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潤的關照 深沉的嘆息--紐約看《悲情城市》

本文係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在紐約影展觀看《悲情城市》首映後所撰寫，原刊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時隔33年，《悲情城市》4K修復數位版重新上映，200幀珍貴幕前幕後照片首度曝光，由新經典文化結集出版，並收錄此篇推薦專文。人間副刊特別將此專文重刊，以饗讀者。

我在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看到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在紐約影展的首映，銀幕變得非常擁擠，劇情之外，諸多童年往事忽忽都到了眼前。終場後不禁為上一代人的青春，為台灣的命運長聲嘆息。

但這部影片最驚動人的不是二二八的題材，而是侯孝賢深沉的人文觀照，對生存的艱難與生命無常所抱持的悲憫胸懷。很多電影觀賞時讓人無限激動，不久便隨風而逝。《悲情城市》經得起細讀細嚼，令人反思低迴，無法忘懷。

影片描述改朝換代中，一個家族的沒落以及年輕人對理想與愛情的追尋。時間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日本投降，結於大陸棄守，政府遷台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劇中尋常百姓的遭遇反映出政治權力轉移過程中的混亂與混亂中造成的悲劇。

基隆林姓阿祿師早年是江湖人物，有四個兒子。長子文雄繼承家業，成為角頭老大，胸膛刺青，外蓄側室，光復後開設酒家，兼營商船往來基隆上海，因與內地人的幫派衝突，死於上海佬槍下。二子文龍是個愛聽古典音樂的醫生，為日人徵召赴南洋當軍醫，失蹤。三子文良被日軍調到上海當通譯，神經錯亂返鄉，痊癒後與上海佬廣東客勾結，利用文雄的船隻走私白粉，二二八後為內地人幫派陷害被捕，出獄後成為癡人。四子文清童年失聰，在金瓜石開設照相館。

文清摯友寬榮和一群以台灣紳士林老師為首的知識分子密切往來，經常在文清的照相館高談國事。寬榮的妹子寬美在礦工醫院當護士，與文清彼此愛慕。二二八事起，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林老師被槍斃，文清與友人被捕。寬榮逃入山林，文清無罪開釋。文雄死後，文清寬美匆促成婚，不時接濟寬榮和他的同志。長子誕生後，寬榮被捕，文清受到株連，再度入獄，留下寬美獨自扶養孤子。

這樣一個錯綜複雜，充滿激情的題材，侯孝賢卻能不慍不火，從容出入幾個層次，使《悲情城市》兼具藝學的完美與時代見證的優點。

首先令人動容的是台灣社會真實質感的體現。

影片中，台語、國語、日語、客家語、上海話、廣東話、京片子交雜出現，正是光復初期島上南腔北調的語言世界。劇中人交談有時必須經過幾道翻譯，有時以對方聽不懂的方言損人，點出新移民與島上居民的無法溝通。全劇語言鮮活，情節轉折妥貼，編劇吳念真，朱天文的功力使人讚歎。

演員的一言一行，舉止進退，在在是我們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表露，自然得彷彿沒有劇本。港星梁朝偉以小動作和眼神細膩地演活了失聰的文清。飾演文良的高捷幾段發作或發癡的戲充滿說服力，成為觀眾腦海裡揮之不去的陰影。與侯孝賢長期合作的辛樹芬演技更上層樓，從皎如百合的純情「阿娘仔」演到堅強的少婦，每個階段的含蓄表演令人憐愛。在侯孝賢世故的運用下，所有的角色，包括李天祿的祖父，詹宏志、吳念真、張大春、謝材俊的知識分子，還有只出現一兩次的阿匹婆和音樂家蔡振南都有讓人眼亮的演出。

飾演文雄的陳松勇搶盡鏡頭。我們看到他大手大腳大嗓門地演絕黑道老大的角色，卻又細心為孩子蓋被，柔聲跟發癡的文良說話，更用長時間泡老人茶，說了一大堆童年瑣事。侯孝賢捨壯烈聳動的大場面不拍，卻用相當篇幅細寫與劇情發展無直接關係的生活小節，除了加強人物的真實感，更說明了二二八只是《悲情城市》的大背景。小人物的命運，人和人之間的關愛，才是侯孝賢執迷的主題。

