cox要做的，並不是批評美國作為帝國的單邊主義，而是要提醒英國人（或台灣人），面對經常迷茫、混亂卻又獨斷的「帝國美國」。必須要認清事實、做好準備，讓自己成為美國極大化本國利益的一部份。切記不可當個「己願它力」的巨嬰，才是吾等附庸的生存之道。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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