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擎天崗的牛請命：我們需要留下這片草原的生態與歷史

作者／獨立評論
文／郭瓊瑩

台灣因為地理氣候以及地形地貌因素影響，除了少數高山有些高山草甸或高山草原（如合歡山、八通關等），並未像溫帶地區國家那樣，擁有大面積的自然草原景觀。

也因此只要有一片大草原，遊客就趨之若鶩。像是南投的清境農場、新竹的青青草原和綠世界，或苗栗的飛牛牧場……。

只是，這些草原都不是天然生成，而是透過人為控制草原地被的演替進程，或因人工割草、放牧配套而產生。

近來，陽明山擎天崗草原有民眾在遊玩或登山健行時受到牛隻干擾，而有諸多聲音，希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能限制牛隻行為、或圈限放牧區，甚至建議將牛隻移出國家公園外。

這些以「人」為本的思維不僅錯誤，更可能直接改變國家公園的特別景觀。能不審慎評估嗎？

地理課本中的青海大草原、新疆昭蘇大草原，都與游牧民族的放牧活動相關，人、動物與大自然，形成一個共生的草原生態系。

是以，回到離大台北都會區不到20公里的陽明山擎天崗大草原，除了體驗、欣賞外，公部門更有義務將這個「特別景觀」的形塑成因讓社會大眾了解，「牛隻」的存在，其實才是這片草原景觀保存的關鍵。

草原景觀的歷史淵源：戰略要塞與廣大牧場

擎天崗草原位於金山、萬里、平等里、山仔后、磺嘴山、草山、頂山、五指山間的平坦鞍部，有特殊的火山群地理區位，也是這些區域間重要的通道樞紐。區內的竹蒿山具地勢優點，迄今仍有諸多反空降的碉堡留存。

早於荷鄭時期，這裡就是金山（金包里社）與士林（毛少翁社）間平埔族往來的重要貿易要衝，清代更因大油坑採硫、再加上魚路古道與挑磺要道等必經路線，在擎天崗區累積了多層次的歷史足跡。

清道光年間，英國植物探險家經魚路古道，在擎天崗留下「草原」的紀載。此時草原的存在，可能與先民獲取梅花鹿及其它野生動物相關。

而日治時期（1934年）日人在這裡設立大嶺峠牧場，引入類地毯草的牧草，經營大磺嘴山區域，巔峰期牧場面積達上千公頃，並有3,000多頭各種牲畜（包括黃牛、神戶黑牛、羊、戰馬……等）。

而除了耕牛及肉牛為畜牧經濟基礎外，此處的特殊鞍部地形，也讓日人在發動大東亞戰爭時，於此挖掘了2,000多個散兵坑、防空壕以及地下碉堡，迄今仍有諸多遺跡留存。

1949年後，國民政府來台，在反共抗俄的政治氛圍下，隸屬於「陽明山管理局」的擎天崗地區，又成為北台灣抗共的反空降基地。今日留存的營房、碉堡、防空洞與散兵坑，也見證了當時的國家經營戰略。

國家公園誕生，草原特別景觀區獲保存

1985年，以七星山、大屯火山系為主軸的自然地質與人文生態景觀資源，劃設了「陽明山國家公園」。

其面積雖僅有1937年之大屯觀音國立公園的1/9，但也因有《國家公園法》為依據，有效保全了這裡的人文史蹟與草原生態景觀，今日更成為大台北都會區重要的休閒遊憩據點。

而也因此，偌大的遊憩壓力不斷挑戰著「特別景觀區」的永續經營。尤其是當原有的「陽明山牧場」改制為台北市農會管轄時，因農業轉型，原有的3,000多頭牛隻已銳減為70多頭，而近千公頃的草原地景也不斷縮減，迄今只剩下約400多公頃。

如果因為遊客不當的遊憩行為，干擾了原本牧牛草原的生態系，那麼未來，自明代以來就陸續種茶、放牧、甚至有梅花鹿足跡的草原，可能因野生動物及牛隻放牧的消失，而逐漸改變。

若缺少了牛隻共生，草原景觀將逐漸被灌叢、次生林取代，並演替為森林。而如果這數百年來的文化地景，因為人類單一向度的安全考量而被移除，則不僅草原景觀將不復見，數百年來先民移墾發展的歷史遺跡，也終將被灌叢與森林淹沒！

期待「與牛共生」的文化景觀永續經營

擎天崗草原不僅是「特別景觀」，更承載了數百年來人、環境與牛隻共生的珍貴「文化景觀」。

依照UNESCO文化資產之定義，這個仍持續存在演替的「活」歷史場景，應該以更嚴謹的態度看待，並依照動植物生態學家長期的科學調查結果，進行合理的放牧治理。

這種牛隻與草原共生的型態，就像原住民對其傳統領域的全持續經營，有同樣的價值。

當然，教育遊客、制定適切的遊憩行為規範，也將有助於持續維持「擎天崗」的品牌形象。（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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