物與生活之外，野台戲、舞獅、祭拜、正音、哭調，島嶼生活的文化層面透過鏡頭樸實的表現，交織在劇情裡，成為生命長流的點滴。初次正式掌鏡的陳懷恩令人驚喜莫名：影像竟然捕捉到台灣飽含濕氣的溫潤空氣和光復後昏暖的燈火。在電視連續劇和電影長期扭曲台灣居民的形象之後，終於有這樣一部電影真誠、細膩、成功地為斯土斯民造像。

《悲情城市》的鏡頭恆常以中景呈現生活似的視覺角度，讓觀眾安穩地審視那個年代的悲歡離合，也為複雜的劇情與繁富的表達奠定了厚實的基礎。「侯氏長鏡」在這部片子裡變本加厲，超過兩個半小時的電影，不到三百個鏡頭。觀眾只看到演員的表演，沒有意識到導演的上下其手。角色的情感因此得以和觀眾直接交流，重要的主戲得以醞釀、累積出飽滿的張力。甚至一場戲結束後，鏡頭依然靜止不動，留給觀眾一個整理和沉澱的空間。

文清夫婦接獲信函，得知寬榮被捕的一幕，給人的衝激最大：寬美在榻榻米上耐心餵小孩，文清進來，把信遞給她。寬美讀信，驚愕，惶然，文清抓住她的手。小孩把信搶走。寬美繼續餵孩子，把信撈回來，再讀一遍。小孩爬來爬去，呀呀叫著，文清捧面伏身。幾分鐘的長鏡，沒有驚呼，沒有對白，沒有大動作，卻造成震耳欲聾的撼人效果。

幾個發生在同一地點的場景，鏡頭常擺在同一個地方。日女靜子前來告別；文良入院，出院；上海佬探訪文良；寬美做著護士的工作，又挺著大肚子入院待產；二二八受傷的內地人前來求治，都在醫院玄關展開。又如，寬美與文清重逢，筆談別後狀況的林家餐廳，正是劇終時殘破的林家眾人晚餐的地點。觀眾在幾乎相同的距離旁觀這一切，從而得到時光流逝，人事全非的滄桑之感。

一些精心構思的鏡頭也安靜而有力地傳達出戲劇動作之外的暗示。俯攝的夜晚街頭，足聲卡卡地奔過兩名女子，引出寬榮逃亡受傷的情節。文清出獄一場，牢室緊逼，漫無止境的長廊凌遲著焦切的觀眾，文清出鏡，鐵門哐啷閉上後的死寂，使觀眾的心直沉地底。而一再出現的含烟港灣的空鏡頭，不僅平衡了劇情的熾烈，也彷彿宣告天道無親的冷酷。

侯孝賢平靜的推展劇情。產婦生子，瘋子發作，醫生驗屍，黑道火拼，這些尋常電影渲染煽情的場面，都樸實地交代過去。文良、文清被捕，觀眾不在現場。寬榮受傷哀叫連連，但應該是血肉糢糊的傷腳被桌子遮住了。文良出獄後七孔流血，只是驚鴻一瞥，隨後慶祝新年的場面，炮竹變得毫無喜意，獅子恍然舞在一片荒原之上。

影片開始，還在走字幕時，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在漆黑中喃喃不休。陳儀宣布戒嚴的廣播使人想起天安門事件中李鵬的語氣。兩項時局的鉅變，突如其來地由兩種不熟悉的語言宣告，彷彿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益發凸顯島上居民在外力撥弄下的無力、淒惶。同步錄音所帶出的雞叫、嬰啼、犬吠，著墨不多，卻有效地點出時代的不安和恐怖。

光復後陳儀政權的腐敗，是從知識青年議論時政，「通貨膨脹」、「失業」、「政府是公司」、「法院是他們家開的」這些談話裡透露出來的。文雄的「台灣人可憐，眾人吃，眾人騎，無人疼」一語，道盡老百姓的委屈與不滿。憤怒的民眾闖進火車車廂，搜尋外省人出氣，被誤人為「阿山」的文清，驚恐中掙扎出一句「我……台灣人」，那份瘖啞與曲扭正是島民處境的寫照。

惶亂恐怖的年代裡，文清與寬美的愛情給觀眾帶來巨大的安慰，甚至希望──希望影片在全家福的照片停格中結束。兩個年輕人在「蘿蕾萊」音樂聲中款款筆談，文清提起年幼失聰的往事，寬美憐愛的含蓄表達，是華人電影裡最令人難忘的戀愛場面之一。

