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多數人不關心文化資產？從墨爾本舊監獄導覽，我發現台灣缺乏「主動思考」的培養

文：林聖祐

眾所周知，文化資產的修護是一持續性過程，不會止於獲得文資身份、修復工程落定，或是發展出再利用模式。尋求「永續經營」，才是文資保存的目標。

然而，在台灣我們所面臨的，卻是這三個階段皆為人詬病的結構性問題。在前端，老建築「自燃」、民間抨擊文資審議黑箱、保存總倚賴官方作為、文化部門經費有限，行動與效率不彰；保存修復端，人才與職位欠缺，修復工作遠趕不上文資指定，尤修復著眼於古雅的物質外觀，與政治經濟效益；展示、規劃利用端，則以文創為主要方法，以食宿與展演空間為大宗，有形文資的無形價值極少被傳遞與看見。

關於文資議題，相關的社區與官方正努力改變，也有些成果，卻仍可見專家學者與地方團體「痛心疾首」，指出關心文資的人還不夠多。

為什麼大多數台灣人不關心文化資產？我們知道，將這些傳承之物納入法律規範，是為了使其更好的被保存。可以理解，並非受政府指定的價值才彌足珍貴，但台灣文資議題聚焦的，正是文資身份的種類及有無，因為涉及生活機能與政府補助。如何讓人們主動思考保存，無需透過指定或登錄等程序，或為關鍵。

為了誰，又為什麼保存？

因此，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要保存這些過去留下的種種？」

原本隨時間而逝之物，為何不讓其因時淘汰？除了懷舊與稀少性等因素，還有部分人認為自己需要與這些東西互動、產生連結。但這些「人」是所謂的專家學者、所有權人與相關人士，對與之無干的人，大概會想：「這些東西哪裡重要、這是為了哪些人而保存？」。

通常，這些「無干」之人們直覺的反應，是美感。

在文保修護的路上，視覺影響異常巨大。在台灣多數人期待看到的，是壯麗震撼的地景，是風情絕美的建築，是精巧華美的古物，目光停留在「古色古香」。

當然，當代的價值品味與取捨，可視為一種「創造」文資的過程，該過程混合著商品化、形塑認同感等影響，使文資在原初面貌外，疊加新的意涵。這說明文化觀念、美學價值相互揉雜的主觀意識，即價值觀，是建構多數人判斷文資保存與否的根本。

價值觀除了隨時代、隨時人變遷，不同角色立場，即便皆主張保存，亦可能大相逕庭，這恐怕是文資審議會上不斷上演的情形。

以大規模的近事為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今（2023）年9月，將位於約旦河西岸的傑里科（Jericho），人類歷史考古最早可追溯的古城之一，列為巴勒斯坦所轄之世界文化遺產，激起以色列外交部不滿。

在以色列的立場，古城是猶太的遺址，所在是以色列之地。可以看出，文化遺產是用來證明宗教、歷史與文化和遺產定著的土地密不可分，彰顯所有權的最佳代言。這件事詮釋了即便都想要保存維護，其背後「為誰而保存」亦可產生極大衝突。

由文化教育，激盪所有人對文資的思考

由此可見，價值觀主導了我們判斷保存與否、為何保存的過程。借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一文中，提到藝術的核心是靈光（aura）的概念。

其謂「靈光」是一模糊感、無法重現的體驗、有神聖的距離感，此與歐洲藝術體現於宗教密不可分。班雅明強調，工業革命後，大量生產的機械複製品消磨，甚至失去了靈光。

而靈光，被一些人解讀為有形文資背後，多重的精神與意義。姑且不論當今文資展示在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與混合實境（MR）之下，靈光能否得到再現。可以說，我們透過感官欣賞、體驗、與靈光互動的過程，奠基自文化教育。換言之，文化教育建構我們對文資的價值觀。

現時商討文資教育議題，多著墨高等教育中，建築、工匠等各類文資人才的育成薄弱，甚至缺席，這是專業執行層面的匱乏，甚少議論及普羅大眾的文保意識。

提及大眾能接觸到的文化教育，自然會論及中小學的自然、人文相關課綱，我們知道有不少教案正努力設計地方的歷史、自然文化、訓練思考。

那麼，問題難道在於這樣做的學校不夠多？當然，畢竟要求所有的各級學校皆如此並不實際。可是，必須注意這些課程更多是培養出熱愛自然或過去之人，本文的癥結顯然是那些「不感興趣之人」，因此這種課綱設計並非解方。

以澳洲墨爾本為例，時值校園第三學期落幕的春假，無論保護區、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還是藝文中心，皆可見家長帶著孩子，將自身的理解告訴兒女，互相交換意見。

以墨爾本舊監獄（Old Melbourne Gaol）為例，作者在參加導覽時，見到一莫約10歲的墨爾本男孩。當導覽員提到有逃犯不知所蹤，可能葬身大海或鯊魚時，男孩主動舉手表示「鯊魚不會主動攻擊人」，侃侃而談人類死於鯊魚攻擊之少，與導覽員熱切討論逃犯末路的可能性。

從後續參觀情形看來，那孩子未必對舊監獄、逃犯有多大的興趣，可他結合自己感興趣的議題，願意了解，展現出獨立思考的意識。台灣的文化教育，正缺乏這樣的培養，除了教授知識、美學與道德素養，我們並未誘發孩子對多種議題主動思考的能動性。

這與批判性思考或思維不同，不是深度議論與批判，而是當人們接觸任何事物時，不會毫無感觸，能練習提出問題、主動思考。

在台灣，有多少家長會帶孩子到文化場所，又有多少會在場所與孩子討論見聞？當然，家長願意帶孩子到文化場所，與社會福利、地方政策、城市規模等相關。但有多少家長能在自己未必感興趣的情況下，還願意了解，能主動找到切入點，與孩子更深入對話？

所以，文化教育能保存什麼？

將文化教育的問題歸咎於家庭教育，是因為家庭條件與價值觀相輔相成，這不僅是文化、美學方面的價值觀，而是影響人們做出所有決定之價值觀。

但欲透過家庭改善文化教育，顯然緣木求雨，無助於事。台灣文資活化再利用集中食宿與文創商品，和這種利用方式最賺錢不脫干系，可以理解經濟是影響家庭生計最重要的指標，而兼顧當代人的生存需求，是文資永續發展之要件。

因此，我們必須做的，是開發出各式文化遺產與每個人的連接點，藉由這種連接點，作為文化教育切入生活。其可以是遊戲，是故事等活潑、頗具經濟效益的媒介，關鍵在於能夠讓所有接觸者思考自己與文化遺產的關聯性。

我們常聽到有人呼籲文資保存與所有人類有關，但真正牽扯到的，是政府主管機關、使用者、所有權人、專家學者與喜愛文資的人。

當文資規劃、利用難以找到真實性、整體性與經營使用需求的平衡，規劃經營者無非上述角色之一，因此難以跳脫窠臼。不將這些不在意文資的人納入，是因為對他們而言，經濟毫無疑問更加重要。但當文化教育落實啟發思考能力時，我們便能期待透過這些人的新視角，找到新的平衡點。

文化教育有望達到的，首先是引導各界不直接相關、不以學術或愛好角度來討論文資者的投入，讓再利用的思考多元化；其次是降低溝通與推廣成本，使意見割裂不再頻繁。

文化教育並非讓人人愛好過去，或信手捻來文史知識，而是要建立完善的取捨意識、發展出更良好的互補機制。在文資保存前，若人們清楚明白自身行動產生的後果，合作統整能力與資源，思考轉圜餘地，文化教育的成果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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