《悲情城市》的戲大都在室內進行。文清接寬美上山城，兩人和寬榮拍照，以及文清送寬榮兄妹下山，三場戲的背景豁然海闊天寬，年輕的理想，愛情和友誼彷彿可以沿著蜿蜒的山路無限發展下去。這些過場簡潔地歌頌青春，也有力地強化了日後三人理想破滅，生離死別的失落與悲慟。

對比於沉重氣氛淡淡凝造的是侯孝賢和兩位編劇一向擅長的幽默。醫院惡補國語，初掛國旗失誤百出，塾童模擬旦角身段，乃至文雄敘述掃墓的情景，不以鬧劇形式呈現，卻成功地掀起哄堂大笑。爆笑聲中，劇情「言歸正傳」，把悲情繼續刻劃下去，電影就在一緊一弛中建立了張力。

有時，一個鏡頭，一件小事，就有回味無窮的豐富表達。文清在監獄裡倚欄外望的畫面，彷彿是二二八時期島民困境的縮影。文雄側室的長子生於光復之夜，誕生時熄電的電燈忽然大放光明，因此取名「光明」。隨著劇情的發展，這個一開場就出現的名字，成為一個龐大的反諷。

字幕的有效運用則是侯孝賢功力四兩撥千斤的表演。一些重大的變故以簡短的文字反白出現在漆黑的銀幕上，比現場目睹更叫人驚動顫慄。寬美的日記與信件不時給影片添加清麗的詩意。寬榮對櫻花飄飛的嚮往遙遙指向他日後奔赴理想的犧牲。及至文清難友遺筆「生離祖國 死歸祖國 死生天命 無想無念」，寬榮留話「當我已死 我的人已經屬於祖國 美麗的將來」，影片忽然躍離鉤心鬥角的黑道糾葛與兒女情長，提升到理想的清純與史詩的壯闊。個人的苦難頓時成為家國的悲劇。

然而，故事沒在這裡結束。文清二度入獄後，寬美致函報告近況：「……蘆花開了 滿山白濛濛 像雪」。鏡頭帶出眾人在酒家玩四色牌，林家老少晚餐，遠處看得到文雄遺孀在客廳張羅，孩子們竄進竄出。事件過後，最直接的改變是男人走了，留下一張全家福相片，女人壓抑苦痛勉力持家，把下一代教養成人。日子要過下去，飯要吃，生意要做，一切彷彿不曾發生。生命的悲情莫過於此。電影在這裡結束，一路累積的張力凝結為一顆大石，重重壓在人心頭。

這頓「最後的晚餐」吃得很久很久，好像一場儀式。《悲情城市》有幾場儀式──開場戲裡文雄側室生產，文雄焚香求神保平安；酒家開張，林家祭天祈福；文雄的喪禮與文清寬美的婚禮接連登場。侯孝賢以漫長的鏡頭記錄這些場面，而一些生活小節：像靜子向寬美的告別，幾場吃飯和拍照的場面，也都處理得大方穩重，有如儀式。文清寬美的全家合照安靜進行，觀眾事後才意識到，原來是一場「告別式」。

從《小畢的故事》以來，侯孝賢在台灣文化的礫土上，不管票房失利，不顧身負重債，一直以驚人的自信鍥而不捨地為台灣社會造像。在《悲情城市》裡，他以多年的歷練刻劃一個不曾親身體驗的時代與社會，獲得驚人的成就。

「侯孝賢對形式的掌握，對結構和燈光的控制，指導演員的技術，以及他深厚的文化根源，在在令人敬畏。」紐約《村聲週刊》的影評人這麼說：「《悲情城市》尖銳的歷史感和出人意表的美，使大部分歐洲同行無地自容。」

四年前在寶宮戲院觀賞《童年往事》，觀眾席只有十八人的淒涼場面依然歷歷在目。在大會歌劇院以及在當代美術館討論會震天的掌聲裡，四十一歲的侯孝賢沒有意氣風發的得意，亦無故作謙虛的表態，讓人心裡充滿了喜悅與敬意。

《悲情城市》是一部歷史性的經典之作。《悲情城市》宣告一位偉大導演的到臨。

（本文原刊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國時報》，近期收錄至《悲情城市 經典劇照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